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陆网络上以两岸政治议题围剿艺人赵薇、戴立忍、水原希子的事件持续发酵。伴随着“南海仲裁案”引发的连锁反应，批评“民族主义”浪潮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然而，“小粉红”带来的社会现象，绝非“反日游行”、“抵制洋货”般简单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复杂合力下，对社会共识的根本挑战。
“小粉红”的话语模式和行动原则，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政治论战，而是教养不足导致的对现代社会规则的冒犯，更深层的背后，是知识分子话语权威的丧失，以及暗流涌动的权力之争。
小粉红拉低网络社交底线
中国互联网中的政治论战，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就从未平息。多年前，人们就将其概况为“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一方主张国家至上，以及平等的社会主义；另一方则强调自由民主与市场化。然而，这些群体基本上都以中年人为主，不仅有着成套、闭环的政治观点，在多数问题上也有着清晰的界别。更重要的是，早期的互联网政治论战，不仅规模有限，而且只在知识界与特定网站（如乌有之乡、共识网、四月青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内部爆发，话题也极少触及日常生活。
本来，不管是职业、收入，还是婚姻、性取向和政治立场，都是极私密的话题，这是现代社会共同认可的社交规则。上述网站，虽屡遭官方压制，但基本上和其他有话题偏好类的网站一样，只是人们自愿表达和言说的特定场所。换句话说，早年的政治类网站，和情感论坛、游戏社区一样，多么严重的辩论与攻讦，都是建立在双方有意参与的基础上。
然而，“小粉红”在微博上的群体行动，大大拉低了互联网社交的底线。在微博这样原本无所不包的纷繁世界，政治话题的触角不断延伸。而今日，几乎每个微博用户都被卷入了这场政治围剿，留给他们的选择非黑即白，并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而年初帝吧用户集体翻墙攻占脸书的事件，网友狂丢风景、美食图片，乃至表情包和“八荣八耻”等政治标语，同样适用此道理。共青团曾专门发文，自称绝非“网络暴力”，只是“在玩表情包”。这似乎也是“小粉红”最引以为傲的“理性”行动准则。事实上，这无非就是底层熟人社会村夫市侩的社交信条：天然的集体归属感对个人有着强大约束力和号召力——“我们认同的就是全世界都要认同的”。于是，一副好为人师的姿态油然而生，强行越过社交界限，无礼冒犯私人空间，笃信“为你好”即正义。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几十年之后，今日的“小粉红”就是明日家里逼婚问嫁的七大姑八大姨，无论何种心态，都难以抵消其无端骚扰与逼人表态的事实。因为，“表情包”虚假理性背后，是无知带来的高度自信，他们对主权的认知和国家历史的理解，就好像长辈认为年轻人25岁不结婚就是耍流氓一样。而当这种缺乏教养的行为成为集体行动时，恪守社交规则的人也变得无处可逃。
与这种冒犯相对的，还有受害者的惊人沉默。即使网络上有不少同情艺人的声音，但当事人从未有一人敢站出来，用现代社会的常理，公开反驳小粉红的围剿。电视媒体与节目制作方，更是抢先下架、换角、毁约，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应对机制，与问题艺人及时切割。在不谙政治的娱乐界，媒体与艺人兼具受害者与共谋者的角色，这对于社会规则的破坏，几乎是不可逆的。
知识分子何以权威扫地？
“小粉红”面对大量指责，展现了极强的回击能力。互联网上知识分子的“常识”说教，几乎无效。
“狭隘民族主义”、“文革重现”、“爱国贼”……赵薇事件一出，便有一大批学者媒体人强烈反弹，他们对此种未曾经历又似曾相识的舆论浪潮极度蔑视，无不以最强硬语气严厉批判。海外各媒体针对此事的评论文章中，上述标签也是最常见的回应。
出乎意料的是，“小粉红”不仅迅速自我洗白，还对知识分子的“常识”说教予以反击。早在年初的周子瑜事件中，共青团中央就曾发布博文《让理直气壮地说爱国成为一种习惯》，尝试卸掉“爱国贼”的帽子，明确表达“爱国不该被污名化”，并从正面阐明应当如何警惕西方，使爱国“如吃饭喝水般自然”。
此次，共青团中央也有所行动，将互联网上批判狭隘民族主义、反体制的人称为“怪蜀黍”，精准回击学者对“小粉红”群体低龄化、幼稚的傲慢指责。在“小粉红”的言论中，熟练用“公知”一词攻击学者，也早已成为普遍现象。
混迹舆论场多年的公共知识分子，何以在今日如此权威扫地？
中国互联网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崛起于2009年到2012年微博兴盛、用户流量迅速集中的时期。他们不仅在多个公共事件中扮演话筒角色，也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其高校学者、媒体人的身份，影响了一大批彼时热衷网络的高校学生和职场年轻人。
然而，2012年，官方开始管控互联网舆论之后，由“造谣”引发的公共知识分子名誉危机，伴随着网络大V薛蛮子等人的入狱。官方也从保守的删帖、封号，逐步走向“正面战场”，将公知所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境外机构支持、经济犯罪等捆绑，迅速导致公共知识分子被有意污名化。
