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书展，早在开幕前就有热议新闻与文章：有说历年部分书商都向环保回收店提供滞销书籍；有说“年度作家”被取消后，辟了个年度主题，以武侠为题作招徕；有说香港作者好趁每年书展才出书；有说众筹终见成果书展伺机而动云云。
其中一篇貌似脸书近况摘录的短稿《逛书展顺道报读兴趣班 贸易发展主导文化活动之故？》，文章除了开首提到的书展变化，观点大都“环保再造”，毫不新鲜。该文先评论今届书展将“年度作家”改为“年度主题”之举，文末比较台北国际书展模式，是有心，也用心，却显得力不从心。虽然庆幸仍有人愿意温习历来书展评论，遗憾未见书展文化的历史回顾。书展完结前出现的评论，大都只是台湾与香港书展的浮光掠影比较，尚未触及香港书展本质，或者仍停留在责备香港读者不长进。
在“每年一闹”的气氛里，甚少人能说出香港书展的“原罪”。其实，今天一切对书展的责备，都可从它的传统寻得答案。
从中文书展到香港书展
贸易发展局（贸发局）主办香港书展逾四分一世纪，在横跨主权移交的二十多年里，局方确实有付出过努力。它既欲摆脱当年几乎由台湾书在港主导的“中文书展”（香港书展前身），所给香港人的深刻印象，亦希望做出一个有香港特色的书展。
从空间上看，以往大会堂规模只比今天大学书展稍大，在小空间里填满文化气息，并不困难。在会展中心偌大的空间里，一个本意是展览手表珠宝的地方，要容纳那么多读书的人，被设定的读者对象，肯定不是昔日的一小群（当年许多大陆新移民都把香港看作逃生门，中文书展是怎样一个移民台湾的自修室或梦工场，大可想像），更非从事文化及出版事业的作家、编辑、插画师和版权交易人。
在会展场馆里填满人，才是香港书展的初衷。
2011年，台湾书商曾在香港举办展前简介会，香港书展把台湾书商编到较少人流的展馆。台湾书商为了获得香港传媒关注，特意在简介会上提到台湾多年来都来港参展，已是“老朋友”。他们在光华文化新闻中心，回忆当年中文书展时代香港对他们的礼待，与该年的安排差异实在太大了。该年书展这么对待他们，不无过份之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台湾书商抱怨位处人流较少的展馆的举动，正好说明，今天的台湾书商其实比香港人更明白这个书展的本质：哪管来的人是谁，要是能在人潮里展出作品，就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回报。
回顾七八十年代香港纸本出版与文学创作风气之盛，毋须依赖一个书展来表现、表演或证明。例如一册文青合集（青年文学奖文集），平日在书店就可卖二万本，相等于今天情话类书种的日常销量。另一方面，文社亦非常活跃，文学活动繁多，参与者众。
可是到了1989年至90年，六四事件发生后，物欲横流麻醉人心的平庸之恶无日无之，香港步入一个更反智、对九七前景更恐慌的日子。香港书展在这股集体无力感里举步维艰，在民情越来越不稳定、流行文化越来越“水皮”（逊色）的状况，加上书籍展览要一下子填满偌大的空间，主事人要办好一场书籍展览，谈何容易。
根据资深出版人许迪锵先生在2013年写的文章所述，1990年“中文书展”过渡到香港书展，当年传媒的反应是：“贸发局首届书展主其事者为局内以人脉广泛著称的 David Yip，这位叶先生神通广大，因恐新闻发布会乏人问津，据说私底下约请李嘉欣等‘港姐’，乃至‘波霸’叶子楣等 stand by，若场面冷清，即摆出美人阵撑场。结果记者蜂拥，也就毋须劳动众美人了。David Yip 不是别人，正是文化文学界无人不识的小说家、散文家、藏书家、香港掌故学家、知名编辑叶灵凤先生的公子。”
为香港书展度桥出招（出主意），连美人计都要施；虽然在记者会上终收回“秘密武器”，但从另一角度看，就显得当年局方对香港读书文化的信心其实有多大。结果，“第一届”香港书展终究还是请来香港小姐揭幕……由香港小姐启幕的书展，书商要照顾的读者是谁？
工展会文化扭曲读者、主办者与作者
第一届香港书展，吸引大批读者来访，入场人数始成为传媒每年焦点；每年出书这么多，书展办得成功与否，如何衡量？参展商数量、入场人数……书展只谈量而不重质的文化，渐见形成。读者质量不再偏重于对文化及文学有追求、对台湾有想像与期盼的一群，而是比起文化意义更实际、更能看见的数字。
