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台灣文化部長鄭麗君（上）：推動轉型正義，要讓加害者走出來

在2016年民進黨重返執政後，「轉型正義」的議題再次浮上檯面，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諸多作為，近30年隨着政治開放逐步揭露。在推動「轉型正義」的課題上，相關史料和政府檔案的解密和開放是重要環節。而在德國，前東德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簡稱 Stasi，史塔西）檔案的保存和開放，是各國重要的借鑑對象。

台灣文化部長鄭麗君2016年底訪問德國時，走訪了史塔西檔案局。返台後她接受了端傳媒獨家專訪，談到了參訪史塔西的感受，以及德國經驗對推動台灣轉型正義有哪些啟發。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您在訪問德國的行程中，特別參訪了史塔西檔案局。能不能先談談參訪的感受？

鄭麗君（以下簡稱「鄭」）：這次參訪史塔西檔案局收穫非常多。1990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到今年26年，而台灣則是解嚴已經30年。一個26年、一個30年，這讓我想問德國做了多少？我們的轉型正義，（相較起來）是有一些延遲，應該要加緊腳步。

史塔西檔案局前身是東德秘密警察總部，在檔案局的參訪，讓我很感動的是現在負責檔案局的是一位聯邦委員，他過去就是參與推翻東德極權統治的異議份子，曾經被抓、被關，那時被流放到西德。到西德後，他成為媒體工作者，傳遞一些相關資訊。他現在被國會任命為管理檔案局的聯邦人員，完全獨立行使職權。

和他談話時，我很可以感受到他現在仍然像他當年參與民主運動，推翻極權政權的價值觀，更充分感受到他的熱情。我去的時候也很感慨，我自己以前也參加學生運動，如今擔任公職，自己要來推動這項工作。

當年東德政府倒台時，秘密警察總部就被異議人士所佔領，把那些史料搶救下來。

我參觀時第一段看的，就是推翻秘密警察總部和柏林圍牆倒塌的整個德國民主轉型、民主化的歷史。第二段看的是秘密警察部長辦公室、會議室和起居室，還有檔案管理室，整個完整的保留下來，展示着那些迫害人民，搜索監聽等決策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來的，展覽裏完全釐清了結構和制度。

第三段是《史塔西檔案法》本身，它清楚規範了，每個人都有權利去接觸、查閱檔案局的政治檔案，但同時要保障檔案裏面相關當事人的「人格權」，也詳細規範了這些檔案如何被公共使用，包括媒體的使用，以及人權教育的任務。

我特別問他，如何面對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間潛在的衝突問題？他講一句話，我覺得很感動。他說：這個過程就是要讓加害者走出來。

但在處理過程中怎麼去處理當事者的「人格權」？這是他們《檔案法》非常重要的關鍵。例如說刑求、竊聽這一類歷史資料，並不是隨意就公開。所有資料的公開，檔案裏面的姓名，除非當事人本身同意，它是某種程度上被遮蔽的。以及那些檔案，它有一套管理的辦法。

所謂注重「人格權」，不是完全不能被公布人名，而是必須尊重當事人和一些程序，或者公布的是去個人化的脈絡。可能是以「某人監聽某人」、「揭露程序」，但人名隱去，給予代號等等。

史塔西檔案局的研究中，對加害者的結構做了相當完整的呈現。我特別問他，如何面對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間潛在的衝突問題？他講一句話，我覺得很感動。他說：這個過程就是要讓加害者走出來。

過去我們都認為轉型正義的推動只是為了撫平受害者的創傷，讓他們面對傷痛、面對歷史。但是真正要促進和解的，是要釐清歷史真相、歷史結構，面對受害者的傷痛，受害者不僅是受害者，還有他的家人，以及整個社會的心理狀態。唯有透過對話、透過釐清事實，才能走向和解。這個和解是雙方的，包括受害者，還有很多曾經參與迫害人權工作的其他當事人。

端：您的參訪所得和政府目前推動的「轉型正義」工程有什麼關係？

鄭：回過頭來看台灣的轉型正義，政治過去處理了遭受政治迫害者的「補償」，但是這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且不應該是「補償」，應該是「賠償」。

首先，台灣在法制面是不足的。我前四年當立委的時候，提了《國家安全法》第九條修正案，因為《國安法》第九條目前是規定威權時期政治案件不得再審，等於就是限制平反的機會。我們跟尤美女委員曾經要立《政治檔案法》，目前還在草案階段，還沒有通過。

現在立法都還沒完整，所以法制基礎是不足的，現在國會民進黨也是多數，其實我覺得我們可以加緊腳步來做。

政治檔案

第二很重要的，是釐清歷史真相。釐清歷史真相，最重要的在於責任歸屬：這些政治決策是怎麼做出來的？是什麼樣的組織，涉及這樣的決策責任？釐清整個迫害的結構是怎麼產生？很重要的是：避免人類社會複製同樣的錯誤。它並不是一個記恨、仇恨，而是去面對錯誤的決策是怎麼產生的？它是怎麼被組織化的進行？人類社會才能避免重犯同樣的錯誤。

我覺得國家要為每個人的生命故事書寫下來，我覺得應該要幫每個人立傳，這是最基本的事情……促進當代和歷史不斷的對話，這就是人權教育。

我們回顧台灣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幾乎都在中壯年的時候遭遇到迫害。他們有些甚至是台灣當時的政治、社會菁英。我每次走進景美看守所，現在的人權園區，會發現很多歷史還是空白的，我們還沒有完成整個史料的整理和調查，這是項龐大的工程。

再者，我們也都還沒有照顧到受害者的家人。事實上，受害者不只是個人受害，他一旦被抓，被冠上罪名，他的家人幾乎一輩子受到歧視，找工作都有困難，在公務系統升遷也有困難。我覺得國家要為每個人的生命故事書寫下來，我覺得應該要幫每個人立傳，這是最基本的事情。這些都要做。

