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文件在国际社会掀起连场风暴，揭发多名西方政要开设离岸公司没有申报。冰岛总理更成为首位因事件而下台的政府元首。文件亦揭露出，不少威权主义国家领袖及家属未能以身作则，纷纷透过离岸公司转移资产到外地。至于香港亦身受其害，文件中披露离岸公司数目之众，令香港再次被贴上“税务天堂”的恶名。
巴拿马文件的政策影响，这几天已有不少文章分析，但“离岸公司”的概念，似乎触及得并不多。
事实上，在全球资本流动的年代，大型企业开设不同离岸公司反而是常态，离岸公司衍生的真正问题，是让税收制度、国家系统与资本流动三者之间出现严重脱节，以及造成全球化下“公司法人”与国民责任的期望落差。
全球资本流动的新常态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社会理论对现代国家出现的理解。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国家制度的出现，本是为资本家及其延伸的政权服务。旧日的税收制度以佃农为单位，贵族只需要定时定候到辖下农地收割成果，便能剥削农民辛劳的成果。但在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社会，职位及人员在国内急速流动，令征税变得相对困难，国民身份便成为国家征税制度的“座标”︰只要你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你便得向个国家缴纳收益，以支持国家社会福利及公共行政。
然而，全球资本流动在冷战后成为常态，一国企业到多国发展业务及投资，更被视为企业策略的重要一环。而要有效管理、减少风险，并赚取最大利润，选择公司总部位置，自然是董事局与行政总裁营运企业的考量之一。
以英资洋行怡和集团为例，它在香港回归前，转到另一英属地区百慕达注册，但同时维持在香港的业务。某程度上，这是建基于对回归后香港法制的考虑：怡和希望在回归前，先令集团的本地业务，直接受英联邦法律所保障。
与其类似的是，一些跨国集团常以离岸公司，来处理在中国的投资及业务。其背后原因亦是相信成立离岸公司，对比直接在中国法律下成立在地公司，对集团在中国投资的产权更有保障。以汇丰银行过去20年的迁册考虑分析，它在1992年借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迁回伦敦，反映当时对回归后香港前景的担心；近年汇丰考虑回到香港，也涉及银行在中国的投资及社会情况。
离岸公司合法，却侵蚀国家主权
正如香港立法会会计界梁继昌直言，透过中介人设立并持有离岸公司是合法行为，也不代表这些空壳公司，一定是从事不法行为或业务。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而言，这自然是资本家与无产者在社会权力上的分别︰资本家可以用尽不同的财技来逃避责任，但无产者却只有劳力出卖，因此必然被国家征税。事实上，除少数国家会实施全球征税外，大多数国家仍保留着封建制度下只向“领地内收成”征税的传统，亦即只向在“当地注册”的企业及劳工征税。
因此，巴拿马文件所揭示的，不但是个别政客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富，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之间的张力。国际政治学者Stephen Krasner提出主权的四个层次，当中包括“相互依赖主权”（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即涉及国家能否有效控制跨国界的人员、货物及资本流动。
税收制度本是国家主权最重要体现，但在离岸公司制度下，国家难再以“国民身份”作收税的座标。“国民身份”与“公司法人注册”，也不再是国家可以有效衡量税收对象的指标──国民及公司法人也可以选择在其他国家建立“身份”，以最少成本得到最大利益。这里利益不单指税税务优惠，也可以是享受另一国的法律保障，或是隐藏身份下的政治利益。
虚拟国家与虚拟资本 ：下个战场？
即使在2008年后因着金融风暴，各国开始打击逃税行为（如英揆卡梅伦于2013年曾与英属海外领地达成打击逃税协议），但巴拿马文件表明，英联邦的海外领地仍是世上最庞大的离岸公司网络，不同国家在当中的损失难以估计。
事实上，这些在加勒比海注册的离岸公司，最大问题在于其隐密程度，只要不断透过提名海外公司，以“法人董事”、信托及基金形式来“拥有”这些持有资产的离岸公司，其他人根本难以知道谁是真正持有人。而国家难以从官方渠道，获得足够证据追回失去的税款──除非与这些“税务天堂”签署任何司法互助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协议，或是税务信息协议等国际条约。
这类协议当中，需要有条文要求披露离岸公司的资料及最终拥有人，否则难以获得追税的足够证据。对这些“税务天堂”而言，这些法律上的方便，是其在国际政治中与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这些地方从离岸金融获益匪浅，是否愿意接受其他国家要求，改变自身的国际优势，是很大的疑问。
但这些小国的优势也许很快被取代。随着虚拟国家（virtual state）及虚拟货币的出现，企业及个人的交易，慢慢地由现实世界走到虚拟世界，而这些交易量大且迅速，在现今的税务制度下亦难以处理。
离岸公司尚须要有一个现实国家作注册，但在网上世界，只有一个网站或一个电邮户口，便可注册“身份”，再以这个身份游走不同的交易平台，概念上可以完全不触及现实世界的法规（如印花税、资产增值税等税项）。而现实国家要向虚拟世界征税，某程度上等同向虚拟世界“宣战”。以往不少针对网上世界的法例，均惹来西方社会内部激烈讨论，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全球化是一场“空间争夺战”（space wars），有能者可以游走不同空间并掌控时间，大众则被时间及空间所囚禁，时不与我。离岸公司可以被理解为“空间争夺战”的第一波，资本家透过游走不同空间，创造独立于自身民族身份的“商业身份”，来获得最大利润。当巴拿马文件揭示这场战争本质的同时，是否也为下一场“空间争夺战”揭开序幕？
（陈伟信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