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发表最新民调报告，有46%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反对的占45%──这明显是个五五波的民调格局。然而游盈隆却说“立法院通过（同婚修法）就是个十级的大地震，会对全台湾造成很大的冲击。”他认为“我们还没有ready!”。
这个民调发布记者会，不论是发布的时机点、发布的语调与阵势，都不是在“客观呈现”国人对同婚的民意趋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与反同、恐同社会对立，并且在五五波均势中为反同、恐同势力加持造势。而这也可能意味著民进党将从尤美女主导修民法，转而由柯建铭领衔立歧视专法的政策转向。
民调结果有很多种诠释方式，游选择了一个最糟糕的解读。事实上，此时此刻的民进党最需要关注的，是长期支持民进党的年轻选民在这件事的态度。国民党在过去二十年间，如果曾经关心年轻人在社会、政治、经济等课题的需求，以及社会上求改革、求进步的声音，它就不会沦为今日的少数党。此时此刻的民进党，如果还以为可以随意操弄、解读民调，那国民党殷鉴不远。
民调方法的偏误
除了游盈隆对民调诠释的问题，细究其产生资料的方法，也有两点值得斟酌：
一、游的资料来自“电访调查”。由于近年来家用电话使用率逐渐减少，加以许多在外求学工作的年轻族群，宿舍及租屋处也很少设置电话，因此传统电访的代表性也渐受挑战。相对于此，由中研院执行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曾在2012年以“抽样面访”方式，调查台湾民众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度，咸信有更高准确度。
二、问卷设计最关键处，是题目本身的措辞。游盈隆执行的调查中，使用的题干为：“立法院最近积极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引起部分社会人士强烈反对。简单地说，就是‘同性恋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样结婚，并享有民法上相同的权利与义务’请问，您赞不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
此一设计会出现两种问题。一是“一题多问”，题目中同时涉及“享有民法上相同权利及义务”、“同性婚姻合法化”两个题目，容易造成答题者混淆。二是题目特别指出“引起部分社会人士强烈反对”，而不是使用“社会上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种较中性的开场语，会使得调查得出的结果失真。
相对而言，前述“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中，涉及同性婚姻题干为“您同意或不同意以下的说法?同性恋者也应该享有结婚的权利”，就显得中性许多。
真实民意，其实接近六四波
那么从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资料，我们又会看见什么样的图景？我们将 2012那次调查所得的台湾各县市资料，编为六大区域（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以及宜花东），发现北北基有高达60.4% 民众支持同性婚姻，为各区之首；即使考虑抽样误差后，信赖区间仍明显高于五成以上（95%信赖区间为 56.5%至64.2%)。
接著沿西部南下，桃竹苗、中彰投区域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度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云嘉南地区，支持度有44.5%。而高雄、屏东两县市支持度相似，整个高屏地区为56.0%。而虽然地图上花东地区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为50%），但由于该地区在调查中样本数仅有78人，不宜过度推论。不过整体看来，各区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访者占居多数，且以台湾整体受访者中，对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
由于调查中分为“支持、无特定立场、不支持”三种意见，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考察表态“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结果发现，在台湾西部地区“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从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云嘉南（42%），就算在考虑抽样误差，在95%的信心水准下仍没有任何一个区域跨过五成。
除了跨区比较，历年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共有三份问卷问及受访者对同性婚姻的态度，分别是1991年（二期二次家庭、教育组）、2012年（六期三次性别组），以及2015年（七期一次综合问卷组）。比对这三次结果，1991年赞成同婚的比例仅有 13%，但在2012和2015年，赞成比例已分别达55%和59%，这是已接近六四波的格局，还不是游盈隆数字呈现的五五波。
性别化的反同婚态度
游盈隆公布的数字，耐人寻味地，呈现出不同性别态度的差距；但游盈隆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女性比男性较支持同性婚姻。笔者和王维邦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也以 2012 年社会变迁调查的资料为基础，检测国人对“婚外性行为”与“同性性行为”的态度，结果显示，国人对这两种“非常规性实践”（non-conforming sexual practices）的态度，呈现显著的性别化现象——男性对婚外性行为的支持度，显著高于女性；但女性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显著高于男性。
