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70年前，刚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因一场查缉私烟的冲突，爆发了全台大规模反抗政府，最终导致大批台湾士绅、知识份子，遭国民政府派遣军队镇压、屠杀的“二二八事件”。
这段历史被统治当局封锁与噤声40多年，直到1995年，时任总统李登辉才公开向受难者道歉。2006年，民进党政府提出《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认定元凶为蒋介石，陈仪、柯远芬、彭孟缉等军政人员应负次要责任。
走过70年，史料仍然持续出土，当年事件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的同时，诠释二二八的话语权争夺战也持续在不同的政治团体间展开。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对于落实“转型正义”的要求呼声愈来愈高，重返执政的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将有什么样的作为也备受关注。
在70周年之际，端传媒从今天起将陆续推出二二八事件相关报导，为这段历史留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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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事情并非始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人们惯常提起的那根导火线——天马茶房前的私烟查缉冲突，那是二十七日晚上；再往前推，还有零星冲突抵抗，星火在台湾各地窜生，最终在春天来临前，引发燎原大火。
当时的新闻记者见证了这一切。他们记下这些政治黑暗，传出那些民不聊生。例如《和平日报》记者蔡铁城揭露的“布袋事件”：战后海禁解除，两岸复航，日日都有一大批从日人手上接收的物资，连同台湾产的米和糖从布袋嘴（编按：现今为嘉义县布袋镇）运出去，而对岸运进的则是人和霍乱菌。嘉义沿海首当其冲成为疫区。不知如何处理的地方当局，将布袋嘴围堵起来，限制出入，并架起了机关枪；贫困无依的饥民，无法坐等死路，不顾一切冲破防线，只换来枪声与哀嚎，宛如修罗场。
政府代表找上主持《和平日报》嘉义分社的钟逸人，希望他补救或订正，钟逸人拒绝了。看尽各种不公不义的他，日后在著作《辛酸六十年》中指出：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间不曾闹过米荒的台湾，在国府接收这一年间，却出现了有钱也买不到米粮的恐慌，“住在农村的人也许还可以找蕃薯、玉米、马铃薯、南瓜来充饥，可是城市人不同，他们到哪里去找这些杂粮呢？于是生存本能遂变成恐慌、迷惘和幻灭。甚至于冲出街头唤起群众向新政府示威。”
出生于一九二一年、台中干城的钟逸人，与台湾共产党创办人谢雪红是邻居，儿时曾被这个当时还是童养媳的女子背着、照顾着，俩人的前半生也走在相似之途：因反日被捕入狱，又在政权交接时，涉入乱局，扛起一支武装部队。但他初初是向往“祖国”的，日本战败消息传来，日军还在，钟逸人便立刻买来一面中华民国国旗悬挂在家门口，甚至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急着宣扬祖国。但就像大多数台湾人那样，不久便对“祖国”失望，二月二十七日那晚的枪声，二月二十八日的行政长官公署前的扫射，甚至逼着这执笔的文人拿起了枪。
钟逸人刚开始并无武力相对的念头。当大稻埕的枪声传到大台中地区时，情势已趋于恶劣，戒严令发，地方青年学子和大众也各自组成保安队伍、民军部队，负起维护治安之责。同时间，台中的知识份子决意起身扭转现况，钟逸人也是其中一人，他与作家杨逵影印传单、分头散发，号召举行市民大会，希望直接诉诸民众意见，再要求当局改进。这个时候，他们对新政权仍有期望，认为可以协商谈判。
