她宽大的墨镜下缘几乎和口罩上缘接在一起，这意味着她大半张脸都已经被遮住，即使直视镜头，也不可能被认出来。纵使如此，照片上她依然垂着头，视线看向右下方，和照片另一边的《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总编辑马维敏轻松自然的笑容大相径庭，她和两位《苹果日报》高管握手的姿势，也显得勉强而不自然。
这是一场“颁奖典礼”的报导，颁发的是“爆料拿奖新台币200万”的揭晓典礼。这名Y小姐因为向苹果提供了一段清晰、完整的“八仙尘爆”现场影音，事发一瞬间的伤者四散奔逃的影像，以及惊吓尖叫的声音清晰可闻。这支“旁观他人之痛苦”的影音，一天之内超过269万次点阅，获得了“单月最高”及“单周最高”两项奖励，共得到新台币220万元奖金。
为了想在24小时发生的即时新闻大海中捞针，《苹果日报》推出“爆料拿奖金”政策，鼓励一般民众提供爆料讯息，一般提供影像有新台币2000元奖金，照片新台币1000元。但爆料内容如果能大量吸引点阅，《苹果日报》还有丰厚的奖金，Y小姐获得的就是这份大奖。
爆料拿奖金 新闻伦理堪忧
“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作法有点争议，有点像是花钱买新闻，但高层解释，这是为了让民众累积对我们的信任，以后发生大事，他们也会第一个想到我们。”但对于高层的说法，《苹果日报》记者阿中（化名）对端传媒说，他心里仍抱有疑问。
早在苹果推出“爆料赚奖金”活动时，《苹果日报》工会就曾经因为这项活动涉及严重的新闻伦理问题，公开声明反对。声明中说，让爆料成为赚取金钱的手段，造假、滥爆等问题势必浮现且恐难控制。
工会在声明中强调，依新闻产制流程，所有爆料均仍须靠第一线记者进一步查证后才能刊登，以暴利吸引民众大量爆料，不仅扭曲新闻本质，更打击辛苦采访、查证的记者士气，更将让已处于过劳环境的记者工作负担更重。
工会呼吁《苹果日报》管理层三思，停止这项活动。但高层并没有采纳。
随着这项政策的推出，线上记者更陷入愁云惨雾之中，因为高层要求，只要有人爆料，线上记者就得处理。阿中说：“曾经有同事同一天接到好几则爆料，只好打去问官员回应。但很多爆料内容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问久了官员也会动气。像有次他晚上10点多又是为了这种鸡毛蒜皮爆料，打给官员问回应，结果对方不耐烦地说：‘这种事你也要问？现在都几点了？你没家庭我有家庭好吗？’记者只能摸摸鼻子道歉。”
记者人力固定，但媒体却没有因应阅听者对资讯即时的需求，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工作流程。固定的人力处理无限的事，让媒体工作者的劳动条件每况愈下。
曾因休假问题，差点发动罢工杠上资方的壹电视工会理事长郑一平也难掩气愤地说，主管常常滑着手机看到一条消息，就想也不想的要前线记者去确认，“但每个时段的记者人力是固定的，他要插一条进来，但原订安排要做的还是得做，记者工作量就会增加。更让人生气的是，常常两组SNG（卫星新闻转播）派过去，消息却根本是错的！没那件事！你说会不会气死人？”
郑一平的批评指出一个重点：记者人力固定，但媒体却没有因应阅听者对资讯即时的需求，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工作流程。固定的人力处理无限的事，让媒体工作者的劳动条件每况愈下。
是什么样的策略思维让《苹果日报》决策高层如此铁了心，无限期支持“爆料换流量”？ 台湾公共电视台资深研究员何国华在2014年7月发表了一篇报告《联合报和苹果日报的转型驱力》，文中访问了台湾《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这位即时新闻的操盘手直截了当地说：网路阅读行为和报纸不同，网友有兴趣的内容，网路即时新闻就要报导。
