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两年，先后有两部关于台湾电影的纪录片，都由官方出资委托拍摄，也都和党国机器的历史有关。《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由台北市政府出资，趋近于资深文青的影史观点；其对不熟悉台湾影史的人，特别是九〇后出生的新生代，不经意间设下难以跨越的观看距离。
《我们的那时此刻》则是文化部委托拍摄（文化部、中信创投與CNEX共同投资，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独家赞助），试图梳理金马奖五十年来的历史。这桩委托案看似容易，实则艰难，尤其是在台湾不断面临转型之际──无论是政治认同、历史观点，或者合法取用影音著作权的规范 。
为政治服务的电影体制
片子一开始，导演直接再现过去戒严时代看电影、进剧场、听音乐会必经的“爱国仪式”，银幕上赫然出现“请起立唱国歌”字样，党国MV伴随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乐声，为《我们的那时此刻》拉开序幕。
试片会场的观众错愕之余，忍俊不住，爆出满堂噗哧笑声；有人甚至不自觉起立向国歌致敬。开场伴随着笑声与立正，观众自然入戏，也为本片的拍摄观点与剪辑手法定调──且让我们轻松笑看电影作为“时代倒影”的反讽视野。
这样的纪录片手法与风格，杨力州最是擅长。他诚心与最大多数观众交心沟通，尽管要铺陈的是颇为曲折的政策决定与政治压迫史，他执意用生活化的口白（由桂纶镁幕后主述）、诙谐幽默的风格，让观众一边笑着一边领略，金马奖自1962年创立以来的历史梗概。
金马奖草创之初，从“金马”二字到颁奖日期，始终依循“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思维。创立后的前20年，实则是威权统治的自我催眠史；其试图以各种教忠教孝、主题正确的电影制作，巩固党国美学的意识形态。
其实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便于1946年一月颁布《台湾省电影审查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上映影片必须事先登记，通过审查之后才准许放映。审查标准有四：“不违反三民主义者；不违反国民政府政令者；不违反时代精神者；不伤害风化者。”单单“不违反时代精神”如此空泛的审查标准，便赋予执政者绝大权力，得以透过定义何谓“时代精神”，严密管控电影创作。
质言之，金马奖不过是16年后，以软性奖励的迂回之术，来巩固党国的宣传手段。准此，《我们的那时此刻》刻意剪入《英烈千秋》一幕：张自忠将军自刎殉国前，高喊“蒋委员长万岁”，颇让人啼笑皆非。 实际上，张将军出身西北军，卢沟桥事变后与日军周旋虚与委蛇，被当时与国民党亲近的《大公报》在社论上斥为“张逆自忠”，他奋勇坚持战到最后被日军射杀，既非自刎，也没有高喊神化口号。
电影当然没有义务必须符合史实；电影可以是艺术，可以是娱乐，也可以是压迫工具与造神媒介。中国的共产党与台湾的国民党都牢记列宁教诲：“电影是教育群众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诸如此类只谈对日抗战壮烈胜利，不论国共内战溃败迁台的电影政治，阻碍了观众对历史更均衡的理解。而只允许“国语”片上映的政策，更是硬生生斩断了台湾民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台语片风潮，排除了许多台湾历史、人民记忆与共同情感。
而政治现实揭露的是残酷真相：1970年代的抗日爱国电影，只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的局势下，投射于过去的逃避与催眠。当艺术无法观照现实， 广大观众只好转而寄情于三厅浪漫爱情剧（注：“三厅”指客厅、餐厅、咖啡厅，意指只用这三种场景就可拍成的爱情剧）以及香港娱乐电影，苦中作乐，暂时解脱政治高压的氛围以及外交挫败的抑郁。
“那时”争议的轻写，“此刻”现实的批判
电影创作被压抑了二十多年，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有新一代电影工作者，突破党国体制，以既合作又抗拒的迂回姿态，迸发出创新活力。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台湾新电影却因节奏缓慢、形式大胆，多数不受观众青睐，引来新旧派的论争。许多创作者迫于无奈转战国外各大影展，屡屡得奖荣获极高评价，却也招来反对派抨击其“迎合国际影展美学的菁英思维，只追求形式主义路线，背离群众”。
可惜的是，开篇提到的《我们的那时此刻》与《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即便都有公家资源的全力支持，却都没能在这段历史的勾勒上，呈现更完整的时代脉络，凸显争议与反方意见，进而深化纪录片的观点。杨力州面对这些台湾影史幽微暗面，没有直捣核心，选择轻轻放下，转个弯另辟蹊径，以轻盈的口述白描，对照并列台湾影史经典画片，创造出一部关于台湾电影、浮世人生，以及政治荒谬的纪实喜剧。
诚然，轻松看待幽微历史，并不意味对现实乡愿。
《我们的那时此刻》最令人激赏之处，就是在金马五十回看“那时”之际，举重若轻地揭开“此刻”的社会现实。杨力州刻意剪入1983年电影《搭错车》中，国家机器为征收公园用地而强毁民房的场景，并与2013年苗栗大埔张药房被怪手摧毁的新闻片段平行剪辑。30年的时空距离，执政者以开发之名图利、建商枉顾人民居住权利的恶行如出一辙，映照出政商勾结的黑暗金权，以及小老百姓被迫入戏的残破人生。