异性恋父权社会下，性别不平等让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买春等）的性特权，造成台湾男性较支持婚外的性，这还容易理解。但要解释何以男性显著反对同婚，得先说明“异性恋常规性”（heteronormativity）这个概念。
用最浅白的话来说，异性恋常规性的运作，建立在三组对立的阶层划分之上：ㄧ、在性别层次区别“真正的”男人与女人，其余都是“性别偏差”。二、在性的层次区分异性恋与同性恋，前者是“自然、正常的”，后者“不自然、异常”。三、在家庭组成上区分“纯正的”（genius）家庭和“伪”家庭——前者系基于血缘、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后者是由各种基于友谊、社群网络建立的家庭。
经验上，这三个范畴常呈现复杂交织。例如，性总是性别化的，表现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所以异男相对于异女享有性特权。而人们的性别认同，也和性实践紧密关联——因而，我们经常不只是做男人或女人，而是做“异男”、“女同”等；这也是何以人们经常以性别偏差（娘娘腔、男人婆）来嘲讽同性恋，或者借由羞辱同性恋以图矫正他／她的性别。在这些实践中，异男的阳刚特质被奉为正典，而男同则被贬抑为根本“不像个男人！”
事实上，众多美国同性恋支持度的研究也显示，“异男”倾向抱持传统性别角色，而显著的较反对同性恋。简言之，异男和异女与非异男相比，明显具有双重的性优势──他们是性别关系中的支配者，也是异性恋与同性恋阶层中的优势者。也无怪乎，不少男性政治人物可以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样的异性恋情欲生活，一方面对同性恋人权嗤之以鼻。
性公民权要保障，不能表决
最后回归根本，民调固然可以做为施政参考，但倘若我们面对的是基本人权的问题时，它就不是一个好的佐证基础。
Diana Richardson在《建构性公民权》这篇精典文章中强调，要让公民不因为性倾向、性实践受到歧视，社会必须正视性公民权的保障。性公民权（sexual citizenship）至少包括三个不同层次的权利：一、性行为、性实践被认可的权利，不会因为某些性行为而被处罚；二、主张性认同的权利——意即可以宣称我是同志、我是双性恋等的权利；三、确保这些不同的性实践者的亲密关系，可以被社会认可、被法律保障的权利。
英国社会学家Ken Plummer则在《亲密公民权》(Intimate Citizenship) 一书中指出，从妇运、同运的反压迫斗争显示，做为性与亲密主体的个人，必须将私领域中的性或情欲实践，拿来公领域中论述，才能当个真正的公民。
过去几年由伴侣盟提出的“多元成家法案”，迄至今日的同婚运动，正是亲密主体在公领域积极争取性与亲密公民权的具体实践。同婚修法，其实是长期来遭受异性恋体制迫害的性异议份子，起而争取结婚、形成家庭权利的社会改革运动──但在激情与偏见的运作下，却出现严重的性／别反挫。这包括长期从事司法改革、人权保障的林永颂律师，都说出“支持同婚等同于支持‘同性恋霸权’”这种反智的话；而在大学执教的柯志明，甚至一并埋葬了妇运过往三十年来，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性别平等。
我们想提醒的是：同志争取的不是特权，也不是施舍，而是争取人身为人“缔结婚姻、形成家庭”的基本人权——虽然，在晚婚、不婚的台湾，不乏异性恋者对婚姻避之唯恐不急，但是对想进入婚姻的人，人人在宪法前一律平等。权利，不是可以用民调、数数儿可以决定的事。
订立专法？“隔离政策”的再现
11月28日，立法院集结三万人争取“要修民法、不要专法”，显见柯建铭想用专法“把蟑螂关厕所”的歧视性修法路线，引起支持同婚者公愤。
为何立专法是歧视？南非的婚姻制度是值得参照的例子。南非在性／别、种族政治角力下，形成“不同人适用不同婚姻制度”的专法隔离制。这使得它成为全球第一个同时让“同性婚姻”与“一夫多妻制”合法化的国家。Judith Stacey在《脱钩》（Unhitched）一书中（也可参见吴嘉苓的书评），详细介绍了南非这个深具后现代吊诡的婚姻制度：
1996年南非新宪法规定，国家不得基于“种族、性别、性、怀孕、婚姻状态、族群或社会根源、肤色、性倾向、年龄、失能、宗教、良知、信仰、文化、语言和出生”而行直接或间接歧视，也开启了一连串的婚姻变革。首先1998年《认可传统婚姻法》延著种族的界线，确立了黑人传统部族可以维持一夫多妻的文化传统，但仅只限于黑人。但在南非女性主义社群的施压下，要取第二个妻子的男性，必须经过大老婆的同意。这个一夫多妻制，因而是性别与种族政治的妥协结果。传统部落不高兴，因为要大老婆同意本身削弱了男性权力；女性主义社群也不高兴，因为只有一夫多妻标示者男性权力的延续。
另方面，1998年南非宪法法庭废止鸡奸罪（sodomy law）。2005年宪法法庭判决同性伴侣应享平等婚姻权，并于次年生效。但隔年通过的新法，却又延著异性恋与同性恋的界线，建立两套不同制度。同性恋在南非，向来被看成是西方白人殖民者堕落的表征，因而在修法过程中也没被平等对待，于是异性恋适用《婚姻法》（Marriage Act），而同性恋者则如下图漫画家的讽刺画一样，开个小门，给他们一个专法：民事结合法（The Civil Union Act）。
平等，意味著抹除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不论你的性别、阶级、族群、年龄、宗教、党派、性倾向、身心障碍与否等等，都给予平等对待；但专法是开个小门，让主流社会可以眼不见为净，也维持著“他们”永远无法与“我们”相提并论的阶层关系。而且，这个小门意味著，只有异性恋者配得上“婚姻”这两个字。
编按：本文稍早版本以《异性恋常规性下的民调政治：解读老绿男》为题，刊于巷子口社会学。经作者授权《端传媒》编修转载。
（陈美华，中山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吴秋园，中山大学社研所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