废文＝生存之道？
报告引述陈裕鑫认为《苹果》的策略是“要，就全部都要，不要把‘废文’市场让给别人。”
所谓“废文”，一般指的是没有公益性、缺少新闻价值，琐碎而没有意义的报导。近年来《苹果》即时最著名的废文，可能要算是一则艺人欧阳妮妮早上穿外套发现口袋里有新台币200元的“即时新闻”。
但陈裕鑫认为，“虽然有人认为废文不符合主流想法，但不做就是死路一条。”“废文不是《苹果》的攻击策略，而是防守策略，少了这道防线就是死路一条。”
陈裕鑫说，藉着这样的策略，“其他网站连抄都来不及抄，流量成长也就不如《苹果》，因为我们提供多元原创内容。”所谓“多元”，就是“专业的要更专业，快要更快，废文要更废。”
“靠网路讯息或民众爆料刺激流量，短期来看好像有效，但就商业逻辑来看，一个媒体没有特色，大家做的新闻都越来越像，甚至和内容农场没有两样，广告主为什么要下广告在你这里？”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刘昌德接受端传媒访问时强调，读者或许一次两次会被骗进来看，但久了之后，就不会再信任这家媒体。媒体不思考如何做出差异化的内容，让自身有区别性，最后只会走到死胡同。但台湾媒体在面对网路时代的浪潮，以及伴随而来的广告营收下滑时，却已乱了方寸。
读者爆料，难道只能生吞活剥地拿来赚点阅率吗？显然不是如此。
过去媒体制造单一产品的生产流程必须改变。……只靠持续追求即时新闻来满足阅听人，只是一种没有目标的盲目狩猎。累死记者，也让新闻品质下降。
网路、社群与媒体产业间关系在近十年内产生重大变革，过去作为主要资讯提供者的媒体，逐渐转变角色，与公民建立起平起平坐的合作关系。而透过公民提供讯息，让媒体有能力掌握24小时、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新闻事件。
2005年英国伦敦地铁爆炸，彼时英国广播公司（BBC）收到两万多封电子邮件，三百多张照片，以及爆炸时的影像档案。BBC认可这些民众讯息有报导价值，将之用在报导内容中。地铁爆炸案开启媒体与民众的频繁合作序幕，此后BBC每天都会收到上百封民众提供的讯息。
2012年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所属的“陶氏数位新闻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出版了一份重要报告《后工业新闻》（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3位作者分别是陶氏中心主任Emily Bell，纽约市立大学媒体文化系的C.W. Anderson，以及新媒体倡议者Clay Shirky。
报告指出一个重点：过去媒体制造单一产品的生产流程必须改变，他们称之为“可介入的工作流程”（hackable workflow），“内容不再是只使用一次就丢掉，而是不同层次的再运用”。在这个流程中没有一个最终产品，而是这些素材可以不断地被加工、加入新元素，成为不同形式与内容的产品。这样才可能满足行动数位时代阅听人随时需要资讯的需求。
否则，只靠持续追求即时新闻来满足阅听人，只是一种没有目标的盲目狩猎。累死记者，也让新闻品质下降。
与民合作 新闻制产新模式
在国外，不少老牌媒体都早已积极投入与民众合作的新闻制作模式，例如有线美国电视新闻网（CNN）设置专属的公民新闻平台──CNN iReport，鼓励民众提供新闻素材，之后更设立了公民新闻奖“iReport Award”。英国《卫报》则是在经历几次重大事件后，发觉民众提供的资讯能促成新闻报导的突破，因此成立了“GuardianWitness”，不但鼓励民众提供讯息，也会主动设定议题，再邀请民众提供资讯，并从中制作新闻。
