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难民潮因为叙利亚孩子尸体被冲上沙滩的照片，终于成为了新闻焦点。穿着红衣和及膝牛仔裤的三岁男孩叫艾兰（Aylan Kurdi），是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来自首都大马士革。艾兰出生时内战已爆发，为逃避战乱，艾兰随父母和五岁兄长移居土耳其。船难发生时，他们正要前往希腊，希望辗转前往加拿大。
艾兰终于不必再飘零了。孩子也不会知道自己倒臥异乡的照片会引来欧洲舆论风波。在英国，卡梅伦政府因公众压力，宣布将收容4000名叙利亚难民。著名战地记者Robert Fisk直言：“卡梅伦今次应该无法用他的公关手段淡化事件，因为艾兰既不是黑人，肤色也不够深，他长得就像一个普通英国的三岁男孩──他可以是Alan，或John，或David。”因为照片引来的广泛同情（先不论这种同情心有多大意义），连著名右派小报《每日邮报》的态度都一百八十度转变，前一天还在把难民形容为贪得无厌，想来欧洲抢工作，抢资源的有色人种，第二天就登出艾兰的照片，标题写：“人间悲剧”。
事件在英国还有段小插曲，极右英国独立党的前国会候选人Peter Bucklitsch在推特上说：“这个男孩穿得好，吃得好，他的死完全是因为父母贪图欧洲的安逸生活。插队是要付出代价的。”Bucklitsch的言论被批评为冷血，及后他也被迫公开道歉。然而近年欧洲极右政党在各国和欧洲选举皆报捷，反难民、反移民的排外思想、种族主义和极端国族主义早已进入了主流讨论。勿忘法西斯与种族主义是现代欧洲史最黑暗一页，亦本是敏感话题──战后同盟国有所谓Entnazifizierung（非纳粹化）的运动，不止完全取缔跟纳粹党有关的组织与传媒，针对其他种族发表的排外言论也是禁忌。近年这些言论却打破了所谓的cordon sanitaire，也即是隔离和孤立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共识。极右派在欧洲从边缘走到主流，可谓完全毁灭了所谓欧洲民主自由天堂的幻想。
追本溯源──极右势力何时抬头？
许多论者直接将难民潮和欧洲的多种族环境拉扯在一起，认为欧洲极右派抬头，是源于公民对移民政策及外来者的反弹。又有不少声音认为收容难民在资源分配上的结果没有被详细考虑，这种竞争心态助燃了排外问题。在叙利亚难民纷纷逃往欧洲时，正好审视这个同时困扰世界多个民主国家的问题：持续收容难民，是否会直接为极右派提供了继续宣扬种族主义的燃料？
答案或许没有那么简单直接。战后欧洲本来就还有不少极右政党存在，但在战后数十年欧洲的“黄金时期”，经济不断往上爬，欧洲战后共识（也即凯因斯共识）令大众享受到国家福利保障，百业兴旺且工人组织蓬勃，“工找人而不是人找工”的时代──这些极右政党完全得不到公众注意，更遑论在选举中得票。以1972年在法国成立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为例，国民阵线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犹太人捏造的阴谋，支持战时法国由民族英雄贝当将军（Henri Philippe Pétain）建立，跟纳粹紧密合作，驱逐犹太人的维希政权（Vichy Regime），并且公开攻击同性恋者。成立的头十年，国民阵线一直在分裂和解散边缘，从1980年代始才逐渐受到注视；在2002年，国民阵线领导人Jean-Marie Le Pen甚至在第一轮的总统选举中取得第二高票，在总统决选回合直接对决希拉克，成为战后第一个进入法国总统决选的极右政客。
为何是80年代？在法国的脉络看来，社会党前总统密特朗在80年代推出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实验”失败，及后被迫跟随英伦海峡对岸戴卓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方针，或许能够解释80年代法国往右转。然而80年代极右政党同时在欧洲各地崛起，所以更值得留意的，是欧洲大环境的巨变。
战后共识的崩溃