这场在台中戏院举行的市民大会吸引了数千人参加，会中推举谢雪红为主席；市民大会隔日，陈仪军队出动武装卡车进入台中，沿路扫射，民军于是持枪抵抗，当夜教化会馆（编按：位于现今台中市公园路和继光街口）一战，国军不敌，缴械投降，三月四日，民军攻下全台中的政府组织，包含警察局和军营，清空整个台中的军防警备。而被攻下的干城营区，因备有火药库，也顺势成为民军聚集驻扎之地，并改组为“二七部队”，以纪念二月二十七日发生的“二七事件”。
日后人们谈起二七部队，所下的定义是：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中地区人民自发性组成，由谢雪红、钟逸人、黄金岛、黄信卿、蔡铁城等多人共同组织、领导，反抗国民政府的武装民兵（或称民军）。规模约有四百人。在台湾民众大多放弃抵抗、知识菁英带着残余的协商期望时，只有二七部队始终奋战不懈。三月十六日，警备队长黄金岛率领三十余名学生军驻守乌牛栏吊桥，迎战二十一师，直到弹药用罄，遂行解散。中部地区的武力战争亦告终结。
不光是补上一个碎片而已
“如果没有坚持打，他们就不会死了。我到底有没做错，留给历史定论。”
距离乌牛栏战役将近七十年，年已九十一岁的黄金岛对着镜头落泪－－正确地说，摄影师还没准备妥当，老先生已经抓着导演李彦旻的手呜咽哭泣起来，语不成声反覆说着自己害死了四个人。
李彦旻记得那天是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纪录片《二七部队》正式开拍，第一场访问，第一颗镜头。在毫无心理准备下，他面对了这个内心痛苦的老人，只觉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题材啊？此前，他对二七部队毫无所知，对二二八的认识也甚为粗浅，与一般人无异：有人受害，充满悲情。于是一边从头做功课，一边拍摄，也一边问自己：“难道只是一个关于台中二二八叙事纪录片？只是要在二二八这个论述里补上台中吗？这个做了三十年的题目，我们能不能谈出一个新观点？还是只是要补上一个碎片？”
这个挑战，是台中市新文化协会给他的。为了迎接二二八七十周年，这个由台中文史工作者与作家共同创办的地方组织，决定深入探讨二七部队的历史与意义。“讲到台中在二二八的投射，就是二七部队。它是台湾唯一的一支武装部队，因此，在二二八中，台中产生的意义，就是抵抗。”纪录片制作人、台中市新文化协会执行长陈彦斌解释，自去年的二七部队座谈、研讨会，乃至于纪录片与纪念碑，都是回应这段属于台中的历史。而因接触全景工作室研习营，从而踏入纪录片领域的李彦旻，便接受他们的邀请，加入这个计划，以不到一年时间，完成这段历史影像纪录。
但二七部队的意义是什么？长期投入二二八研究的作家李乔，说法点睛：“二七部队是偶然形成的。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使台中地区没有无差别的屠杀，没有，这是二七部队的功劳，功劳当然不能归功于一个人，就那里台中的人，尤其台中的一批年轻人，很值得钦佩，这件事情放到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这段叙事出现在《二七部队》开头约七分钟。此前，镜头先跟随着年已九十六岁的钟逸人回到绿岛，再转移到他台北的书桌，见他如何在年历废纸上爬写出几十万字，清理出将近一世纪的历史。荧幕上，半长发白的钟逸人中气十足描述书写的源头：“三十多年前，李乔很苦心，鼓励我要写。突然间要我写，我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写，他就生气了，就来这里说，你怎么搞的，你一定要写啊，二二八的时候死了这么多人，你多多少少做过一点事情，能活到今天是上帝要你记下这段历史，不然的话你凭什么活到今天。好凶。”
然而，对李乔而言，钟逸人是一个“理论上应该被枪毙的人”但他没有被枪毙，简直是被历史留下来。为了强迫这个二二八当事人将记忆留下，斯文的李乔不惜手脚相向，钟逸人也不甘示弱回手，两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打成一团，钟逸人终于妥协：“他说的有道理啦，那时他很急，想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什么时候会死也不知道……。我试试看。”
“他们谈这些故事都不悲情，因为当时他们就是要做这些事，后来失败了，没办法，但自己没有什么不对，毫不冤枉。他们有很强的情绪投注里头，很悲愤，但不悲情。”
这是时间与记忆的赛跑，没有任何一丝空间可浪掷。纪录片《二七部队》也是在这种急促中完成。
