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我对泛民选委到目前为止的取态，有点一头雾水。不管他们如何包装，怎样避重就轻，贬林郑月娥捧曾俊华的立场早已呼之欲出，路人皆见。即使曾的政纲引来泛民不少批评，但主力追打林郑的策略，相信并没有因此改变。当然，每个人对各个参选人可以有不同评价，但泛民对林郑那种咬牙切齿的全面攻击，誓言把她置诸死地的狠劲，确实令人侧目。而在不久之前双方还可以坐下来讨论时政，在短时间内态度却出现如此戏剧性的转变，是颇难令人明白的。
泛民对现届政府的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林太作为政府第二号人物，自然要为种种政策失误与劣政负上责任，受到公众责难，也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是曾俊华又何尝不是决策核心人物，为什么却可以免受批评，置身事外呢？当然，这种“双重标准”部分是源于林太一句要延续“梁振英政策”所致。但公众对梁振英的怨愤，更多是因为他的用人手法、好斗作风，又或是由于他志大才疏，无甚建树。
对于梁振英的核心政策取舍优次，大家固然可以评定优劣，但却不见需要以正邪划分，说成万恶不赦。但有趣的是，泛民对梁振英的其中一项指控，是他“走数”：未有履行大部分选举承诺。然而，假如他当年的主张全无可取之处，“走数”便应被视为知错能改福泽社群的德政，而非罪状。批评他违反诺言，是意味他有很多事应做未做吗？按这个逻辑，林郑说要延续政策，又何以要受非议？除非我们选择以凡是梁振英支持的我们都反对的态度去处理问题，否则大家还是要仔细去讨论哪些政策必须继续或者摒弃。这种简单地把林郑说成是梁振英2.0，然后以此去推论她是魔鬼化身，或者较梁振英更差的说法，实在是一种相当粗疏的论述。
“中央支持就要反对”逻辑明智吗？
当然，林郑的最大罪状，是因为她是中央“属意”的特首人选。泛民要攻击她，重点不在于她个人代表何种政策路线，又或者是好人还是坏人，她本人甚至不是泛民的打击对象。泛民给她种种刁难，目的只在于向中央说不，表示一种不甘心不服输的抗争态度，要借此说明港人就是不会轻易屈服于这种钦点游戏。
坚持民主治港和高度自治原则，固然是港人的普遍诉求，但我们面对的难题，是在可见的将来，任何人能成为特首，都必然要有中央的祝福和支持。那么，假如我们以凡是中央属意的人都反对的态度去面对任何特首人选，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愿意接受永远与北京处于一种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呢？
事实上，单以这种简单“中央支持就要反对”的逻辑去决定支持谁的想法，也不见得十分明智。回到2012年，从种种迹象去看，中央本来是钦点了唐英年，对梁振英参选不予支持。只是后来形势出现变化，令原来的剧本无法演下去，梁振英得以爆冷成功。以此为鉴，永远以中央对立面去处理问题，不见得可以给我们最好的抉择。北京对特首人选计算牵涉千丝万缕的利益盘算，背后有难以理清的政治搏弈与权谋交易，在外头的人尝试依靠流言捕风捉影去理解情况，恍如瞎子摸象，枉费心机。所以与其费尽心思去揣摩中央意图，我们倒不如集中精神反问自己，未来五年日子想怎样过。我们要关心的，还是各个参选人有什么办法，去处理各种积存以久的大大小小政策问题。
曾俊华林郑月娥同质性高
谁人最胜任特首，我没有最终判断。对我来说，较为热门的林曾两人也许作风有异，但同质性其实甚高。林太向来自信满满，能力毋庸置疑，但近期以为自己“官到无求”，表现颇为傲慢，失分不少。她所欠缺的，就是曾俊华那种傻傻噩噩的亲和力和公关智慧。但以政策立场而言，两人在重大问题上不会有重大的差异。在反港独、23条以至政改问题上，根本没有任何空间容许两人偏离中央的路线。可能出现的，极其量只是言语技巧和包装用词等门面工夫上分高低，或者在个别执行枝节上的微细差异。两人都强调聆听、对话和团结等口号，但具体如何拉近社会各界距离、在8．31下怎样达成政改共识，大都只是侃侃而谈，不着边际地说说而矣。曾俊华说以白纸草案方式去处理23条咨询，这种手法在2003年也许行得通。但在中港对立的今天，以为单凭这种微调便可以取得社会支持，也未免太天真。
