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去历史化的批评之外,我们可以为书展做什么?

忽视历史的批评,对推动书展进步的力度,十分有限。我们要先用自己的记忆──书展的历史,来检视和守护自己的书展。
2016年香港书展。
台湾 出版 风物

今年香港书展,早在开幕前就有热议新闻与文章:有说历年部分书商都向环保回收店提供滞销书籍;有说“年度作家”被取消后,辟了个年度主题,以武侠为题作招徕;有说香港作者好趁每年书展才出书;有说众筹终见成果书展伺机而动云云。

其中一篇貌似脸书近况摘录的短稿《逛书展顺道报读兴趣班 贸易发展主导文化活动之故?》,文章除了开首提到的书展变化,观点大都“环保再造”,毫不新鲜。该文先评论今届书展将“年度作家”改为“年度主题”之举,文末比较台北国际书展模式,是有心,也用心,却显得力不从心。虽然庆幸仍有人愿意温习历来书展评论,遗憾未见书展文化的历史回顾。书展完结前出现的评论,大都只是台湾与香港书展的浮光掠影比较,尚未触及香港书展本质,或者仍停留在责备香港读者不长进。

在“每年一闹”的气氛里,甚少人能说出香港书展的“原罪”。其实,今天一切对书展的责备,都可从它的传统寻得答案。

从中文书展到香港书展

贸易发展局(贸发局)主办香港书展逾四分一世纪,在横跨主权移交的二十多年里,局方确实有付出过努力。它既欲摆脱当年几乎由台湾书在港主导的“中文书展”(香港书展前身),所给香港人的深刻印象,亦希望做出一个有香港特色的书展。

从空间上看,以往大会堂规模只比今天大学书展稍大,在小空间里填满文化气息,并不困难。在会展中心偌大的空间里,一个本意是展览手表珠宝的地方,要容纳那么多读书的人,被设定的读者对象,肯定不是昔日的一小群(当年许多大陆新移民都把香港看作逃生门,中文书展是怎样一个移民台湾的自修室或梦工场,大可想像),更非从事文化及出版事业的作家、编辑、插画师和版权交易人。

在会展场馆里填满人,才是香港书展的初衷。

2011年,台湾书商曾在香港举办展前简介会,香港书展把台湾书商编到较少人流的展馆。台湾书商为了获得香港传媒关注,特意在简介会上提到台湾多年来都来港参展,已是“老朋友”。他们在光华文化新闻中心,回忆当年中文书展时代香港对他们的礼待,与该年的安排差异实在太大了。该年书展这么对待他们,不无过份之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台湾书商抱怨位处人流较少的展馆的举动,正好说明,今天的台湾书商其实比香港人更明白这个书展的本质:哪管来的人是谁,要是能在人潮里展出作品,就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回报。

回顾七八十年代香港纸本出版与文学创作风气之盛,毋须依赖一个书展来表现、表演或证明。例如一册文青合集(青年文学奖文集),平日在书店就可卖二万本,相等于今天情话类书种的日常销量。另一方面,文社亦非常活跃,文学活动繁多,参与者众。

可是到了1989年至90年,六四事件发生后,物欲横流麻醉人心的平庸之恶无日无之,香港步入一个更反智、对九七前景更恐慌的日子。香港书展在这股集体无力感里举步维艰,在民情越来越不稳定、流行文化越来越“水皮”(逊色)的状况,加上书籍展览要一下子填满偌大的空间,主事人要办好一场书籍展览,谈何容易。

根据资深出版人许迪锵先生在2013年写的文章所述,1990年“中文书展”过渡到香港书展,当年传媒的反应是:“贸发局首届书展主其事者为局内以人脉广泛著称的 David Yip,这位叶先生神通广大,因恐新闻发布会乏人问津,据说私底下约请李嘉欣等‘港姐’,乃至‘波霸’叶子楣等 stand by,若场面冷清,即摆出美人阵撑场。结果记者蜂拥,也就毋须劳动众美人了。David Yip 不是别人,正是文化文学界无人不识的小说家、散文家、藏书家、香港掌故学家、知名编辑叶灵凤先生的公子。”

为香港书展度桥出招(出主意),连美人计都要施;虽然在记者会上终收回“秘密武器”,但从另一角度看,就显得当年局方对香港读书文化的信心其实有多大。结果,“第一届”香港书展终究还是请来香港小姐揭幕……由香港小姐启幕的书展,书商要照顾的读者是谁?