“在去年举办的二七部队研讨会中，许多老师都谈到一件事，那就是资料史料很少，几乎没有。”李彦旻表示，唯一能找到的史料是当时的报纸，但报纸也是不可信的，因为媒体受到国民党掌控，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当事人的口述，“即使有偏差，有误解，都是一个开端。”
在这情况下，若要呈现当时历史，必须要进行许多设计，甚至得演出来，然而，受限于时间经费，李彦旻不仅无能为力，后期剪接时，几乎崩溃：“一定要准时交差吗？”但最后解决这问题、安抚创作者欲望的，也是“时间”。“今年是二二八七十周年，无可讳言是很重要的时间点，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前辈都已经八九十岁，没有时间等待我们了。十年二十年后，我们可以用戏剧形式表现这段历史，但若以纪录片形式，只有今年，这是最后的时间点，不能再拖了。”
确实不能再拖了。纪录片片末字幕打出的二七部队参与者名单有五十五，是学者翻遍史料确认的，而活着、能清楚表达的已剩六人，《二七部队》中出现的仅有五人。
这些前辈的话语带给李彦旻一个新的视野。过往以为谈及二二八，必充满悲情、冤枉情绪的他，在这些二二八直接参与者的身上看到的却是一种意志：“他们谈这些故事都不悲情，因为当时他们就是要做这些事，后来失败了，没办法，但自己没有什么不对，毫不冤枉。他们有很强的情绪投注里头，很悲愤，但不悲情。”
“我们是不是忽略二二八参与者的主动面向。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想争取什么？”李彦旻认为，不只二七部队，当时的事件处理委员会、那些青年学生，或谢雪红这样的左派团体，是都想站出来争取台湾人的最高自治权利，方式不同，却是唯一共识。
被逼出来的台独意识
后人谈二七部队，各有理解诠释。有人称那是钟逸人的二七部队，有人说二七部队是谢雪红创的，连成立日期、规模人数都众说纷纭。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若纪录片全依赖当事人的记忆和说法，势必得从这纷杂中找出一个合理的解方。“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这也是后来我们看这些史料时很麻烦的地方，他们会互相攻击。”李彦旻坦言困难性，但也认为这些争论仅只是表面，细细耙梳并不矛盾，纪录片所要做的就是依照时序将脉络梳理清楚。
“我对二七部队的初步印象，只觉得跟太阳花学运很像，都是青年群众参与。”三月二日，群众攻下台中市政府机关后，纷纷取得武器，成立保安队伍，各地巡逻。台中一中、中商、中农等等青年学生也各有队伍，李彦旻补充，“当然二七部队激烈程度超越很多，但如果我们说二七部队是钟逸人或谢雪红组织的，就像我们说太阳花学运是林飞帆、陈为廷领导的一样，都是有偏差的，不能只是归于这两个人。二七部队是自发性的组成，只是这几个人扮演比较强势角色。”
尽管谢雪红与钟逸人是邻居，幼时就有交情，但在钟逸人著述中屡屡强调二七部队和“欧巴桑”（谢雪红的昵称）无关连，二七部队并非红军；但在谢雪红子弟兵的说法，若无谢雪红，二七部队无法组织起来。“谢雪红毕竟受过左派训练的，知道如何在群众中主导，也比较有组织化。”陈彦斌解释，谢雪红在市民大会取得主席地位，是因为组织经营很久，她从反日开始累积，终于在二二八这乱局中找到舞台和机会，“你看三月三日国军进城扫射，情势紧张，她单枪匹马进县长官邸劝他缴械投降。这种气慨，现在都找不到。”
谢雪红要做什么？无非是搞革命。陈彦斌称，若谢雪红要站出来当二七部队领导人，应该能当上，但她不能，“为什么？台湾从日本政府到国民政府，都把共产党当负面名词，大家见红就怕。这就是钟逸人当上部队长的原因，即使他没有打过仗，但因为年纪大、人面广，没有共党色彩，很适合出去谈判。”
“没有一件事比二二八对台湾影响更大，二二八的了解，到了今天几十年都在谈。重点是，如何诠释二二八的意义，诠释之后，在思考如何改变现在的状况、现实，改造它、修正它，不行的话，反抗它！”
除了谢雪红外，二七部队还有许多出色的领导者，像是担任部队长的钟逸人，仅仅是出于记者对不公不义的愤怒，挺身而出；担任警备队长的黄金岛是台籍日本军，看到街上有人被射杀，怒不可遏，投入战斗；当前统派大老陈明忠也是成员之一，但他拒称自己是二七部队队员，“我是台中农学院队，后来加入埔里战斗。”