要在一个零售展场内参展，吸引更多人关注，就要有特别的“关公技巧”（公关技巧）。怎样才可称得上特别的关公技巧？两个字：折扣；三个字：大劈价（大减价）。就连“真．爱书人”，甚至是书的作者，都不时嫌书价太高。作家的价值观，亦早就被香港书展扭曲而不自知，忘记了书并不单纯是商品，它的价值不应止于价钱。
尤其是，昔日港英政府早已为香港建设了一种以消费来维稳的工展会文化：鼓励香港人尽情消费，以消解六七暴动前后的社会怨气，一大群人得以合法集会，理由就是集体消费。工展会怎样吸引普罗大众到场消费？好趁优惠折扣来参观与消费，就是当年香港人被培养出来的集体意识。担心来人不够多？施以美人计，举办工展小姐选举，套路与后来的香港书展一般。
香港书展由贸发局接管后，手法如何参考工展会，看看某些本地书商推广手法，卖书劈价比卖蚝油粉面更狠更狂就知道，读者自然带著工展会心态来书展。书被视为纯粹商品而非文化商品，以致作者与书商都集中于一个月出版著作，绝对是有迹可寻的。最终，有些书商索性出版自己本来不乐意出版的畅销书，惹来不少以劣币养良币的批评。若要追本溯源，以抢眼球、吸引大众读者的香港书展风格，可谓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普罗读者，又怎会尊重这个文化场域？
许多文章提到今年“年度作家”改为“年度主题”的举措，若从效果观之，这几年以“年度作家”抢的眼球够不够多、成效显著与否、获选香港作家如何合作，一一都在主办方眼皮下指头按拍的计算机上。2010年刘以鬯、2011年西西、2012年也斯、2013年陈冠中、2014年董启章、2015年李欧梵，一年才推一名作家，成效太低了吧？今年以“年度主题”的方式，从一变八：本来只推一位作家，现在是在主题大伞下推广八位写武侠小说的作家，书商自然十分欢迎。讲求成效的文化，不正是香港文化？
公民力量重建文化环境
推广畅销作家，意义何在？评论人自可便宜地指骂这种退步，但笔者要说的并不是主办者与书商有多么的不该，反而想说，在香港愿意参与文化事业的人，当中打算抗衡这些退步文化的人少之又少。比较香港书展与台北国际书展的、不知道台北是由出版界组成的基金会主导的，甚至连台北书展都没出席过的人，还是硬著头皮说著话。评论人这种行为，又与“执平货”（挑便宜货）的贪爽心态何异？
若要批评，得先温习香港本土书展的历史，并回顾这么多年以来香港的大小书展，例如以香港书展为批评对象的牛棚书展，以及与社区、出版商和学校合作的九龙城书节。它们少资源而人脉广，善用文化界建基于认同感而非纯粹利益的人际网络，建构一个个正常地卖书的文化空间。
至于有批评者曾以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比较香港书展，似不了解其以版权交易为主的对象并非大众；香港书展是书籍零售的场所，务求在一周内要归本，甚至赚钱，并非版权买卖的层次。台北书展主办方以法兰克福书展为学习对象，每年举办多场向法兰克福书展学习的专业培训工作坊，并于每年十月办团到访德国亲身观摩。书商与出版业界不只是做书业生意，还有专业范畴的国际交流。
再看香港书展的主办单位，据笔者所知，负责书展的职员岗位经常调动、升迁，对于许多擅长行政工作的人来说，香港书展是一场零售展览的工作，支援书商与支援食品节、宠物节商人，提供差别不大的服务。我们很难要求一个以商业贸易为主、以人流为指标、人事经常变动的机构，花二十多年就摇身一变，变成类似台湾的文化部。起码，香港书展批评者，如要对香港书展进言，上述认知基础，还是需要的。
笔者认为，落墨批评大骂的年代已过，在民间以公民力量默默重建自己的文化环境，引进各地书展方式，才是出路。批评者绝对可以在香港书展场馆内，实践自己的想法，甚至抗争。
在这个资料充裕的年代，一般读者对书的认知，仅是看作“印上了图与字的东西”，未必有兴趣探讨书本身的文化意义。到2047年，今日的年轻读者、评论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多少人的孩子会在书架发现一册今年书展你买到的书？“买书”这种行为，30年后，可能就是个动人故事；评论书展的人，就是要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改变未来──改变未来自己本来要说的乏味故事。
忽视历史的批评，对推动书展进步的力度，十分有限。我们要先用自己的记忆──书展的历史，来检视和守护自己的书展。
香港人，要争气！
（彦一，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