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上):推动转型正义,要让加害者走出来

我们的转型正义,相较德国有一些延迟,应该要加紧脚步。过去曾处理遭受政治迫害者的补偿,但这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
转型正义 台湾 政治

在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后,“转型正义”的议题再次浮上台面,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诸多作为,近30年随着政治开放逐步揭露。在推动“转型正义”的课题上,相关史料和政府档案的解密和开放是重要环节。而在德国,前东德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ur Staatssicherheit,简称 Stasi,史塔西)档案的保存和开放,是各国重要的借鉴对象。

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2016年底访问德国时,走访了史塔西档案局。返台后她接受了端传媒独家专访,谈到了参访史塔西的感受,以及德国经验对推动台湾转型正义有哪些启发。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您在访问德国的行程中,特别参访了史塔西档案局。能不能先谈谈参访的感受?

郑丽君(以下简称“郑”):这次参访史塔西档案局收获非常多。1990柏林围墙倒塌,两德统一,到今年26年,而台湾则是解严已经30年。一个26年、一个30年,这让我想问德国做了多少?我们的转型正义,(相较起来)是有一些延迟,应该要加紧脚步。

史塔西档案局前身是东德秘密警察总部,在档案局的参访,让我很感动的是现在负责档案局的是一位联邦委员,他过去就是参与推翻东德极权统治的异议份子,曾经被抓、被关,那时被流放到西德。到西德后,他成为媒体工作者,传递一些相关资讯。他现在被国会任命为管理档案局的联邦人员,完全独立行使职权。

和他谈话时,我很可以感受到他现在仍然像他当年参与民主运动,推翻极权政权的价值观,更充分感受到他的热情。我去的时候也很感慨,我自己以前也参加学生运动,如今担任公职,自己要来推动这项工作。

当年东德政府倒台时,秘密警察总部就被异议人士所占领,把那些史料抢救下来。

我参观时第一段看的,就是推翻秘密警察总部和柏林围墙倒塌的整个德国民主转型、民主化的历史。第二段看的是秘密警察部长办公室、会议室和起居室,还有档案管理室,整个完整的保留下来,展示着那些迫害人民,搜索监听等决策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来的,展览里完全厘清了结构和制度。

第三段是《史塔西档案法》本身,它清楚规范了,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接触、查阅档案局的政治档案,但同时要保障档案里面相关当事人的“人格权”,也详细规范了这些档案如何被公共使用,包括媒体的使用,以及人权教育的任务。

我特别问他,如何面对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间潜在的冲突问题?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这个过程就是要让加害者走出来。

但在处理过程中怎么去处理当事者的“人格权”?这是他们《档案法》非常重要的关键。例如说刑求、窃听这一类历史资料,并不是随意就公开。所有资料的公开,档案里面的姓名,除非当事人本身同意,它是某种程度上被遮蔽的。以及那些档案,它有一套管理的办法。

所谓注重“人格权”,不是完全不能被公布人名,而是必须尊重当事人和一些程序,或者公布的是去个人化的脉络。可能是以“某人监听某人”、“揭露程序”,但人名隐去,给予代号等等。

史塔西档案局的研究中,对加害者的结构做了相当完整的呈现。我特别问他,如何面对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间潜在的冲突问题?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这个过程就是要让加害者走出来。

过去我们都认为转型正义的推动只是为了抚平受害者的创伤,让他们面对伤痛、面对历史。但是真正要促进和解的,是要厘清历史真相、历史结构,面对受害者的伤痛,受害者不仅是受害者,还有他的家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唯有透过对话、透过厘清事实,才能走向和解。这个和解是双方的,包括受害者,还有很多曾经参与迫害人权工作的其他当事人。

端:您的参访所得和政府目前推动的“转型正义”工程有什么关系?

郑:回过头来看台湾的转型正义,政治过去处理了遭受政治迫害者的“补偿”,但是这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且不应该是“补偿”,应该是“赔偿”。

首先,台湾在法制面是不足的。我前四年当立委的时候,提了《国家安全法》第九条修正案,因为《国安法》第九条目前是规定威权时期政治案件不得再审,等于就是限制平反的机会。我们跟尤美女委员曾经要立《政治档案法》,目前还在草案阶段,还没有通过。

现在立法都还没完整,所以法制基础是不足的,现在国会民进党也是多数,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加紧脚步来做。

政治档案

系指由各国家机关、中国国民党及其党营机构及行政院所设“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所保管,自民国34年(编按:1945年)10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接管台湾至民国80年(编按:1991年)5月22日废除《惩治叛乱条例》之间,与二二八事件、国家总动员体制、动员戡乱体制及戒严体制相关,尤其涉及当时镇压、调查、侦查、私行拘禁、起诉、审判、执行之国家机关、组织、人员组成、程序及司法判决与国家总动员业务执行之档案正本、复本、档案汇编及档案资料库。以上定义是由立法委员尤美女、刘世芳等23位立法委员所提出的《政治档案法》草案,第三条。