工展会文化扭曲读者、主办者与作者

第一届香港书展,吸引大批读者来访,入场人数始成为传媒每年焦点;每年出书这么多,书展办得成功与否,如何衡量?参展商数量、入场人数……书展只谈量而不重质的文化,渐见形成。读者质量不再偏重于对文化及文学有追求、对台湾有想像与期盼的一群,而是比起文化意义更实际、更能看见的数字。

要在一个零售展场内参展,吸引更多人关注,就要有特别的“关公技巧”(公关技巧)。怎样才可称得上特别的关公技巧?两个字:折扣;三个字:大劈价(大减价)。就连“真.爱书人”,甚至是书的作者,都不时嫌书价太高。作家的价值观,亦早就被香港书展扭曲而不自知,忘记了书并不单纯是商品,它的价值不应止于价钱。

尤其是,昔日港英政府早已为香港建设了一种以消费来维稳的工展会文化:鼓励香港人尽情消费,以消解六七暴动前后的社会怨气,一大群人得以合法集会,理由就是集体消费。工展会怎样吸引普罗大众到场消费?好趁优惠折扣来参观与消费,就是当年香港人被培养出来的集体意识。担心来人不够多?施以美人计,举办工展小姐选举,套路与后来的香港书展一般。

香港书展由贸发局接管后,手法如何参考工展会,看看某些本地书商推广手法,卖书劈价比卖蚝油粉面更狠更狂就知道,读者自然带著工展会心态来书展。书被视为纯粹商品而非文化商品,以致作者与书商都集中于一个月出版著作,绝对是有迹可寻的。最终,有些书商索性出版自己本来不乐意出版的畅销书,惹来不少以劣币养良币的批评。若要追本溯源,以抢眼球、吸引大众读者的香港书展风格,可谓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普罗读者,又怎会尊重这个文化场域?

许多文章提到今年“年度作家”改为“年度主题”的举措,若从效果观之,这几年以“年度作家”抢的眼球够不够多、成效显著与否、获选香港作家如何合作,一一都在主办方眼皮下指头按拍的计算机上。2010年刘以鬯、2011年西西、2012年也斯、2013年陈冠中、2014年董启章、2015年李欧梵,一年才推一名作家,成效太低了吧?今年以“年度主题”的方式,从一变八:本来只推一位作家,现在是在主题大伞下推广八位写武侠小说的作家,书商自然十分欢迎。讲求成效的文化,不正是香港文化?

公民力量重建文化环境

推广畅销作家,意义何在?评论人自可便宜地指骂这种退步,但笔者要说的并不是主办者与书商有多么的不该,反而想说,在香港愿意参与文化事业的人,当中打算抗衡这些退步文化的人少之又少。比较香港书展与台北国际书展的、不知道台北是由出版界组成的基金会主导的,甚至连台北书展都没出席过的人,还是硬著头皮说著话。评论人这种行为,又与“执平货”(挑便宜货)的贪爽心态何异?

若要批评,得先温习香港本土书展的历史,并回顾这么多年以来香港的大小书展,例如以香港书展为批评对象的牛棚书展,以及与社区、出版商和学校合作的九龙城书节。它们少资源而人脉广,善用文化界建基于认同感而非纯粹利益的人际网络,建构一个个正常地卖书的文化空间。

至于有批评者曾以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比较香港书展,似不了解其以版权交易为主的对象并非大众;香港书展是书籍零售的场所,务求在一周内要归本,甚至赚钱,并非版权买卖的层次。台北书展主办方以法兰克福书展为学习对象,每年举办多场向法兰克福书展学习的专业培训工作坊,并于每年十月办团到访德国亲身观摩。书商与出版业界不只是做书业生意,还有专业范畴的国际交流。

再看香港书展的主办单位,据笔者所知,负责书展的职员岗位经常调动、升迁,对于许多擅长行政工作的人来说,香港书展是一场零售展览的工作,支援书商与支援食品节、宠物节商人,提供差别不大的服务。我们很难要求一个以商业贸易为主、以人流为指标、人事经常变动的机构,花二十多年就摇身一变,变成类似台湾的文化部。起码,香港书展批评者,如要对香港书展进言,上述认知基础,还是需要的。

笔者认为,落墨批评大骂的年代已过,在民间以公民力量默默重建自己的文化环境,引进各地书展方式,才是出路。批评者绝对可以在香港书展场馆内,实践自己的想法,甚至抗争。

在这个资料充裕的年代,一般读者对书的认知,仅是看作“印上了图与字的东西”,未必有兴趣探讨书本身的文化意义。到2047年,今日的年轻读者、评论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多少人的孩子会在书架发现一册今年书展你买到的书?“买书”这种行为,30年后,可能就是个动人故事;评论书展的人,就是要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改变未来──改变未来自己本来要说的乏味故事。

忽视历史的批评,对推动书展进步的力度,十分有限。我们要先用自己的记忆──书展的历史,来检视和守护自己的书展。

香港人,要争气!

(彦一,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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