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書展，早在開幕前就有熱議新聞與文章：有說歷年部分書商都向環保回收店提供滯銷書籍；有說「年度作家」被取消後，闢了個年度主題，以武俠為題作招徠；有說香港作者好趁每年書展才出書；有說眾籌終見成果書展伺機而動云云。
其中一篇貌似臉書近況摘錄的短稿《逛書展順道報讀興趣班 貿易發展主導文化活動之故？》，文章除了開首提到的書展變化，觀點大都「環保再造」，毫不新鮮。該文先評論今屆書展將「年度作家」改為「年度主題」之舉，文末比較台北國際書展模式，是有心，也用心，卻顯得力不從心。雖然慶幸仍有人願意溫習歷來書展評論，遺憾未見書展文化的歷史回顧。書展完結前出現的評論，大都只是台灣與香港書展的浮光掠影比較，尚未觸及香港書展本質，或者仍停留在責備香港讀者不長進。
在「每年一鬧」的氣氛裡，甚少人能說出香港書展的「原罪」。其實，今天一切對書展的責備，都可從它的傳統尋得答案。
從中文書展到香港書展
貿易發展局（貿發局）主辦香港書展逾四分一世紀，在橫跨主權移交的二十多年裡，局方確實有付出過努力。它既欲擺脫當年幾乎由台灣書在港主導的「中文書展」（香港書展前身），所給香港人的深刻印象，亦希望做出一個有香港特色的書展。
從空間上看，以往大會堂規模只比今天大學書展稍大，在小空間裡填滿文化氣息，並不困難。在會展中心偌大的空間裡，一個本意是展覽手錶珠寶的地方，要容納那麼多讀書的人，被設定的讀者對象，肯定不是昔日的一小群（當年許多大陸新移民都把香港看作逃生門，中文書展是怎樣一個移民台灣的自修室或夢工場，大可想像），更非從事文化及出版事業的作家、編輯、插畫師和版權交易人。
在會展場館裡填滿人，才是香港書展的初衷。
2011年，台灣書商曾在香港舉辦展前簡介會，香港書展把台灣書商編到較少人流的展館。台灣書商為了獲得香港傳媒關注，特意在簡介會上提到台灣多年來都來港參展，已是「老朋友」。他們在光華文化新聞中心，回憶當年中文書展時代香港對他們的禮待，與該年的安排差異實在太大了。該年書展這麼對待他們，不無過份之處。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台灣書商抱怨位處人流較少的展館的舉動，正好說明，今天的台灣書商其實比香港人更明白這個書展的本質：哪管來的人是誰，要是能在人潮裡展出作品，就有機會獲得更大的回報。
回顧七八十年代香港紙本出版與文學創作風氣之盛，毋須依賴一個書展來表現、表演或證明。例如一冊文青合集（青年文學獎文集），平日在書店就可賣二萬本，相等於今天情話類書種的日常銷量。另一方面，文社亦非常活躍，文學活動繁多，參與者眾。
可是到了1989年至90年，六四事件發生後，物慾橫流麻醉人心的平庸之惡無日無之，香港步入一個更反智、對九七前景更恐慌的日子。香港書展在這股集體無力感裡舉步維艱，在民情越來越不穩定、流行文化越來越「水皮」（遜色）的狀況，加上書籍展覽要一下子填滿偌大的空間，主事人要辦好一場書籍展覽，談何容易。
根據資深出版人許迪鏘先生在2013年寫的文章所述，1990年「中文書展」過渡到香港書展，當年傳媒的反應是：「貿發局首屆書展主其事者為局內以人脈廣泛著稱的 David Yip，這位葉先生神通廣大，因恐新聞發布會乏人問津，據說私底下約請李嘉欣等『港姐』，乃至『波霸』葉子楣等 stand by，若場面冷清，即擺出美人陣撐場。結果記者蜂擁，也就毋須勞動眾美人了。David Yip 不是別人，正是文化文學界無人不識的小說家、散文家、藏書家、香港掌故學家、知名編輯葉靈鳳先生的公子。」
為香港書展度橋出招（出主意），連美人計都要施；雖然在記者會上終收回「秘密武器」，但從另一角度看，就顯得當年局方對香港讀書文化的信心其實有多大。結果，「第一屆」香港書展終究還是請來香港小姐揭幕……由香港小姐啟幕的書展，書商要照顧的讀者是誰？
工展會文化扭曲讀者、主辦者與作者
第一屆香港書展，吸引大批讀者來訪，入場人數始成為傳媒每年焦點；每年出書這麼多，書展辦得成功與否，如何衡量？參展商數量、入場人數……書展只談量而不重質的文化，漸見形成。讀者質量不再偏重於對文化及文學有追求、對台灣有想像與期盼的一群，而是比起文化意義更實際、更能看見的數字。
要在一個零售展場內參展，吸引更多人關注，就要有特別的「關公技巧」（公關技巧）。怎樣才可稱得上特別的關公技巧？兩個字：折扣；三個字：大劈價（大減價）。就連「真．愛書人」，甚至是書的作者，都不時嫌書價太高。作家的價值觀，亦早就被香港書展扭曲而不自知，忘記了書並不單純是商品，它的價值不應止於價錢。