第二很重要的,是厘清历史真相。厘清历史真相,最重要的在于责任归属:这些政治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组织,涉及这样的决策责任?厘清整个迫害的结构是怎么产生?很重要的是:避免人类社会复制同样的错误。它并不是一个记恨、仇恨,而是去面对错误的决策是怎么产生的?它是怎么被组织化的进行?人类社会才能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

我觉得国家要为每个人的生命故事书写下来,我觉得应该要帮每个人立传,这是最基本的事情……促进当代和历史不断的对话,这就是人权教育。

我们回顾台湾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时期,受害者几乎都在中壮年的时候遭遇到迫害。他们有些甚至是台湾当时的政治、社会菁英。我每次走进景美看守所,现在的人权园区,会发现很多历史还是空白的,我们还没有完成整个史料的整理和调查,这是项庞大的工程。

再者,我们也都还没有照顾到受害者的家人。事实上,受害者不只是个人受害,他一旦被抓,被冠上罪名,他的家人几乎一辈子受到歧视,找工作都有困难,在公务系统升迁也有困难。我觉得国家要为每个人的生命故事书写下来,我觉得应该要帮每个人立传,这是最基本的事情。这些都要做。

再来就是这些档案的整理,跟开放运用。其实社会都希望赶快开放,但还是要有一套完整的方法,所以应该要尽速来研议,档案的调查整理和开放运用。这些都是很基础要进行的工作。

最后就是要以文化的力量来促进当代这段过去的对话。为什么我们要重建历史?为什么我们要厘清真相?其实最重要是生活在当代,我们现在已经拥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价值,但是仍要不断的面对历史,正视伤痛,认识错误,才能记取教训。

促进当代和历史不断的对话,这就是人权教育。我们也看到欧洲很多转型正义的影视作品等等,这都是以文化的力量进行反思的例子。

政府正在筹备“国家人权博物馆”。这个组织目前还是个“筹备处”,我希望能尽速推动成立正式的“国家人权博物馆”。这是文化部首要之务,希望以博物馆的功能,来进行研究、典藏、展示、教育,这就是以文化的力量来面对历史。我们更鼓励多元的文化创作,来丰富转型正义的课题。

端:部长刚刚提到,档案牵涉很多机关,但有些机关可能日后解散了。例如当年的“保密局”或“警备总部”的档案,有些转移到国防部,有些转移到其他地方。这有个跨部会的机制去把它收整起来吗?

郑:蔡英文总统在去年的人权日(12月10日)出席白色恐怖纪念仪式时宣示,三年内要完成《白色恐怖真相调查报告》。行政院目前由国发会主导,搜整了一些史料,未来在人权博物馆里面典藏。

端:所以您对人权博物馆的想像,是其中至少有一个部门会是像今天的史塔西一样,成立一个档案馆?

郑:最核心的文物就是这些史料,当然还有其他接受捐赠的文物。我们目前已经有一些政治受难前辈捐赠,在狱中的画作或藏书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周遭相关的文件档案。史料是核心,文件档案这些文物都是博物馆典藏。

“国家人权博物馆”我们现在草拟了组织法,计划重新定位。在前政府的规画中,它管理景美人权纪念园区(前身为景美看守所)和绿岛这两处白色恐怖时期的遗址。我希望它的功能再升级,未来博物馆处理的是台湾威权统治时期人权迫害的这些政治史料。以这个为出发点,来统整重建威权统治时期人权迫害的历史,进行史料的整理、调查、研究、典藏,以及和转型正义课题相关的策展,以及教育推广。

另外我也扩大它一些新的任务。希望它可以连结台湾其他和威权统治时期,人权迫害相关的“负面遗产”遗址。也就是说,事实上不只景美和绿岛,还有其他逮捕、拘禁、审讯的地点,甚至刑场和墓区等等,有许多负面遗产的不义遗址,都要进行串联。

其实除了景美看守所和绿岛,像六张犁,像安坑都是(重要的负面遗址)……未来人权博物馆的体制,我希望以国家的力量来主导,去年10月,我们行政院在未来四年中程施政计划中确定纳入人权博物馆。

文化部也可以协助其他相关人权团体组织的工作。它可以扩大连结其他单位,应该主动支持和协助(例如二二八纪念基金会),我把它升级成为国家最高的国家人权博物馆,去处理威权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的重建以及负面遗产、遗址。

