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夏天，中国大陆极端气候肆虐，政治气候也风云变幻。8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布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可以看作连续政治过程中的一个节点──过去几年围绕团系的政治斗争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也算是今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一个看得见的成果。
网媒年代，共青团的社运化
围绕团系的政治角逐，交缠在令计划、薄熙来、周永康集团的派系斗争中。他们，甚至包括仍在位的更高层，被习斥为“一小撮野心家和阴谋家”，也是今年秋天“十八届六中全会”即将全力解决的对象。中纪委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也空前严厉，称其“贵族化、官僚化”，这给共青团和团系干部的政治地位和前景带来极大困扰，却也是共青团近来加速转型的动因。其结果，便是《改革方案》的出台。
纵观该方案，除了因为“党团关系改造”而明确向习近平效忠的政治要求，最明显的是让共青团重新回归青年运动的改造路线——既包括组织结构，也包括团与青年的关系。
具体来说，整个方案有两个亮点，分别印证着共青团的“社运化改造”。一是去官僚化设计：团中央开始精简编制，增加挂职干部和基层干部比重，并且不再要求职务等级和工作匹配。这等于既去掉了团派官僚升迁的棘轮，破坏了团系干部的上升通道，又以一种变相的“内部干部下放”形式对团系整体贬黜。共青团的快速升迁本来是团系政治力量的内生机制，如此一来，团系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威胁，就此瓦解。
经此改造，在未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更效忠习个人、更活跃、也更具政治进攻性的青年运动组织俨然形成，也就是一个建制化的“小粉红”军团。如此判断，既是基于过去几年，在共青团主导下“小粉红”的出现，也是基于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深刻改变了社会和经济，也改变了政治形态。
以奥巴马2008年的总统选举为标志，此种新媒体政治改造了传统政党，使政党也变得社运化了。所谓政党社运化，是内地政治学者吴强博士最早注意并概念化的（见诸《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年第2期）。其指因新媒体的引入，传统政党的组织结构和动员方式越来越接近社会运动中的“去组织化”和“网络化”，呈现出一种新民粹主义的极化政治。这一趋势对无论民主体制下的政党竞选，还是威权体制下的民意操纵都有影响。传统政党越来越多地采取新媒体策略、并且更多将党组织建立在新媒体上。
这种趋势在共青团的改造中同样可见。中共更为积极主动、更彻底地进行新媒体的社运化改造。如此转型，已经不仅仅是令计划案后，共青团高层急于解决对团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许还透露出团系统强烈的自救意识，仿佛共青团面临危机的一次集体创业，努力向最高层表忠心、甘当马前卒，而不再扮演从前在最高政治格局中分一杯羹的竞争性角色。这样的转型，无疑会影响深远。
共青团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另一个最重要的趋势是“互联网＋共青团”的模式，强调网团的深度融合。这是第一次以互联网结构为主导，改造党团－官僚组织的尝试。《方案》要求团组织走出办公室和文山会海，进入社会；也要求团干部主动联系青年，直接动员青年；大力实施“网上共青团”工程，推动团员转为社会志愿者。
如此成建制的、社会运动式的转型，可以回溯到2008奥运会，共青团工作向社会志愿者的转型。那时，团组织事实上发挥着 NGO 的功能，向党和政府部门提供有组织的青年志愿服务，而团中央正是在赛后志愿工作总结的基础上开始了转型。
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网上共青团”工程则直接孕育了“小粉红”。团中央建立了统一的“未来网”，各级地方团组织直接建立微博账号、接收各类网络平台，在政务微博中规模最大，也能够从百度贴吧（BBS）中直接动员，并组织黑客攻击，酷似俄罗斯的“纳什”运动。
然而，在这些表面工作的背后，却另存两条暗线，其政治指向异常明确。
一条线，是2016年7月13日团中央联合发改委和央行发布的《青年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算是《方案》的先期文件，要求将两千万青年纳入志愿者体系，并且纳入信用体系，根据志愿工作（如参加小粉红的网络攻击或线下集合）评定、增减青年的信用积分，并与创业优惠、乃至机票优惠等奖惩挂钩。
这意味着，通过团的志愿转型，多达两千万青年正在被纳入一个强制性的监督体系中。如此规模可观的生力军，在《方案》的指针下，以预防性动员的方式，被赋予了防范“颜色革命”的重要使命。这自然也意味着“小粉红”军团的大规模建制化：他们未来可能随时出动，出现在任何需要的场所，如各种民族主义抗议或者拥戴游行当中。
另一条更为隐蔽的线索，却标识着团系力量的集体投诚。共青团中央8月2日开会做出部署，要求团组织积极参与到青年创业工作中。“互联网+”本是总理李克强上任伊始提出的，鼓励青年人创业、刺激新经济、缓解就业紧张的一项重要举措。时至今日，“互联网＋”虽然遭遇许多制度性困难，却仍然在坚持中，而且影像了许多中国青年人的观念与生活。
共青团、青年创业与对台工作
而《方案》中，“互联网＋共青团”的深度融合，不仅包括团的互联网改造，也指向了创业本身，并且赋予了鼓励创业的政治目标。其中的鼓励创业方案，大体上居然可见昔日“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的影子。
YBC 是一个团中央创始于2003年的创业投资计划，其领导人正是令计划的夫人谷丽萍。该创业计划在过去十几年里建立了全国性的分支办公室、多达12000 人的“导师库”，以及与各地方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复杂网络，堪称创业版的影子“共青团”，也是令计划和团系深度介入经济的一支巨大力量。
虽然，YBC 主页上的新闻更新停留在了2015年6月，显示这一机构的工作陷入停顿。但是，也是从2015年6月开始，台办等机构却开始了一个总额400亿元人民币的“大陆创业基金”计划，吸引台湾青年“回大陆创业”。该计划以无偿向台湾青年提供免费办公室、公寓和创业启动资金的方式，鼓励台湾青年在厦门、深圳、东莞、天津等21家创业基地、13个城市开展创业。
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一计划所争取的，是740万台湾青年，也是台湾的未来民意决定者，关系台湾青年对两岸关系的长远态度。缺乏“创业”管理经验、缺乏青年工作的台办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启动如此庞大的计划，除了YBC机构的帮助，几无可能。这仿佛当一年前令计划被正式逮捕前后，他的昔日班底都在“互联网＋”的号召下，开始了一次集体创业。
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即是说，不仅团系已经全面转向效忠习近平、甘当对台青年工作的马前卒，而且整个共青团都在主动进行“无害化”转向，以社会运动的手法重建组织和动员，参与到对习个人效忠、争取青年、占领互联网的一场运动中。未来可见的，必然是更大规模、更为活跃、更为“萌态”的共青团组织的青年运动。
那时，人们或许听不到街道上整齐的皮靴声，但只要打开手机和互联网，就能看到铺天盖地的美丽青年，如何敬仰英明领袖的歌唱。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