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少民主派支持者热烈支持曾俊华参选特首之际，长毛梁国雄宣布参选，并将自己的参选定调为：牵制泛民选委不要支持曾俊华的策略。观乎这几天的论战，长毛和他的支持者可谓万箭穿心。 要理解不少民主派群众“一边坚定挺曾、一边痛骂长毛”的现象，就先要回到香港人为何要争取民主这个问题。无论是昔日的“民主抗共”、近年的“反对大陆化”，甚至是港独，即使内涵不尽相同，但共通点却十分清楚：民主最可贵之处，是它可以成为抵抗中共／大陆干预香港的工具。
撑曾不违伞运“初衷”
回归后，香港出现过三位特首，梁振英是唯一和民主派完全没有蜜月期的。早在他当选后但未就任施政时，反梁、倒梁之声已不绝于耳。梁振英被怀疑是地下中共党员、当选后立即到中联办谢票——他的背景和行动，早已令不少民主派支持者无法容忍。2014年9月28日的催泪弹强化了他的鹰派形象，催生出占领运动。就算是中港足球大战时，梁甚至不愿表态支持香港队，更令人觉得他并无兴趣捍卫中港“两制”之别，和香港的高度自治。两个月前，香港不少人仍然担心梁振英会连任成功，因为如果他续任特首，即代表中央将继续其对香港的强硬路线。
到梁振英宣布不角逐连任，大家都松一口气。虽然梁振英说自己是因家庭因素而不参选，但大家都知道，他放弃连任是北京的意思。无可否认的是，这令人觉得北京不是对香港民意完全置若罔闻，于是社会开始出现一种想法：既然北京已经尊重民意（还是民意令北京妥协？），不让梁振英连任，那么当然有可能再一次尊重民意／妥协，不让被视为“梁振英2.0”，和梁振英一样获得中联办支持的林郑月娥当下任特首。 那些在社交媒体上为曾俊华打气，甚至捐钱给他的泛民支持者，不会忘记了这次是小圈子选举，也不是不知道支持曾俊华本身就是对北京的妥协。但在真普选遥遥无期的时候，他们觉得眼前是有一个机会，可令北京藉选择曾俊华，放弃对香港的强硬路线，甚至在未来几年减少公然过问香港事务。值此之际，参与制造“曾俊华民望远高于林郑”的气氛，进而令北京祝福曾俊华，是在香港出现民主普选前，唯一让香港变得接近他们理想状况的方法。
当年民主党与中联办谈判支持政改方案，曾经被激进派骂到元气大伤，是因为该次妥协无助香港抵住北京的干预。今次的形势反而似是激进派被围剿，是因为对不少民主派支持者来说，既然争取民主和真普选的“初衷”是为了减少中共的干预，那么在这关头挺曾根本就是为了实践“初衷”，而不是背叛了雨伞运动的精神。况且就算是激进派，也无法解释保持道德高地或者发动选委投白票，对之后的抗共运动有何帮助。再加上对梁振英2.0／西环治港的恐惧，今次激进派的道德牌实在难以打响。
慎防商界收割运动成果
提出以上分析，绝非代表笔者认同那种几乎无条件挺曾俊华的举动。当下的形势最令人不安的是，不少民主派支持者正在期待透过与挺曾俊华的商界合作，逼使／说服北京接受曾俊华。然而，到这一刻我们却只见支持泛民的小市民铺天盖天为曾俊华唱赞歌，而作为是次“合作”另一方的商界，却完全没有向小市民让步的意思。
细看曾俊华的政纲，不但形同否决了立法标准工时和全民养老金；就算是相对不难处理的强积金对冲问题，也要成立委员会“寻求共识”。公共财政方面，当然更不能期望一直坚持保守理财原则的曾俊华忽然进步。他所谓的“研究引入累进式利得税”，目的不是要向利润特多的财团加税，而是让利予中小企业。至于负入息税的建议看似有所突破（其实也只不过是研究它的可行性），但政纲也说明了这是为了“理顺现时的福利津贴机制”，换句话说，提出负入息税的建议不代表他有意增加财富再分配的力度。说曾俊华的政纲完全符合商界利益，并不为过。
我绝对明白，对不少香港的民主派支持者来说，相对中共而言，大商家也只不过是所谓的 Lesser Evil。但在五年前的反国教科运动重新将恐共／反共情绪带回到反对运动的最前线之前，“地产霸权”四字，曾经是反对运动人士都痛恨的东西。既然为曾俊华呐喊的小市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可能在这场小圈子选举影响中共意志，为何不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议价能力，争取大商家对小市民的实质让步？难道房屋成本高、工时长、退休保障不足、贫富悬殊等问题真的毫不重要？
假如泛民无条件支持曾俊华，而曾俊华又真的当上特首，那根本就不是泛民同商界合作，而是泛民的支持成为延续商人专政的本钱。这些年来的抗争成果，将会讽刺地由不民主政制的既得利益者——大商家——收割。
七年前五区公投时，精英形象极重的梁家杰曾喊出“没有民主、哪有民生”的口号。这未必是所有民主派人士都同意的口号，但它正好点出了一种具阶级视野、将政制和经济制度扣连起来的民主观念。今天出现民主运动不停向商界送秋波的情况，基本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民主观念，多年来在香港民主运动中都不是主流。
现实政治总不能永远坚持原则和否定妥协的可能 ，所以民主派无条件挺曾的坏处，不在于民主运动会因此失去了道德力量，而在于它预示了只要北京改行鸽派路线，香港民主运动即会失去主要动力。无条件挺曾的致命伤则是：如果民主运动真的有能力带来施政的变化，它所带来的却不是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缩减贫富差距，甚至是反过来是巩固商界的既得利益。那么，这种民主运动根本就与平等的精神背道而驰，以后亦更难说服更多基层劳工加入民主运动的行列。
或许，长毛和其他不愿无条件挺曾的民主派的当务之急，不是在运动策略上兜兜转转，而是要重新提出一套强调平等价值的民主观念。
（李峻嵘，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