至于社会民生与经济政策，未来特首相信会有较大发挥空间。但从曾俊华刚发表的初步政纲来看，也不见得他有与政府既有思维重大切割的倾向。在房屋政策、环保、教育、医疗等各个环节，他的思维下不见得有任何突破之处。纵使他隐约显示对郊野公园建屋有所保留、对政府架构组织有新的提议，和对强积金对冲机制、税制和丁屋问题有一些新建议，但在其余部分，他实质是重复政府多年来的一贯思路，在原有的政策框架下修修补补增拨资源，又或者只是提出一些空洞的愿景，多于具体主张。
更重要的是，他和其他建制参选人一样，对于很多关键政策问题，始终没有胆色去超越现有思维，甚至采取回避态度。例如，没有对深受诟病的环境评估制度进行改革，又如何真正能保育环境？不彻底检讨缺乏公信的城规程序，又怎样可以确保土地空间的合理配置？在中港矛盾的争议上，除了一而再强调“香港靠国家”、“爱国天经地义”外，又有什么具体办法去消弭张力？更甚的是，究竟我们的财政储备多少才足够？
这些政策讨论，当然需要不断深化，在现阶段去断定高低，也流于武断。但我想说的，是香港经历了多年的政治困局，我们既苦于民主毫无寸进，也痛心政府施政停滞不前。香港特区确实需要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管治班子，而这个选择，必须建基于一场认真而全面的政策大辩论上。泛民不要低估港人的智慧，回归以来，我们经历了二十年大大小小的政治历练，根本就不用谁人告诉我们这个选举制度如何败坏、有何缺失。泛民也要看到公众在坚持自己珍而重之的核心价值之余，也同时希望特区政局能有出路；在向“强权说不”之际，我们也盼望有一个过程去参与思考未来的出路，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毕竟过去四年，我们实在对政治精英的撕杀恶斗，目暏两败俱伤内耗不断的局面，感到相当烦厌。
抢回话语权，带起政策辩论
因此，泛民选委要做的，不是再自作聪明地计算如何造王，因为客观上这并不存在基础。“偷袭成功”的唯一可能，是泛民与个别工商利益集团合谋，但这从原则性和策略计算是否合乎港人利益、简单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策略是否上策，均存在很大问号。
泛民现时应做的，是利用手上三百多张选票，把整个特首选举过程的话语权抢回来，迫使各个参选人清楚说明其施政方针，就着各个影响香港未来的最重要议题（不单是政治问题）提出方案，与我们深入辩论。这当然较诸简单的把对手妖魔化，又或者环绕鸡毛蒜皮的“买厕纸”、“八达通”造文章要求高很多，因为泛民首先要提出自身的观点，而这些要求却不应如建制派般只关心利益分赃（例如对本身界别的政策优惠、增加拨款），否则泛民只会如自己一直最讨厌的功能团体无异。泛民也要虚心聆听社会声音，放下自己的成见和自以为是的判断，去了解市民最渴求的政策改变，并如实反映。
最后，泛民更要在这种讨论基础上去做民调或公投，让公众有机会表达对谁最支持欣赏，并以此决定手中一票如何运用，这才是应做之事。在政治现实中，这种政策辩论最终可能对赛果无甚影响，但这本身就是在种种现实局限下的一种民主过程，也是香港市民应该享有的参与机会。
怎样做才是 Lesser Evil，说到底还是应该由公众去决定。
（叶健民，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兼副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