尤其是，昔日港英政府早已為香港建設了一種以消費來維穩的工展會文化：鼓勵香港人盡情消費，以消解六七暴動前後的社會怨氣，一大群人得以合法集會，理由就是集體消費。工展會怎樣吸引普羅大眾到場消費？好趁優惠折扣來參觀與消費，就是當年香港人被培養出來的集體意識。擔心來人不夠多？施以美人計，舉辦工展小姐選舉，套路與後來的香港書展一般。
香港書展由貿發局接管後，手法如何參考工展會，看看某些本地書商推廣手法，賣書劈價比賣蠔油粉麵更狠更狂就知道，讀者自然帶著工展會心態來書展。書被視為純粹商品而非文化商品，以致作者與書商都集中於一個月出版著作，絕對是有跡可尋的。最終，有些書商索性出版自己本來不樂意出版的暢銷書，惹來不少以劣幣養良幣的批評。若要追本溯源，以搶眼球、吸引大眾讀者的香港書展風格，可謂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普羅讀者，又怎會尊重這個文化場域？
許多文章提到今年「年度作家」改為「年度主題」的舉措，若從效果觀之，這幾年以「年度作家」搶的眼球夠不夠多、成效顯著與否、獲選香港作家如何合作，一一都在主辦方眼皮下指頭按拍的計算機上。2010年劉以鬯、2011年西西、2012年也斯、2013年陳冠中、2014年董啟章、2015年李歐梵，一年才推一名作家，成效太低了吧？今年以「年度主題」的方式，從一變八：本來只推一位作家，現在是在主題大傘下推廣八位寫武俠小說的作家，書商自然十分歡迎。講求成效的文化，不正是香港文化？
公民力量重建文化環境
推廣暢銷作家，意義何在？評論人自可便宜地指罵這種退步，但筆者要說的並不是主辦者與書商有多麼的不該，反而想說，在香港願意參與文化事業的人，當中打算抗衡這些退步文化的人少之又少。比較香港書展與台北國際書展的、不知道台北是由出版界組成的基金會主導的，甚至連台北書展都沒出席過的人，還是硬著頭皮說著話。評論人這種行為，又與「執平貨」（挑便宜貨）的貪爽心態何異？
若要批評，得先溫習香港本土書展的歷史，並回顧這麼多年以來香港的大小書展，例如以香港書展為批評對象的牛棚書展，以及與社區、出版商和學校合作的九龍城書節。它們少資源而人脈廣，善用文化界建基於認同感而非純粹利益的人際網絡，建構一個個正常地賣書的文化空間。
至於有批評者曾以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比較香港書展，似不了解其以版權交易為主的對象並非大眾；香港書展是書籍零售的場所，務求在一周內要歸本，甚至賺錢，並非版權買賣的層次。台北書展主辦方以法蘭克福書展為學習對象，每年舉辦多場向法蘭克福書展學習的專業培訓工作坊，並於每年十月辦團到訪德國親身觀摩。書商與出版業界不只是做書業生意，還有專業範疇的國際交流。
再看香港書展的主辦單位，據筆者所知，負責書展的職員崗位經常調動、升遷，對於許多擅長行政工作的人來說，香港書展是一場零售展覽的工作，支援書商與支援食品節、寵物節商人，提供差別不大的服務。我們很難要求一個以商業貿易為主、以人流為指標、人事經常變動的機構，花二十多年就搖身一變，變成類似台灣的文化部。起碼，香港書展批評者，如要對香港書展進言，上述認知基礎，還是需要的。
筆者認為，落墨批評大罵的年代已過，在民間以公民力量默默重建自己的文化環境，引進各地書展方式，才是出路。批評者絕對可以在香港書展場館內，實踐自己的想法，甚至抗爭。
在這個資料充裕的年代，一般讀者對書的認知，僅是看作「印上了圖與字的東西」，未必有興趣探討書本身的文化意義。到2047年，今日的年輕讀者、評論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多少人的孩子會在書架發現一冊今年書展你買到的書？「買書」這種行為，30年後，可能就是個動人故事；評論書展的人，就是要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改變未來──改變未來自己本來要說的乏味故事。
忽視歷史的批評，對推動書展進步的力度，十分有限。我們要先用自己的記憶──書展的歷史，來檢視和守護自己的書展。
香港人，要爭氣！
（彥一，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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