另一方面，小粉红的主力群体普遍低龄，亦是事实。当他们从遍地“反日”谣言的QQ空间开始转战更加开放的微博时，“公知”、“网络大V”、“意见领袖”、“普世价值”等早已沦为脏话，党媒逐渐拓展新媒体业务，深入到微博一线，成为舆论主力。
同时，微博上的共青团中央与诸党媒，常发布大量有关就业、人生哲理、成功学或心灵鸡汤的内容，并借着“中国崛起的自信”，全方位消解西方政治思想的合理性。而各高校共青团对学生工作又有着绝对控制权，官方抢占新媒体高地后，成为高校的学生会、社团唯一的思想资源，进而影响着多数大学生。
更重要的是，公共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之后，依旧自视甚高，且惯于说教，仍遵循“常识”与“启蒙”的话语框架，自然成为“小粉红”鄙夷的对象。事实是，在国家机器整体布局、精心经营网络舆论的背景下，利用互联网管控的缝隙所崛起的网络异见群体，从来都没有还手之力。
下挟民意，上迎圣心的共青团
以共青团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和权力斗争，夹杂在民族主义巨浪之间，逐渐有了饮鸩止渴的趋势。
在两场针对“台独”的舆论战中，共青团中央的角色十分重要。在周子瑜事件中力挺黄安，乃至成为赵薇事件的直接策划者。虽然曝光赵薇，发端于天涯论坛，然而，若无共青团中央微博精心整理的长篇材料，赵薇也不可能在微博上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共青团的策划过程，在新鲜的新媒体阵地中，却遵循着中共群众运动的传统逻辑。
“制造敌人-寻找积极分子-集中批判-过火-控制”，同时“宁左勿右”，是中共群众运动的常见模式，无论是在土改当中斗地主，还是四清运动中的批干部，莫不遵循这一过程。
早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有关“台独艺人”的标签便甚嚣尘上。真真假假的消息中，人们对“台独艺人”的标准评判不一，坚挺的粉丝群体也会自发捍卫艺人形象。而如今，在共青团中央先行树立目标后，热衷搜集艺人资料的论坛网友，自然成为“积极分子”，在微博上转化为民意象征。
共青团所做的，是将这种局限在特定论坛上的争议，扩大到整个互联网舆论场，对艺人展开一边倒的集中批判，并通过激烈的方式，展现本系统迎合官方民族主义立场的姿态。而新媒体上的群众运动模式，传播极广，易节外生枝，更具破坏力和自主性。赵薇事件与南海仲裁案连环反应，使得始作俑者共青团也不得不呼吁“理性爱国”。但这并不能阻挡共青团在这方面继续激进下去，毕竟，成为全国青年的超级意见领袖，下挟民意，上迎圣心，成功制造多个“政治正确”的话题，已是不可抹杀的政绩。
然而，在7月6日共青团中央制造赵薇事件并掀起舆论风暴后的数天里，《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两大一级官媒对此几乎无反应，也从不转发共青团中央有关此事的任何微博。甚至一贯支持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也表现冷淡，只有《人民日报》曾不加任何附带评论地，转发了一条军队媒体的文章。更诡异的是，7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微信“侠客岛”发文，不点名批判围攻赵薇的“阴谋论”言行与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小粉红无法成为红卫兵
“小粉红”当然不是红卫兵，因为领导“小粉红”的共青团中央，绝无毛泽东般的权威。在如今中共政治的权力网中，共青团几乎什么都不是。早在周子瑜事件时，《人民日报》就发文称周子瑜只是无辜女孩，《人民日报海外版》更是痛批“网民讨伐周子瑜是民粹的狂欢”，直指黄安与推波助澜的共青团中央。
当共青团中央试图为“小粉红”正名，称其“呆萌如初”、“坚韧自信”时，《环球时报》则批评使用该词是“小写的脑残，大写的尴尬”。随后的2月，中纪委巡视组更是高调通报批评共青团中央“机关化、行政化、娱乐化、贵族化”。 显然，中共高层尤其是中央宣传系统，对共青团中央的做法并不认可。
与之相反，力挺共青团的党刊“紫光阁”和微博账号“思想火炬”格外突出。“紫光阁”这份国务院办公厅下属的“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官方刊物，受国务院秘书长杨晶的直接领导。值得注意的是，杨晶作为总理李克强国务院系统的“大管家”，亦是共青团系统中，在1990年代初受到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的提拔。
“思想火炬”则更加耐人寻味，这个简介为“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现已遭微博管理员更名，冠上“中国社科院”字头）的账号，看似十分唬人，实际只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下自发成立的一个研究机构，牵头者朱继东也只是一名记者出身、挂靠在社科院名下的行政人员。朱继东和“思想火炬”高频度发表极左言论，并四处开办讲座，参与公共话题，也恰恰是在提倡“阶级斗争”的王伟光新任社科院院长之后，投机姿态十分明显。在带头呼吁“抵制肯德基”被人民日报痛批后，“思想火炬”的真实身份也被网友曝光，成为整个事件中的一个荒诞插曲。
在民族主义的巨浪下，过火的群众运动，若隐若现的权力斗争，连同趁势投机的利益小团体，不约而同地推波助澜，在新威权体制下环环相扣，彼此交织，难舍难分，让“赵薇事件”成为不断扩展的戏中戏。在此合力下，“小粉红”的集体行动，极有可能导致舆论刹车失灵，冲击整个社会的共识与底线，即使对官方来说，这也无异于火中取栗，饮鸩止渴。
（三三，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