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在战后的台湾历史上，2017年称得上是人权议题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同时也是台湾解除戒严统治30周年。
在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后，“转型正义”的议题再次浮上台面，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诸多作为，近30年随着政治开放逐步揭露。在推动“转型正义”的课题上，相关史料和政府档案的解密和开放是重要环节。而在德国，前东德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ur Staatssicherheit，简称 Stasi，史塔西）档案的保存和开放，是各国重要的借鉴对象。
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2016年底访问德国时，走访了史塔西档案局。返台后她接受了端传媒独家专访，谈到了参访史塔西的感受，以及德国经验对推动台湾转型正义有哪些启发。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您在访问德国的行程中，特别参访了史塔西档案局。能不能先谈谈参访的感受？
郑丽君（以下简称“郑”）：这次参访史塔西档案局收获非常多。1990柏林围墙倒塌，两德统一，到今年26年，而台湾则是解严已经30年。一个26年、一个30年，这让我想问德国做了多少？我们的转型正义，（相较起来）是有一些延迟，应该要加紧脚步。
史塔西档案局前身是东德秘密警察总部，在档案局的参访，让我很感动的是现在负责档案局的是一位联邦委员，他过去就是参与推翻东德极权统治的异议份子，曾经被抓、被关，那时被流放到西德。到西德后，他成为媒体工作者，传递一些相关资讯。他现在被国会任命为管理档案局的联邦人员，完全独立行使职权。
和他谈话时，我很可以感受到他现在仍然像他当年参与民主运动，推翻极权政权的价值观，更充分感受到他的热情。我去的时候也很感慨，我自己以前也参加学生运动，如今担任公职，自己要来推动这项工作。
当年东德政府倒台时，秘密警察总部就被异议人士所占领，把那些史料抢救下来。
我参观时第一段看的，就是推翻秘密警察总部和柏林围墙倒塌的整个德国民主转型、民主化的历史。第二段看的是秘密警察部长办公室、会议室和起居室，还有档案管理室，整个完整的保留下来，展示着那些迫害人民，搜索监听等决策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来的，展览里完全厘清了结构和制度。
第三段是《史塔西档案法》本身，它清楚规范了，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接触、查阅档案局的政治档案，但同时要保障档案里面相关当事人的“人格权”，也详细规范了这些档案如何被公共使用，包括媒体的使用，以及人权教育的任务。
我特别问他，如何面对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间潜在的冲突问题？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这个过程就是要让加害者走出来。
但在处理过程中怎么去处理当事者的“人格权”？这是他们《档案法》非常重要的关键。例如说刑求、窃听这一类历史资料，并不是随意就公开。所有资料的公开，档案里面的姓名，除非当事人本身同意，它是某种程度上被遮蔽的。以及那些档案，它有一套管理的办法。
所谓注重“人格权”，不是完全不能被公布人名，而是必须尊重当事人和一些程序，或者公布的是去个人化的脉络。可能是以“某人监听某人”、“揭露程序”，但人名隐去，给予代号等等。
史塔西档案局的研究中，对加害者的结构做了相当完整的呈现。我特别问他，如何面对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间潜在的冲突问题？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这个过程就是要让加害者走出来。
过去我们都认为转型正义的推动只是为了抚平受害者的创伤，让他们面对伤痛、面对历史。但是真正要促进和解的，是要厘清历史真相、历史结构，面对受害者的伤痛，受害者不仅是受害者，还有他的家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唯有透过对话、透过厘清事实，才能走向和解。这个和解是双方的，包括受害者，还有很多曾经参与迫害人权工作的其他当事人。
端：您的参访所得和政府目前推动的“转型正义”工程有什么关系？
郑：回过头来看台湾的转型正义，政治过去处理了遭受政治迫害者的“补偿”，但是这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且不应该是“补偿”，应该是“赔偿”。
首先，台湾在法制面是不足的。我前四年当立委的时候，提了《国家安全法》第九条修正案，因为《国安法》第九条目前是规定威权时期政治案件不得再审，等于就是限制平反的机会。我们跟尤美女委员曾经要立《政治档案法》，目前还在草案阶段，还没有通过。
现在立法都还没完整，所以法制基础是不足的，现在国会民进党也是多数，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加紧脚步来做。
政治档案
第二很重要的，是厘清历史真相。厘清历史真相，最重要的在于责任归属：这些政治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组织，涉及这样的决策责任？厘清整个迫害的结构是怎么产生？很重要的是：避免人类社会复制同样的错误。它并不是一个记恨、仇恨，而是去面对错误的决策是怎么产生的？它是怎么被组织化的进行？人类社会才能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
我觉得国家要为每个人的生命故事书写下来，我觉得应该要帮每个人立传，这是最基本的事情……促进当代和历史不断的对话，这就是人权教育。