之后更与电信业者合作，推出“EE Guardian Witness”，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公民记者行动软体。不只是邀请民众提供素材，“EE Guardian Witness”背后有一组专业编辑领军，设定互动主题、邀请各地民众采写即时新闻。
“不过国外大型媒体并不会去竞争‘即时新闻’，对他们来说，那是小报在做的，他们的品牌区隔在于深度报导。面对网路崛起和科技进步，他们思考的是如何运用技术改变报导形式，而非内容。”刘昌德说道。
不幸的是，台湾科技与经济并没有同步发展，加上过去文人办报的风气已衰弱，现在的媒体经营者往往只是生意人，少了将新闻产业视为文化一环，只把媒体当成商业。优质新闻发展协会理事长、中正大学社科院副院长胡元辉说，在经济疲软的前提下，台湾媒体高层又没有理念支撑，在投资上只会越趋保守，最后以缩减人力和便宜行事的手段，应对外在环境的改变。因此在台湾，公民与媒体的合作模式，只建立在“爆料”层次，而没有更加良性的成长。
新闻环境就像台湾的电视产业，十年间老板不愿投资，节目品质低落、人才外流，恶性循环加剧，但观众对于优质节目的需求并未消失，只能向外寻求。
如何遏止媒体环境持续恶化？胡元辉认为，媒体的工会应成为第一道防线，“媒体从业人员的劳动价值和劳动状况在现况下越来越糟，除非透过工会要求资方重新分配资源，将人力投资在好的报导上，否则只会烂下去罢了。”
1997年成立的老牌独立媒体──苦劳网，当年创办人之一的孙穷理也直言，工会必须考虑媒体环境恶劣下的外部问题，“现在媒体会用大量的工读生来抄网路、改新闻，扩充即时新闻的量。久了以后，老板难道不会觉得：‘我养工读生就可以做的事，养记者干嘛？’”不阻止环境继续恶劣，让新闻产制重回生产有品质的内容上，或许有一天，记者的工作都将被全面取代。
另一方面，胡元辉认为，一个相对优质的“对照组”，或许可成为刺激主流媒体改善的契机，“像是透过政府以基金会方式提供补助，让优质新闻能取得资金。另外政府投资公共媒体也是一条路径。”
而台湾这几年蓬勃发展的非主流媒体，也的确是对主流媒体弱化的反思和回应，许多重大事件中，非主流媒体的议题设定能力与深度报导内容，都让它们扩大自身的触击率。例如近年因为食品安全议题，让深入报导农业、食安的非主流媒体“上下游”受到许多重视。非主流媒体选择以相对有限的人力资源，深掘议题各种面向的报导方式，逐步建立起品牌的独特性和支持度，走出不与主流媒体抢攻流量的路。
孙穷理分析，“近几年台湾几个非主流媒体的募款能量，加上近期出现以群众募资方式成立的新兴媒体，加起来几乎能得到新台币1千万上下的资金。而要能对主流媒体产生压力，就要看非主流媒体有没有能耐撑起这片市场，并且扩大募款能量。”
不过孙穷理也提醒，近年的重大社会争议，虽然让非主流媒体的能见度提升，但也标示出非主流媒体与政治版图变动间的因果关系──对于执政团队的不满，反应在支持深入报导政府缺失的非主流媒体上。但是，若当2016年政党再次轮替后，非主流媒体是否还能获得支持，抑或在议题上是否还能维持一贯的批判立场，都还有待观察。
当然，不论是强化工会谈判能力，或者提升非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仍需要时间经营；只是，现时媒体高层不愿投入资源，媒体环境持续恶化，却已刻不容缓。刘昌德感慨，新闻环境就像台湾的电视产业，十年间老板不愿投资，节目品质低落、人才外流，恶性循环加剧，但观众对于优质节目的需求并未消失，只能向外寻求。如今新闻产业也已走上影视产业这条血淋淋的路。能否捱过寒冬，多数记者心中早已不敢抱着期待。
（为了保护消息提供者，本文多数受访者采用化名，特此向读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