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参选人林郑月娥曾被前政务司长许仕仁称为“好打得”（处理具争议政策手法强硬），但自选战开始便陷入不少争议之中：首先是被媒体报导不懂用“八达通”入闸搭港铁、不知便利店没有厕纸卖、新年施舍500元予内地“专业乞丐”、向渔农界拜票时说自己喜欢食新鲜鸡，被指漠视正在研究中的本地活家禽业未来路向顾问报告。有评论指林郑之所以“离地”，是为官多年之故。其实，她由好打得的官僚变成中产眼中动辄得咎的离地政客，当中走过的路，就是香港近廿年的政治变迁。林郑月娥的处境，其实也反映在同是政务官出身的曾俊华及叶刘淑仪身上，大家只是程度上有差异而已。
离地精英的政治基础
专硏香港管治精英的学者刘兆佳认为，二战后的香港是一个“低度整合的政治社会系统”，政府与社会实行一种“边界政治”，彼此维持有限的联系与交往。政府一方面奉行“积极不干预”的小政府策略，另一方面亦试图遏抑社会上的政治力量，强化民众的政治冷感。
当时的香港是“难民社会”，主要由逃避大陆政治动荡局势、追求安定富足的家庭所组成。这些家庭之间缺乏强大的中介组织（如工会、居民组织等公民社会组织）联系，因而缺乏社会动员能力。因此，当时的港人面对许多在都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会透过家人和亲戚的网络筹集资源解决，刘将之称为“功利家庭主义”。因着这种“社会吸纳政治”的社会生态，香港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才能保持政治稳定。
当时，管治者的确是“离地精英”。因为管治殖民地的是外来政权，难民社会则是由外来市民组成，上至总督下至执行的官僚，都毋须关心民望、舆论、问责及连任等政治问题，拥有充分的政策自主性，公共决策只需要精英之间达成共识就可推行。那年代公众对财政预算案的关注点，是财政司会否公布加烟税及汽油税，以便他们在政策公布前抢购香烟或排队入油，仅此而已。殖民地体制赋予官僚的自主性，当时我们给予它一个美丽的称号：“行政主导”，并且得到未来宗主国的高度肯定，这就是官僚“好打得”的客观政治基础。由于毋须回应公众关心的政策，而官僚又可自己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介入社会，而且他们掌握大量政策资讯，社运团体、区民组织根本难以挑战，久而久之，形成了普罗大众对官僚精英的信任。
政务官的政治训练
六七暴动后，殖民地政府认为官民沟通出了问题，于是在60年代末展开地方行政改革，设立地区民政主任作沟通桥梁；到1980年代咨询式体制已经确立，社会精英与官僚建立政策共识，为政府决策背书，提高认受性，林郑月娥就是在这时加入政府当政务官（AO）的。政务官是这种咨询式政治的幕后操控者，他们掌握政策议程、顾问研究方向，任务是引导社会精英达至政府预设的结论。1991年立法局引入了直接选举，民众政治抬头，政务官利用公众的信任，仍沿用同样政治手段去操控议会，一边讨价还价，一边打民意战，力抗他们眼中的民主派“民粹政客”。
前港督彭定康1992年来港后，带来英国专业政客的政治技巧，鼓励中青代政务官走上台前，到立法局开会、出席城市论坛、接受传媒专访，全方位推销政策，跟民主派政客争夺民意。例如林焕光推销老人金、罗范椒芬推公屋富户政策；林郑月娥任副库务司时，也曾在预算公布前的闭门座谈会中负责就预算案细节向传媒解画，清晰明确，记者对她印象甚好。
那年代出身上位的政务官，包括林郑月娥、曾俊华，虽出身政务官自命精英，但不能说没有政治历练。他们在1990年代开始在议会与各派打交道做交易，跟传媒高层识于微时，由专业官僚转型为专业政客，理所当然。日本自民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吸纳不少出身官厅的专业官僚为党内政客。
官僚过渡政客的落差
今天转变的并不是官员，而是近十年的香港政局。前特首曾荫权在2005年取代董建华时，卖点是官僚强大的执行力，以“强政励治 ”形象取得高民望，香港人也不计较中央钦点了。2007年曾荫权连任，主打的也是执行力，口号是“我会做好呢份工”，没有价值理念，也无所谓愿景可言。但今天如果仍然以好打得、超强执行力作为竞选特首的卖点，任何候选人都会惹来批评。林郑月娥以为可以“攞彩”（出风头）的西九故宫博物院，一样以高效率为卖点，殊不知引发极大争议，得不偿失。
今天很多市民要求的，是政治精英能代表某种“香港价值”，而不再只是专业官僚的执行力，因此当林郑月娥由专业官僚过渡到政客，便出现了不符其预期的落差。经历了梁振英治下五年尖锐的政治斗争，年轻及中产专业人士认为维护高度自治、法治、程序公义是政客首要任务。林郑月娥、曾俊华及叶刘淑仪三个政务官出身的政客，在政策及政治纲领上失去自主性，政治上不同程度受制于北京既定的民主发展立场如8．31框架，而政策层面则要讨好建制利益集团。看到林郑月娥向渔农界选委拜票，公开表示渔业、农业及鲜花对香港很重要，也不敢就渔农界60席选委是否过多表态，就可知她的所谓政策纲领，不过是背后各个利益团体的大集合，与当年的唐英年一模一样。
政治外判的恶果
过去十年，政治工作早已外判予中联办及建制政党，试问政府又何来有专业水平的政客？
林郑月娥的问题，也是其他两位政务官出身候选人的问题，就是公众根本不知道他们代表什么价值。有人说她相对曾俊华是公关失败，不熟悉新媒体操作，这些批评流于表面。她真正的难题是无法过渡成为真正的专业政客，问题有两方面：首先是出于策略考虑，当她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核心价值时，处处显露出𧫴小慎微，生恐动辄得咎、得罪背后支持势力。其次是殖民地时代专业官僚政治训练的缺失，令她适应不了今天的政治环境。官僚精英或许懂得政治交易、拉拢传媒的技巧，但政客最核心部分，即政治价值及其论述，却付之阙如。他们对香港有什么抱负、对中港关系如何定位、施政核心纲领何在、与反对派及官僚如何相处，以至如何组建政治联盟，根本就没有看法。因为过去十年，政治工作早已外判予中联办及建制政党，试问政府又何来有专业水平的政客？
在殖民地体制下，刘兆佳指香港政治领袖贫乏，2017回归已经廿年，这个说法仍然正确，只是背后成因有别。
（刘细良，香港跨媒体时事评论员，曾任职民主党智囊，其后从事传媒，曾任香港政府属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