映后座谈时杨力州有句话，博得满堂鼓掌叫好：“我看到一个机会很开心：刘政鸿县长可以在这部纪录片里留下不灭的历史形象，便毫不迟疑剪入张药房被毁片段。”《我们的那时此刻》呈现的不只是戏院里的暗黑电影史，还有走出戏院，烈日当头底下，台湾社会50年来的变与不变。
然而，我仍感吊诡的是：在泛政治化假议题充斥的台湾，主流纪录片的趋势，越来越符合郭力昕对台湾纪录片的观察：“滥情主义、去政治性的人道关怀主义，以及自我观看的倾向。”
郭力昕这段对台湾纪录片的期许，值得导演与观众深思：
“我关切的是，如何在任何公共议题以至于个人经验里，试图某种程度地将这些素材或经验政治化（politicizing）、问题化（problematizing）：也就是，如何越过影片所记录的人物、事件或现象的表面，让观众看到这些材料的语境，得到一个比较复杂一些的、结构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简单化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严格来看，当杨力州选择相对轻盈的史观，某种程度上，《我们的那时此刻》也不免“简单化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在戏院里轻松感受，金马五十的那时此刻，电影散场之后，终究还是得面对现实社会与真实人生的时时刻刻。
“泛华人主义”反省的缺席
随着台澎金马在1987年解除戒严，金马奖也在1990年之后，由官方转交民间团体主办，自此逐步走向兼容并蓄的开放格局。自1996年起，只要电影是以“国语”为主述语言，不限出品国家、资金结构、演职员国籍都可报名参赛，质与量与日精进的中国电影，因符合资格也纳入竞赛。
盱衡当世，全球不存在其他类同金马奖的影展竞赛。金马奖非关国别、无种族限定，也不拘泥于客观地理空间，而是以泛华人文化的“影像／想像”概念为参赛资格标准。它展现作为“泛华人圈”最高电影奖赛的企图与视野，突破地方／全球的时空框架。
然而，回首1970年代末至1980初期，由于国片创作停滞，金马奖诸多奖项几乎都被香港电影包办。自中国电影在1990年代加入金马奖竞赛后，更是连年赢得大奖，也激起来自独派的批评。例如2014年的第51届金马奖，中国电影囊括绝大部分奖项，独派论述者佛国乔便严词批判： “泛ＸＸ主义是一种以特定种族作为核心，所发展出来的政治概念。目的是在进行地理相接的帝国扩张（相对于大英那种海外帝国主义）；而现下的金马奖则是由该概念所衍生出来的奖项，是泛中华主义在台湾的电影世界，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所在。”
惜哉，这个比金马奖历史更深层的电影政治，原是值得“我们”面对的严肃课题，却未纳入本片探讨范围。《我们的那时此刻》完全回避因统独争议延伸而来的文化对立；但说到底，独派坚持的“台湾文化主体性”，与“泛中华主义”在现实上的政治对立，其实是所有艺术文化领域都必须直接面对的挑战，也值得电影史／文化史学者专家探究。我们唯有透过不断诠释、思辨、修正，才有可能在同中存异，也在异中求同，进而建立“和而不同，却能彼此包容”的影像文化与文化想像。
《我们的那时此刻》2014年底在金马影展首映时，原名《那时，此刻》，遭到批评其历史论述方式“过度简化当时时空与政治背景”。而今克服棘手的版权问题，于2016年3月4日在全国院线上映，宣传上刻意淡化纪念金马五十的初衷，片名则加入“我们”以诉诸共同情感，召唤老影迷的热情回忆，希望观众能从台湾电影史的角度切入，温柔看待金马奖五十年来的变迁与沧桑。
然而，在“我们”的集体想像底下，实际上是千千万万在影像想像与文化认同上，存在着本质与程度差异的无数小我；同样的，在“我们”的对面，也永远有许多坚持不同看法的“他们”。或许，在这个早该脱离认同迷思的时代，用电影、艺术、文字的短兵相接，可以让彼此在激昂的创作火花当中，理解对方，也重新看见自已。
“理─解”历史与庶民视角
国府撤退来台后的台湾电影史，就是政治压迫史的微型延伸。“让艺术的归艺术，政治的归政治”从来都不是崇高理想，只是震天嘎响的口号，因为人与事很难完全免于“管理众人之事”的勾连与纠结。
如果电影让人懂得想像，那么从《我们的那时此刻》里投射出来的政治想像，绝非泛政治的认同对立，或是去政治的温清漠视，而是从对立／温情里激荡／酝酿出来的历史出路──你／我，以及我们／他们的和解共生。和解的前提，不只是还原历史，更要懂得如何得理且饶人的“理─解”历史。
易言之，《我们的那时此刻》可以作为理解台湾电影史的入门起点，透过大银幕让观众发现隐匿的历史：原来台语片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五十多年前最卖座的国片几乎都是台语片，戏里戏外说的是相同的语言，直到独尊“国语”，禁制了台语的活力与空间。
更难能可贵的是，全片除了剪入大量影史经典片段，并由电影工作者现身说法之外，还穿插庶民／影迷观点，分别由不识字的纺织厂退休女工、年少即投身军旅的外省中年男教官，以及解严后才出生的年轻电影工作者，三类不同性别、背景、年龄的素人现身发声。
此种庶民史观很能打动人心，呈现电影与生活、生计和生命的互动关连。无论是台湾民众或海外侨民，这许多“那时”、“此刻”的感动，或出于身份认同，或来自情感投射，也都属于金马影史，散落隐没的影音如今得见，令人会心。
说到底，不论社会体制是民主自由还是戒严专制，电影始终是最普遍的常民娱乐之一。但大众怎么“看”电影，为什么“看”电影，绝少被关注。欣见《我们的那时此刻》纳入庶民想法，展现由下而上、更具包容性的叙事观点。
且让我们笑看金马奔腾五十年，如何走进社会现实，然后艰辛站上世界舞台，笑着明白金马奖前半期的电影压迫史，与后半期在争议中开阖的道途。
（黄香，电影与戏剧评论人）
编注：本文初稿曾刊于台湾《放映周报》，经《端传媒》邀请作者增补修订，扩充两千多字，成为目前较完整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