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特首选举的辩论和探讨，常仅限于本地的争辩，较少放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框架下讨论。特首选举及任命是北京与香港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不免影响北京对香港特首选举及任命的态度。
中国政治左倾，影响香港治理
过去四五年，是中国政治经济相对特殊的年份。首先，政治控制逐步加强，意识形态方面更加左倾。随着市场经济理念的引入，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初开始，强调公务员队伍的能力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专业性。对于学术人员和大学生，也要求学好各种专业科目，强调又红又专。在某些阶段，专业性更受强调。当时大学教授被允许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学术著作或者课堂上），批评共产党和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然而，最近几年，中共领导人开始强调“红”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要求党员不能在意识形态上松懈妥协。在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同时，还要求党员“手抄党章”，及办活动测试党员的理论知识（一对夫妇新婚之夜“手抄党章”成为媒体的头条）。高校领域，学术人员被警告不能出版或发表违背官方意识形态的言论，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批评也需极为小心。即便是民众的娱乐，政府也强调警惕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因此，许多电视台现在更多播放的是政治极为正确的抗日，或者对国民党斗争的电视剧或电影。
在此背景下，当局对国内不同声音的容忍程度相当低。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对当前局势的总结，很有代表性：
一是中国的“维稳体制”已逐步增加了“战备”成分。也就是，政府担心西方世界和平演变，因此要在国际上与美国等国针锋相对，而在国内打击各种潜在的外国势力勾结者，对非政府组织和律师团体的打击比以前严重许多。比如美国福特基金会之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协作密切，现在多数内地学者已不敢承接其项目；最近美国律师协会也关闭了北京办事处。而在香港议题上，北京一直宣称本地许多社会运动与外国势力干预有关。因此，香港的治理也需从打击外国势力入手。
二是管治思路从之前的“和谐理念”转为“斗争哲学”。胡温任期时主张“和谐社会”。在实践中，政府的管治思路不见得完全践行“和谐路线”，不过确少有主张“斗争哲学”。而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对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管治思路已明显是“斗争哲学”（对体制内的异议者也是轻者党纪处分，重则追究刑事责任）。最近的一些例子是，左派人士到大学去“斗”教授。
对于香港问题，各种“斗争”策略也愈来愈常见。文宣系统很有策略地在内地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上，发表各种“贬港”文章。同时一旦有些不能自圆其说的指控，就直接认定为外国势力勾结所致，因此要加以鞭挞。在这种情况下，梁振英管治团队与泛民的关系也是“针尖对麦芒”，毫无回旋余地。
中国经济左转，国企活跃香港
其次是经济层面的左转。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是“政左经右”。这就是著名的“打左灯、向右转”。“经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政府放松许多经济领域的管制，“抓大放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路，同时国有经济只有在一些战略性的领域（比如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内获得控制权，其他的则进行民营化改造。
而过去十余年，国有企业重新做大做强，许多人士认为这是“国进民退”。例如，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印度政府很强调开放电信行业的竞争，而中国则反其道而行，强调垄断电信行业带来的正面效应。因此，在超级大的中国市场中，流动通讯服务供应商只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为数不多的企业（数量甚至少于香港）。
房地产行业中也有不少国有巨头参与进来。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的管治架构方面，之前的改革是尽量让国有企业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与民营企业施行一致的管治架构。不过，近年政府开始强调党委在国有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一些民众和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中国政府一些领导人则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香港近年也增加了不少大型国有企业的分支机构）。
有些官媒认为，批评国有企业，就是批评共产党所信赖的公有经济，甚至是攻击中国政府的行为。经左与政左是高度关联的。在政左的背景下，国内一些理性的言论被压制，因此政府可以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逐步形成的共识打破，推行自己（也是当前）所奉行的价值观。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香港的政局发展。
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子公司在香港的许多领域也相当活跃（特别是在房地产和建筑行业），例如在“铅水”事件中，有些工程项目就是由中国建筑负责的。一方面，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与国有银行合作密切，因此资金实力雄厚，在投标时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坚决执行政治任务。国企的一些子公司在香港注册后就成为香港公司，可以直接在政经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不仅是国内政治形势会影响香港政局，经济领域的管控也会影响到香港这样一个小经济体。
香港特首的条件