再來就是這些檔案的整理，跟開放運用。其實社會都希望趕快開放，但還是要有一套完整的方法，所以應該要儘速來研議，檔案的調查整理和開放運用。這些都是很基礎要進行的工作。

最後就是要以文化的力量來促進當代這段過去的對話。為什麼我們要重建歷史？為什麼我們要釐清真相？其實最重要是生活在當代，我們現在已經擁有自由民主的社會價值，但是仍要不斷的面對歷史，正視傷痛，認識錯誤，才能記取教訓。

促進當代和歷史不斷的對話，這就是人權教育。我們也看到歐洲很多轉型正義的影視作品等等，這都是以文化的力量進行反思的例子。

政府正在籌備「國家人權博物館」。這個組織目前還是個「籌備處」，我希望能儘速推動成立正式的「國家人權博物館」。這是文化部首要之務，希望以博物館的功能，來進行研究、典藏、展示、教育，這就是以文化的力量來面對歷史。我們更鼓勵多元的文化創作，來豐富轉型正義的課題。

端：部長剛剛提到，檔案牽涉很多機關，但有些機關可能日後解散了。例如當年的「保密局」或「警備總部」的檔案，有些轉移到國防部，有些轉移到其他地方。這有個跨部會的機制去把它收整起來嗎？

鄭：蔡英文總統在去年的人權日（12月10日）出席白色恐怖紀念儀式時宣示，三年內要完成《白色恐怖真相調查報告》。行政院目前由國發會主導，蒐整了一些史料，未來在人權博物館裏面典藏。

端：所以您對人權博物館的想像，是其中至少有一個部門會是像今天的史塔西一樣，成立一個檔案館？

鄭：最核心的文物就是這些史料，當然還有其他接受捐贈的文物。我們目前已經有一些政治受難前輩捐贈，在獄中的畫作或藏書等等；其實還有很多周遭相關的文件檔案。史料是核心，文件檔案這些文物都是博物館典藏。

「國家人權博物館」我們現在草擬了組織法，計畫重新定位。在前政府的規畫中，它管理景美人權紀念園區（前身為景美看守所）和綠島這兩處白色恐怖時期的遺址。我希望它的功能再升級，未來博物館處理的是台灣威權統治時期人權迫害的這些政治史料。以這個為出發點，來統整重建威權統治時期人權迫害的歷史，進行史料的整理、調查、研究、典藏，以及和轉型正義課題相關的策展，以及教育推廣。

另外我也擴大它一些新的任務。希望它可以連結台灣其他和威權統治時期，人權迫害相關的「負面遺產」遺址。也就是說，事實上不只景美和綠島，還有其他逮捕、拘禁、審訊的地點，甚至刑場和墓區等等，有許多負面遺產的不義遺址，都要進行串聯。

其實除了景美看守所和綠島，像六張犁，像安坑都是（重要的負面遺址）……未來人權博物館的體制，我希望以國家的力量來主導，去年10月，我們行政院在未來四年中程施政計畫中確定納入人權博物館。

文化部也可以協助其他相關人權團體組織的工作。它可以擴大連結其他單位，應該主動支持和協助（例如二二八紀念基金會），我把它升級成為國家最高的國家人權博物館，去處理威權統治時期的歷史真相的重建以及負面遺產、遺址。

其實除了景美看守所和綠島，像六張犁，像安坑都是（重要的負面遺址）。我當立委的時候就提案，希望當時籌備處去進行盤點負面遺址，他們已經盤點了46處。未來人權博物館的體制，我希望以國家的力量來主導，去年10月，我們行政院在未來四年中程施政計畫中確定納入人權博物館，我們得到22億台幣（約5.2億港幣/6769萬美元/4.6億人民幣）的預算。

我們特別希望能爭取放寬經資門比例，這個是蠻重要的。我們過去公共建設計畫，其他部會大概是七比三，七成用在硬體；但事實上對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硬體工程只是基礎，更重要的是內涵，所以放寬經資門比例，放寬自償率，這座博物館的目的不在賺錢和收益，所以要放寬這兩個財務原則。

端：您提到《國安法》的修正，允許受害者提出司法救濟、反平，但這是否同時也意味着可能有人會重新遭到追訴？這個問題，德國是怎麼處理的？

鄭：據我了解，德國的確有去處理相關責任刑事上的追訴。我們到史塔西檔案局參訪，一進去就是當時的部長辦公室，裏面就有當時主要領導人的照片、姓名。德國其實長期進行着司法責任的追訴和責任歸屬。台灣目前沒有。我覺得社會可以討論。我覺得是上位的法制基礎要先做，而不是個案來處理。

法制基礎要先行，政治決策責任歸屬也要先行。包括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由上而下的政治決策的形成過程，責任歸屬應該要先行。這些應該是很可以處理的。

端：史塔西館長有沒有訪台灣的交流計畫？

鄭：訪問行程中我正式邀請他訪台，對方可望在2017年上半年到訪。因為2017年是台灣解嚴30週年，二二八事件70週年。兩相對照，我很想結合民間團體，舉辦解嚴30週年系列活動，或許我們可以進行一場「台德對話」。

除了館長，像「不義遺址博物館」等議題，相關人士都可以邀請，來做交流和對話。除了轉型正義研討會，也可舉辦影展和一些表演藝術活動，像是旅德台灣藝術家林美虹的（舞劇）作品《新娘妝》，它是以二二八為題材，就可以考慮邀請她返台表演。另外台灣音樂家蕭泰然的作品《1947序曲》，也是相關題材的文化創作，都可以和德國方面做雙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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