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语，是吴方言最重要的一种语言：沪语。
在《海上花列传》时期，小说人物如何讲话，作者都可以照录——即胡适先生所言“我手写我口”，当时作者和读者对方言的掌握和理解，有十二分的自由，辨识度和听力也比当代人灵敏得多。
因历史的种种震荡，吴方言表达逐渐式微，至40年代张爱玲时期，即用官话译《海上花》，到1950年代全面推行“北京方言为基础”普通话——出自同一语系，北方作者仍可顺畅表达母语，上海话只能在小说里偶尔闪现，成为点缀。
然而方言是一种自然生成，永远那么动人，是最重要的文学源泉，在国民习惯普通话规范的今日，用《繁花》的母语思维通融一种微弱的沪语表述，会是怎样？
你小说的每一页，满眼是“侬”“伊”“阿拉”“伊拉”……你的方言魅力，外人就会拒绝，因此《繁花》里没有这些人称，都转换了
先贤有言：“不得其详，故从其略，吴人详吴而纪吴，越人详越而纪越，恶在其为略而不能详。”母语是一种详细表达的指标，全方位沪语思维和写作，体现地域魅力，我认为句型、韵脚和滋味都与标准普通话有别，比如两字短句——不响。买账。乱讲。瞎讲。做啥。有啥。为啥。吃酸。吃进。吃瘪。笑笑。穷笑。穷哭。穷叫。穷喊。寻死，死腔。死开……通文直截，弹性十足，人人能懂……是因为明白，所以生动。
不容忽视的是沪语有书写局限，纯沪语叙事，历史上没有顺达的文本，可让一般读者接受——例如“沪语粉丝”喜欢把“味道”写成“米道”的流行做法，即使真正的上海人来读，每一句基本是靠猜，非沪语读者更是如读天书；如上海话的“你”，是“侬”。“他”——“伊”。“我们”——“阿拉”。“他们”——“伊拉”——你小说的每一页，满眼是“侬”“伊”“阿拉”“伊拉”……你的方言魅力，外人就会拒绝，因此《繁花》里没有这些人称，都转换了，“豆瓣”上只有一个读者发觉，这么都直呼对方名字——上海人喜欢直呼其名。
与北方语释义相背的词，比如“窝心”，台湾“国语”是通的，意思是“开心”，“舒服”，“窃喜”，北方话意思却是“郁闷”，词义相反，就不该用，需要转换。
上海话“剩”这个字是“挺”， “剩下来” 就是“挺下来”，非上海读者不会明白，需要转换——改用“剩”，上海话也可以这样说呀。“快一眼”意思是“快一点”，外人不明白，需要改用后者，上海话也可以这样讲。
“母语是一种详细表达的指标，全方位沪语思维和写作，体现地域魅力，我认为句型、韵脚和滋味都与标准普通话有别，但不容忽视的是沪语有书写局限。”
“邪气”，沪语意思是“非常”。邪气好，即“非常好”。30年代海派文人常用词，但非沪语读者、包括我这个真正老上海，仍然觉得刺目——邪即邪恶、歪风邪气，以“邪气漂亮”形容女人，单从字眼看，只适合描绘“太妹”，因此我改为“霞气”，沪音相同，女人形容为“霞气漂亮”，字面有色彩——方言字，需要灵活取舍，需要改换，处处“火烛小心”，不能炫耀，需要通文。
再比如上海话“急吼吼”，字面给人感觉是急了便吼，大叫大喊之态，准确意思却接近北方话的“死乞白咧”，如——三姐夫发问：为啥急吼吼？其实三姐夫是轻声轻气，很安宁，蚊子叫一样轻微吐出这三字的，但字面仍然夸张，青筋暴突之感，因此慎用。设问，“急吼吼”要等到什么场面才用？我答，恐怕只能等到三姐夫真正光火的阶段了，否则是用字不当，不准确，理解上不符合。
《繁花》使用改良沪语的用意是，作为文学，需要打通地域的屏障，让非上海读者也能感受语态与环境
施康强先生曾经设问《繁花》的一千多个“不响”，按上海字标准，应是“勿响”。我答先生：是截自于标准的汉字成语“一声不响”、“闷声不响”而来的，接近“不言”，“无言”，“无语”，外人才可以明白。
说这些例子是表明，《繁花》是小说，不是推广上海话的读本，不是变相《上海话辞典》——在这类方言字典里，收有大量早已经死亡的语词——我们知道，上海话同所有的方言一样，一直在变，上一辈很多的用词，这一代已经不用了——这就是母语含有的时间表征——它生机勃勃，永远随时更新，如你离开母语地区十年，你讲的口音就带有过去时的痕迹，这是文字魅力所在。
《繁花》使用改良沪语的用意是，作为文学，需要打通地域的屏障，让非上海读者也能感受语态与环境，即使如此，习惯了常规小说的读者，初识《繁花》会产生阅读不适，包括其他一些接近传统的举措，都是我有意的显示，显示一部小说的个性特征，需要把握的“度”，不设置方言障碍，尽量保留母语滋味，拒绝拟音字，冷僻字，因此《繁花》的语气拿捏取舍，时时剔除生冷词汇，使之达意易懂的效果，得到了更多南北读者的注意。
金宇澄，原名金舒澄，中国内地作家。1988年起任职于《上海文学》杂志。 2012年发表沪语长篇小说《繁花》，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奖肯定。
（本文原标题为《局限与改良》，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