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特首由年满40周岁，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12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这是特首任职的最基本条件。现实中，选特首的条件有不同的民间版本。有论者认为，政纲、行政经验、工作业绩和民望很重要，不过，最重要是反对“港独”。
一些论者认为，特首的特质之一是不偏不倚，在管治策略方面要尽量缓解矛盾、提出一些公众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因此，特首如果仅仅站在某些立场上，强烈反击不同看法者，甚至发动群众鞭挞异见者，是不妥的。这与当年邓小平的说法相对一致──邓认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
梁振英和唐英年于2012年竞选特首时，参选条件似乎有三：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社会各界接受。唐英年大宅僭建对其民望损害很大，因此不符合参选条件。最近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提出四个条件：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拥护，其实与2012年所说的三大条件大体无异。
林郑月娥，与北京政风契合
在这次浮现的候选人中，林郑月娥获北京青睐而出线的可能性最高。这不是因为部分建制派吹风说林郑会当选，而是基于内地当前的政经形势，与林郑近年的作风和政治立场而得出的结论：
首先，林郑的管治风格与内地官场较为契合。林郑的“好打得”（处理具争议政策手法强硬），是最受内地官场推崇的风格。内地官员一般不相信政府角色有限、官员的决定也会有失误。在共产党统治早期，他们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当前也有不少官员提倡“白加黑、五加二” （就是一周工作七天，没有休息）。一些主官管理的城市，往往被弄得面貌大变，这被认为是“有为”官员应该努力的方向。一些学术研究也发现，能够将当地的 GDP 或者财政收入推高的党政领导，更有可能获得提拔。林郑在这方面确实表现得比较积极，比如最近的落马洲河套区科技园发展。
此外，内地官员多推崇“自上而下”制定政策，以及强调效率高于公平。2012年，林郑在一个午餐会上就曾经批评，香港“自下而上”制定政策会阻碍政府的施政效率。她甚至认为如果处理不好申诉专员等机构的制衡机制，这些机制最终会成为政府施政的绊脚石。这与笔者访谈内地官员时，听到的施政理念完全一致。
其次，林郑也强调旗帜鲜明的斗争，比如林郑在2015年铅水事件中，与部分泛民互相批评。她认为要求官员喝铅水不仅损害个人尊严，也损害了特区政府的尊严。这种将个别事件上升至对政府的攻击，是内地官员应对一些群体事件最常使用的方法。比如一些与民生要求有关的游行（或“散步”），会被指控为对当地政府的挑战和藐视。
此外，林郑与民众的沟通和互动也与内地官员相似。发达经济体的领导人均重视社交媒体的作用，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擅长用推特来表态。目前三名特首竞逐者都开通了 Facebook 专页，只有林郑例外。内地官员也是如此，在社交媒体上与民众互动的官员凤毛麟角。他们不开通社交媒体主页的原因，就在于认为网民不够“理性”。
在担任政务司长期间，林郑推行的政策也颇有争议。而在大多数情形下，林郑的立场与现任特首梁振英的立场差别不大。比如在“占领行动”、人大8．31决定和最近人大释法等，林郑立场鲜明，亦因此许多人称林郑为 CY Plan B。前述提及的“战备”和“斗争哲学”，确实在近年香港官场也可以看到踪影。林郑在处理一些政治事件中，多多少少也奉行“斗争哲学”，即便是一些看似不怎么政治化的公共辩论中（比如全民退休保障计划），林郑的批评也只能用“激烈”来形容。一些学者和下属接受访问时认为林郑缺乏亲和力，处事不够圆润。
曾俊华民望的诅咒
相对于林郑，另一特首参选人曾俊华则处事比较圆润，甚至有时刻意展示他与民众间的关系。比如在2015年，香港足球队与中国国家足球队产生争执，并伴生中港矛盾情绪。时任财政司长曾俊华在两队对赛时公开表达支持香港队，相反梁振英和其他问责官员则显得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北京的“老板”。
不过，分析曾俊华九年半财政司长的经历，多数情况下的《财政预算案》，与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仍相当契合。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比如反对“占领行动”和拉布、支持人大8．31决定等，曾俊华的表现也与林郑无异——只不过林郑表态时旗帜鲜明一些，而曾则多了一份幽默和“古灵精怪”。他大部分的财政预算案，其实都没有获得太多正面评价。以2011年2月的财案为例，就曾惹来建制和泛民两边批评，此后反预算案游行人数不少。曾俊华作为“财爷”的民望评分也常常不合格，有些学者及意见领袖甚至认为，他应该问责辞职。
在四名特首角逐者中，曾俊华的民望现在最高，主要与其亲民形象有关，当然曾俊华所谈的一些理念，也相当符合许多港人的心愿。比如他强调要“停止内耗”，这与之前梁振英奉行的斗争哲学完全相反。不少港人还是喜欢有商有量，而不是大小事都上纲上线、针锋相对。另外，梁振英政府很在乎在国家整体规划下，香港与内地经济的融合发展；而曾俊华则多谈本地的经济发展思路，和香港人自我的创造力，这也颇受一些年轻人所欢迎。
不过，在当前的国内政经背景下，疑与泛民亲近和民意支持度较高，也许是死亡的“诅咒”。这在老左派曾钰成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来。有次与一位建制派人士聊起，他就反问，曾钰成还是左派吗？（意思是曾钰成与泛民关系较好，应该是右派）。之前一些说法是，曾俊华不避讳本土主义，也不避讳与泛民沟通；因此，曾俊华上台后会助长香港的“本土主义”。
2012年梁唐之争时，梁振英民望较高，最后胜选，因此有部分人猜测，这次特首选举民望较高的人士较有利。然而，当前北京的政经形势与2011年底及2012年初不同，当年本土主义和外来势力的讨论没有进入北京的视野。不过，在占领运动之后（特别是港台政界产生互动），北京极为担心香港成为“维稳大局”中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确保香港局势稳定成为这两三年北京对港工作的主线。不论是人大8．31决定，还是最近林郑提醒的特首不获北京任命的宪制危机，都是遵循同一脉络。北京不愿在重要议题上冒险，故对特首及其管治团队的要求是百分百忠心于北京，香港的局面要在北京“大维稳”的格局中被时时监督。
此外，北京现在对香港，主要担心本土主义与外来势力（与上述战备思路有关）。而曾俊华曾是末代港督“千古罪人”彭定康的私人秘书，这些都将会对其参选构成重要的阻碍。若曾俊华在其后的特首选举中，获得泛民提名，更会加重北京的忧虑（反之，据媒体报导，林郑的家人迁至北京，这就是向北京表忠心的一种做法）。
曾俊华现在应处于两难。在国内这种政左经左的局面下，曾俊华需要向北京发出强烈的效忠信号。部分非建制派选委可能会与另外两名有意参选的叶刘淑仪或胡国兴达成约定，让他们入闸，以分散林郑或曾俊华的选票。无论如何，在天朝的边陲（也是仅次北京的政治中心），这场特首选举会相当有趣，也会让国内和香港政治的暗涌浮出水面。
（吴木銮，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中央和地方关系及地方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