其实除了景美看守所和绿岛,像六张犁,像安坑都是(重要的负面遗址)。我当立委的时候就提案,希望当时筹备处去进行盘点负面遗址,他们已经盘点了46处。未来人权博物馆的体制,我希望以国家的力量来主导,去年10月,我们行政院在未来四年中程施政计划中确定纳入人权博物馆,我们得到22亿台币(约5.2亿港币/6769万美元/4.6亿人民币)的预算。

我们特别希望能争取放宽经资门比例,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过去公共建设计划,其他部会大概是七比三,七成用在硬体;但事实上对于国家人权博物馆,硬体工程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内涵,所以放宽经资门比例,放宽自偿率,这座博物馆的目的不在赚钱和收益,所以要放宽这两个财务原则。

端:您提到《国安法》的修正,允许受害者提出司法救济、反平,但这是否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有人会重新遭到追诉?这个问题,德国是怎么处理的?

郑:据我了解,德国的确有去处理相关责任刑事上的追诉。我们到史塔西档案局参访,一进去就是当时的部长办公室,里面就有当时主要领导人的照片、姓名。德国其实长期进行着司法责任的追诉和责任归属。台湾目前没有。我觉得社会可以讨论。我觉得是上位的法制基础要先做,而不是个案来处理。

法制基础要先行,政治决策责任归属也要先行。包括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时期,由上而下的政治决策的形成过程,责任归属应该要先行。这些应该是很可以处理的。

端:史塔西馆长有没有访台湾的交流计划?

郑:访问行程中我正式邀请他访台,对方可望在2017年上半年到访。因为2017年是台湾解严30周年,二二八事件70周年。两相对照,我很想结合民间团体,举办解严30周年系列活动,或许我们可以进行一场“台德对话”。

除了馆长,像“不义遗址博物馆”等议题,相关人士都可以邀请,来做交流和对话。除了转型正义研讨会,也可举办影展和一些表演艺术活动,像是旅德台湾艺术家林美虹的(舞剧)作品《新娘妆》,它是以二二八为题材,就可以考虑邀请她返台表演。另外台湾音乐家萧泰然的作品《1947序曲》,也是相关题材的文化创作,都可以和德国方面做双向交流。

讀者評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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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還在跳針南京大屠殺和日本責任真是可笑
    姑且不論南京大屠殺是中共和國民黨渲染
    戰前日本帝國政府早已解體
    早級戰犯也被槍絕
    在鬼扯要日本負責任的人什麼時候要用同樣標準
    要求中共為64屠殺、大躍進、文革
    負實質的責任?
    國民黨害怕轉型正義
    因為轉到底就會發現中華民國從來不是台灣的應然政府

  2. 應該同時請德國和日本,使日本向德國學習承認犯下,南京大屠殺和屠殺40萬臺灣島民。向全中國(大陸,臺灣島和香港)下跪懺悔並道歉。

  3. 太棒了!期待2017年舉辦台德轉型正義交流系列活動。
    建議還可將中正廟作為一個公民參與的轉型案例,請OURs來主持,細心籌備邀請與會德國轉型正義專家來台與我們民眾共同進行系列討論,做為中正廟未來應如何重新定位如何改造,成為對轉型正義立下歷史殷鑑的重要史蹟。讓後世子孫也能記取歷史教訓,為自己的家鄉勇敢對抗不義和強權。

  4. 民進黨=華麗空話
    臺灣島現在是從蔣總統以來,最糟糕的時候,而且才剛開始。

  5. ... 看成了邓丽君...

  6. 台湾能够得以逐步成功转型,也许与蒋经国的高瞻远瞩选择向民主运动低头有关。但在中国这边,如此的高压明目张胆的欺凌民众之下,未来若改朝换代恐怕根本不会有什么转型正义,只会有对当权者及其所属党派的大清算

  7. 1.所以是表示日本時期的繼承等法規,可以現有男女均權的方式進行回溯? 畢竟日本時期也是威權統治狀態! 配偶與女系子孫的繼承權,以及至今仍不平等的僅限男性的兵役義務(包含役齡徵集,戰時召集等)。
    2.相關的文件,如果本身是來自威權組織的紀錄,那是不是也是一種法律上的毒樹果實? 特別是一些中性紀錄中的人員(被負面、正面處理,跟不處理,應該要如何辨識)
    3.各種預算勢必與現有預算產生彼此競爭的狀況,是如何設定上下限? 以及相關議題本身內部包含比如說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包含了明清朝代、西英法荷等勢力,應該要如何進行比例上的分配。(比如說計畫數量、建築數量、員額編制、預算編制、宣傳活動數量等)
    4.各國的相關法令的演變,真的應該要拿出來參考,畢竟通常比較容易查到的是現行的,但是光是各國(包含聯邦制的地方自治法規是否有特別的規範)就很複雜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rafgesetzbuch_section_86a

  8. 必須說,比起這個,我比較想知道妳的文化產業政策具體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