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文件在國際社會掀起連場風暴，揭發多名西方政要開設離岸公司沒有申報。冰島總理更成為首位因事件而下台的政府元首。文件亦揭露出，不少威權主義國家領袖及家屬未能以身作則，紛紛透過離岸公司轉移資產到外地。至於香港亦身受其害，文件中披露離岸公司數目之眾，令香港再次被貼上「稅務天堂」的惡名。
巴拿馬文件的政策影響，這幾天已有不少文章分析，但「離岸公司」的概念，似乎觸及得並不多。
事實上，在全球資本流動的年代，大型企業開設不同離岸公司反而是常態，離岸公司衍生的真正問題，是讓稅收制度、國家系統與資本流動三者之間出現嚴重脫節，以及造成全球化下「公司法人」與國民責任的期望落差。
全球資本流動的新常態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社會理論對現代國家出現的理解。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國家制度的出現，本是為資本家及其延伸的政權服務。舊日的稅收制度以佃農為單位，貴族只需要定時定候到轄下農地收割成果，便能剝削農民辛勞的成果。但在工業化及資本主義社會，職位及人員在國內急速流動，令徵稅變得相對困難，國民身份便成為國家徵稅制度的「座標」︰只要你是這個國家的國民，你便得向個國家繳納收益，以支持國家社會福利及公共行政。
然而，全球資本流動在冷戰後成為常態，一國企業到多國發展業務及投資，更被視為企業策略的重要一環。而要有效管理、減少風險，並賺取最大利潤，選擇公司總部位置，自然是董事局與行政總裁營運企業的考量之一。
以英資洋行怡和集團為例，它在香港回歸前，轉到另一英屬地區百慕達註冊，但同時維持在香港的業務。某程度上，這是建基於對回歸後香港法制的考慮：怡和希望在回歸前，先令集團的本地業務，直接受英聯邦法律所保障。
與其類似的是，一些跨國集團常以離岸公司，來處理在中國的投資及業務。其背後原因亦是相信成立離岸公司，對比直接在中國法律下成立在地公司，對集團在中國投資的產權更有保障。以匯豐銀行過去20年的遷冊考慮分析，它在1992年借併購英國米特蘭銀行遷回倫敦，反映當時對回歸後香港前景的擔心；近年匯豐考慮回到香港，也涉及銀行在中國的投資及社會情況。
離岸公司合法，卻侵蝕國家主權
正如香港立法會會計界梁繼昌直言，透過中介人設立並持有離岸公司是合法行為，也不代表這些空殼公司，一定是從事不法行為或業務。然而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而言，這自然是資本家與無產者在社會權力上的分別︰資本家可以用盡不同的財技來逃避責任，但無產者卻只有勞力出賣，因此必然被國家徵稅。事實上，除少數國家會實施全球徵稅外，大多數國家仍保留着封建制度下只向「領地內收成」徵稅的傳統，亦即只向在「當地註冊」的企業及勞工徵稅。
因此，巴拿馬文件所揭示的，不但是個別政客如何管理自己的財富，也是全球資本主義對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之間的張力。國際政治學者Stephen
Krasner提出主權的四個層次，當中包括「相互依賴主權」（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即涉及國家能否有效控制跨國界的人員、貨物及資本流動。
稅收制度本是國家主權最重要體現，但在離岸公司制度下，國家難再以「國民身份」作收稅的座標。「國民身份」與「公司法人註冊」，也不再是國家可以有效衡量稅收對象的指標──國民及公司法人也可以選擇在其他國家建立「身份」，以最少成本得到最大利益。這裏利益不單指稅稅務優惠，也可以是享受另一國的法律保障，或是隱藏身份下的政治利益。
虛擬國家與虛擬資本 ：下個戰場？
即使在2008年後因着金融風暴，各國開始打擊逃稅行為（如英揆卡梅倫於2013年曾與英屬海外領地達成打擊逃稅協議），但巴拿馬文件表明，英聯邦的海外領地仍是世上最龐大的離岸公司網絡，不同國家在當中的損失難以估計。
事實上，這些在加勒比海註冊的離岸公司，最大問題在於其隱密程度，只要不斷透過提名海外公司，以「法人董事」、信託及基金形式來「擁有」這些持有資產的離岸公司，其他人根本難以知道誰是真正持有人。而國家難以從官方渠道，獲得足夠證據追回失去的稅款──除非與這些「稅務天堂」簽署任何司法互助協議、避免雙重徵稅協議，或是稅務信息協議等國際條約。
這類協議當中，需要有條文要求披露離岸公司的資料及最終擁有人，否則難以獲得追稅的足夠證據。對這些「稅務天堂」而言，這些法律上的方便，是其在國際政治中與大國博弈的重要籌碼，這些地方從離岸金融獲益匪淺，是否願意接受其他國家要求，改變自身的國際優勢，是很大的疑問。
但這些小國的優勢也許很快被取代。隨着虛擬國家（virtual state）及虛擬貨幣的出現，企業及個人的交易，慢慢地由現實世界走到虛擬世界，而這些交易量大且迅速，在現今的稅務制度下亦難以處理。
離岸公司尚須要有一個現實國家作註冊，但在網上世界，只有一個網站或一個電郵戶口，便可註冊「身份」，再以這個身份遊走不同的交易平台，概念上可以完全不觸及現實世界的法規（如印花稅、資產增值稅等稅項）。而現實國家要向虛擬世界徵稅，某程度上等同向虛擬世界「宣戰」。以往不少針對網上世界的法例，均惹來西方社會內部激烈討論，反對之聲不絕於耳。
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提出全球化是一場「空間爭奪戰」（space
wars），有能者可以遊走不同空間並掌控時間，大眾則被時間及空間所囚禁，時不與我。離岸公司可以被理解為「空間爭奪戰」的第一波，資本家透過遊走不同空間，創造獨立於自身民族身份的「商業身份」，來獲得最大利潤。當巴拿馬文件揭示這場戰爭本質的同時，是否也為下一場「空間爭奪戰」揭開序幕？
（陳偉信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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