第一点是欧洲战后共识在70年代崩溃。战后共识被称为“共识”有其原因：同盟国汲取了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认为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及贫穷问题为极端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尤其造就了威玛共和的崩溃和纳粹德国的崛起。标榜国家资本管制、全民就业和福利国家的战后共识，因而成为了欧洲民主不能分割的一部分。70年代中期，战后重建业已完成，经济开始饱和及停止增长，加上中东石油危机令物价飞涨，战后共识为英国带来了财政低谷。戴卓尔夫人上任后大力打击战后共识，提出削减福利等政策，本来成效不彰；但戴卓尔夫人任内，英国发现了北海油田，经济因而逐渐复甦。之后的故事不必再详述，工会被冠上“内部敌人”称号，打压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等，全部都是令战后共识崩溃，加速新自由主义步伐的手段。
大右转与道德恐惧
有份为戴卓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冠上“戴卓尔主义”（Thatcherism）的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贺尔（Stuart Hall）在1979年写道，这场大右转（Swing to the right）不止令左派失势，还令有组织的新法西斯主义抬头。贺尔认为这是所谓“威权民粹”的一部分：这些新法西斯组织存在的意义，是为这场大右转塑造公众支持。举个例──民众不会无故支持国家削减福利。但这些极右政党则塑造“社会寄生虫”的道德恐惧，令人觉得有不少外来新移民、难民，还有社会上最贫穷的一部分人，都是不愿意工作、依赖社福的懒人。“外来者”如难民和申请庇护人士，一般在低下阶层的人，就在这种氛围下成为攻击对象。柏林围墙倒下后，欧洲由经济共同体过渡至政治共同体的整合计划加深了对于“外来者”的恐惧。但现代欧洲种族主义源头并非欧盟移民政策，更非近年的难民潮，而是七八十年代的“大右转”种下的祸根。
戴卓尔夫人曾被问及任内最大功绩，她答：“新工党”。事实上，不少学者认为欧洲的民主制度，和左派政党的转型，亦是极右崛起的原因之一。法国著名政治理论家穆芙（Chantal Mouffe）认为，欧洲各国左派对新自由主义妥协，逐渐向右派靠拢，不再代表劳动阶层的利益，令战后左右对立的局面消失于主流政治之中。曾经代表了全国一半工会的工党，在贝理雅任主席时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条路线”，也即是走中间派，摒弃已然“过时守旧”的社会民主路线。“新工党”只注重“修修补补”的工作，拥抱自由主义，但同时比保守党较注重社会公平分配，仅此而已。
工党的选民也跟保守党愈发相似，两党在工人阶级的得票率愈来愈接近，工党的传统票源明显大量流失。那是因为在主流两党都不代表劳动阶层时，这些政治上的孤儿就另外寻找政治代理人。战后英国政治本来是明显的阶级政治，两党制代表了左右派的角力。但阶级政治在80年代没落后，种族政治就起而代之──人们开始注重所谓的“道德问题”，例如贫穷难民涌入会否增加犯罪率，穆斯林妇女的头巾跟基督教精神是否不相容，街上的无业少年与毒品问题，还有英国文化会否被外来者侵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左派向右转绝非英国独有的现象，例如德国社民党的施罗德，在90年代就是“第三条路线”的拥护者。穆芙认为，极右的崛起是欧洲政治体系的结构性问题，也正正体现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结合，完全不是所谓的乌托邦。
所以，欧洲极右派的崛起，跟难民涌入是否有必然关系？最简单的回答是：没有。但我们对于难民问题的理解，却很容易被这些排外思维误导，以为这就是欧洲对于太多外来者涌入的反弹。有趣的是，不少研究指出许多欧洲极右派的支持者，都是住在乡郊，一个新移民或难民的脸孔都几乎没有的地方。是否真的有所谓“文明冲突”助燃种族主义，还是欧洲社会本身在经历经济转型后，有太多未及处理的矛盾？所谓欧洲公民社会对于难民潮的反弹，有多少是政治操控式的恐惧，有多少是民粹情绪，有多少是真正平衡各方利益的理性考量，恐怕不能就此定论。（系列之一）
（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开－中东革命与民主路》，于英国法学研究院毕业，研究题目为极右思潮与社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