我们回顾台湾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时期，受害者几乎都在中壮年的时候遭遇到迫害。他们有些甚至是台湾当时的政治、社会菁英。我每次走进景美看守所，现在的人权园区，会发现很多历史还是空白的，我们还没有完成整个史料的整理和调查，这是项庞大的工程。
再者，我们也都还没有照顾到受害者的家人。事实上，受害者不只是个人受害，他一旦被抓，被冠上罪名，他的家人几乎一辈子受到歧视，找工作都有困难，在公务系统升迁也有困难。我觉得国家要为每个人的生命故事书写下来，我觉得应该要帮每个人立传，这是最基本的事情。这些都要做。
再来就是这些档案的整理，跟开放运用。其实社会都希望赶快开放，但还是要有一套完整的方法，所以应该要尽速来研议，档案的调查整理和开放运用。这些都是很基础要进行的工作。
最后就是要以文化的力量来促进当代这段过去的对话。为什么我们要重建历史？为什么我们要厘清真相？其实最重要是生活在当代，我们现在已经拥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价值，但是仍要不断的面对历史，正视伤痛，认识错误，才能记取教训。
促进当代和历史不断的对话，这就是人权教育。我们也看到欧洲很多转型正义的影视作品等等，这都是以文化的力量进行反思的例子。
政府正在筹备“国家人权博物馆”。这个组织目前还是个“筹备处”，我希望能尽速推动成立正式的“国家人权博物馆”。这是文化部首要之务，希望以博物馆的功能，来进行研究、典藏、展示、教育，这就是以文化的力量来面对历史。我们更鼓励多元的文化创作，来丰富转型正义的课题。
端：部长刚刚提到，档案牵涉很多机关，但有些机关可能日后解散了。例如当年的“保密局”或“警备总部”的档案，有些转移到国防部，有些转移到其他地方。这有个跨部会的机制去把它收整起来吗？
郑：蔡英文总统在去年的人权日（12月10日）出席白色恐怖纪念仪式时宣示，三年内要完成《白色恐怖真相调查报告》。行政院目前由国发会主导，搜整了一些史料，未来在人权博物馆里面典藏。
端：所以您对人权博物馆的想像，是其中至少有一个部门会是像今天的史塔西一样，成立一个档案馆？
郑：最核心的文物就是这些史料，当然还有其他接受捐赠的文物。我们目前已经有一些政治受难前辈捐赠，在狱中的画作或藏书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周遭相关的文件档案。史料是核心，文件档案这些文物都是博物馆典藏。
“国家人权博物馆”我们现在草拟了组织法，计划重新定位。在前政府的规画中，它管理景美人权纪念园区（前身为景美看守所）和绿岛这两处白色恐怖时期的遗址。我希望它的功能再升级，未来博物馆处理的是台湾威权统治时期人权迫害的这些政治史料。以这个为出发点，来统整重建威权统治时期人权迫害的历史，进行史料的整理、调查、研究、典藏，以及和转型正义课题相关的策展，以及教育推广。
另外我也扩大它一些新的任务。希望它可以连结台湾其他和威权统治时期，人权迫害相关的“负面遗产”遗址。也就是说，事实上不只景美和绿岛，还有其他逮捕、拘禁、审讯的地点，甚至刑场和墓区等等，有许多负面遗产的不义遗址，都要进行串联。
其实除了景美看守所和绿岛，像六张犁，像安坑都是（重要的负面遗址）……未来人权博物馆的体制，我希望以国家的力量来主导，去年10月，我们行政院在未来四年中程施政计划中确定纳入人权博物馆。
文化部也可以协助其他相关人权团体组织的工作。它可以扩大连结其他单位，应该主动支持和协助（例如二二八纪念基金会），我把它升级成为国家最高的国家人权博物馆，去处理威权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的重建以及负面遗产、遗址。
其实除了景美看守所和绿岛，像六张犁，像安坑都是（重要的负面遗址）。我当立委的时候就提案，希望当时筹备处去进行盘点负面遗址，他们已经盘点了46处。未来人权博物馆的体制，我希望以国家的力量来主导，去年10月，我们行政院在未来四年中程施政计划中确定纳入人权博物馆，我们得到22亿台币（约5.2亿港币/6769万美元/4.6亿人民币）的预算。
我们特别希望能争取放宽经资门比例，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过去公共建设计划，其他部会大概是七比三，七成用在硬体；但事实上对于国家人权博物馆，硬体工程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内涵，所以放宽经资门比例，放宽自偿率，这座博物馆的目的不在赚钱和收益，所以要放宽这两个财务原则。
端：您提到《国安法》的修正，允许受害者提出司法救济、反平，但这是否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有人会重新遭到追诉？这个问题，德国是怎么处理的？
郑：据我了解，德国的确有去处理相关责任刑事上的追诉。我们到史塔西档案局参访，一进去就是当时的部长办公室，里面就有当时主要领导人的照片、姓名。德国其实长期进行着司法责任的追诉和责任归属。台湾目前没有。我觉得社会可以讨论。我觉得是上位的法制基础要先做，而不是个案来处理。
法制基础要先行，政治决策责任归属也要先行。包括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时期，由上而下的政治决策的形成过程，责任归属应该要先行。这些应该是很可以处理的。
端：史塔西馆长有没有访台湾的交流计划？
郑：访问行程中我正式邀请他访台，对方可望在2017年上半年到访。因为2017年是台湾解严30周年，二二八事件70周年。两相对照，我很想结合民间团体，举办解严30周年系列活动，或许我们可以进行一场“台德对话”。
除了馆长，像“不义遗址博物馆”等议题，相关人士都可以邀请，来做交流和对话。除了转型正义研讨会，也可举办影展和一些表演艺术活动，像是旅德台湾艺术家林美虹的（舞剧）作品《新娘妆》，它是以二二八为题材，就可以考虑邀请她返台表演。另外台湾音乐家萧泰然的作品《1947序曲》，也是相关题材的文化创作，都可以和德国方面做双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