二七部队从一个地方保安队伍升级到武装部队，也是从此开始。为了回应陈仪政府的暴力升级，加上担心双方开火殃及无辜市民，二七部队转进山区。三月九日，二十一师从基隆上岸，时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缉已经在高雄杀人，当时台中保安队伍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事件处理委员会、地方仕绅主和，要求他们不要和政府对抗，三月十二日，二十一师进城前一天，保安队伍就地解散，只有二七部队转进埔里，要长期对抗。
此刻注定二七部队与其他保安队伍的差异。李彦旻解释，原因有二，一是武力足够，二是谢雪红的意志，“在国共内战下，如果可以长期盘据山区，撑个一两年或许就能赢了。这是她的盘算。”但二七部队数百名青年学生并没有一样的意愿，他们当初加入，仅是为了维护治安，到山里作战，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人数从数百人降到一两百人，其中有许多是谢雪红的人马。
《二七部队》中描述国民党军队见到这支部队时的惊恐，不单单是里头有着与之敌对的共党，还有日本军。他们光是看到穿着日本军服的黄金岛、以日本军令指挥的钟逸人，便不敢靠近，影片中甚至出现军情局文件，文件中指出：潜伏在埔里雾社山区的台籍暴徒，有数千人，日本军上万人，五千个前日本军，埔里五千人，雾社一万人。“很荒谬啊，国民党情报竟然这么写。”李彦旻忍不住大笑，“这些国民党军队看到这么多山里的日本兵，都怕了。钟逸人和黄金岛讲起这一段都很自豪，他们说自己比日本军还日本军。”
但日本并不是一个解答也不是唯一的元素，仅仅是个符号，李彦旻转述陈明忠在影片里的说法：“谢雪红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她反日。”他进一步解释，以我们现在的概念来看，会发现二七部队里头充满各种冲突，像是谢雪红左派，日军是右派，但这些最终都可以被统一起来，“对谢雪红反日这句话的诠释，不是她反对日本这个符号，而是她反对殖民政权，国民党这个新政权，既然带着殖民的态度，谢雪红同样反对。一般老百姓钦佩她，并非她是个共党，而是她为了反殖民者而坐牢，今日又愿意站出来领导大家抵抗新殖民政权。”
因此，《二七部队》制作团队认为，二二八当时知识份子与青年所争取的，无非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空间，二七部队想抵抗的也是贪污腐败的政权，当时，他们心里并没有独立意识，但纪录片却以钟逸人的一段话作结：“我事情做这么大，稳死没救的，所以对国民党特务审问拷打，采取不合作态度，只是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把我送去枪毙……，到那个时候，我要留给我同胞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些，没想过求活，没想过要逃脱，什么都没想，因为我已经绝望了。那我要留下什么话呢？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我想留下这句话。”
李彦旻解释这结尾并非指向国族省籍，而是凸显台湾主体性因二二八而萌生的关系，“即使这个意识在当时并不存在。”李彦旻说，二七部队拥有武力，拥有组织，也就有跟政府谈判的筹码，或许跟国民党对抗会输，但没关系，有筹码就能找到政治施展的空间，即使当事人无这等念头，但台独意识确实因此萌芽，“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那我是什么？台湾人。”
“确实是那个氛围把台独意识逼出来。”陈彦斌也认同这个结论，但他也补充，还有另一群人则是受到左派启蒙，“当国民党不是对的选择，共产党就是一个选项，他们投入地下党工作……而这又是另一段白色恐怖的故事了。”
说到底，二二八与二七部队究竟能给我们什么启示？或许可以再次引用李乔在纪录片最后的结语：“没有一件事比二二八对台湾影响更大，二二八的了解，到了今天几十年都在谈。重点是，如何诠释二二八的意义，诠释之后，再思考如何改变现在的状况、现实，改造它、修正它，不行的话，反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