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在叙利亚的库德族人卡瓦，是第一批在2016年初沿著巴尔干路线逃来德国的难民之一。2014年12月，22岁的他还是一家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某天与同事前往采访地点的路上，突遭“伊斯兰国”（ISIS）绑架，被困长达九个月，每天遭毒打凌虐，不见天日。他辗转待过六座不同监狱，期间目睹许多囚友死在牢中，最后靠著人质交换才幸运获释，一出狱便与妈妈走上逃难之路。
“自从我逃来德国，每天都追踪在叙利亚发生的事。我会说阿拉伯语的各种方言，超过12个邻近叙利亚的国家，伊拉克、卡达、沙乌地阿拉伯、约旦、黎巴嫩、埃及、利比亚、巴勒斯坦，这些国家的媒体我通通都有追踪，我很明白中东地区的政治宣传手段，（知道）哪些国家支持乔拉尼跟现在掌权的那群帮派。”
卡瓦口中的乔拉尼（Abu Mohammed al-Jolani），是率领伊斯兰武装组织“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 HTS）推翻阿萨德的反抗军领袖。2024年12月8日，HTS发动闪电攻势，攻进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吓得叙利亚时任总统巴夏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连忙逃往莫斯科。
一场全世界都没有预料到的意外垮台，迄今已届满两个月。
乔拉尼是一个对外使用的化名，其本名是艾哈迈德・夏拉（Ahmed al-Sharaa）。夏拉2012年成立“沙姆解放组织”的前身“努斯拉阵线”（al-Nusra Front），一度成为盖达组织在叙国的分支。“沙姆解放组织”在2016年宣布脱离盖达，但至今仍被联合国与英美等多国政府列为恐怖组织，而夏拉的头颅，曾被美国悬赏高达一千万美元。
阿萨德垮台不久，2024年12月20日，美国外交代表团队亲赴叙利亚，与夏拉等人会面。之后，美国撤除了那项悬赏。不过，就在居德叙利亚难民为独裁政权的倒台欢呼雀跃的时候，他们的难民身分开始面临彻底的变数。
倒台
“我觉得太非现实了，从没想过有生之年能目睹这件事发生，太疯狂了，我到现在还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每天起床都要再确认一次：阿萨德真的垮台了！”阿拉萨掩不住笑意。
30岁的伊南娜・阿拉萨（Inanna Alassar）是一位跨性别饶舌歌手，得知消息的当下，他们（they）冲上柏林街头狂欢，与其他人不停喊著“واحد واحد واحد الشعب السوري واحد”，意思是“One, One, One, the Syrians are one”。
2011年“阿拉伯之春”沸沸扬扬之际，叙利亚曾掀起一波试图推翻阿萨德的革命，当时剧作家穆罕默德・阿塔（Mohammad Al Attar）与许多叙利亚人民走上街头，大型的示威活动遍地开花，但革命最后遭阿萨德血腥镇压。
很多叙利亚人像阿塔一样，从那时开始逃窜。2012年1月，邻居泄密给阿塔的父亲，说情报单位正守株待兔，等他返家就要逮捕。得知消息的阿塔即刻逃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从此再没回过家乡见到家人，至今已经十数年。
人们上街呼喊获得自由的喜悦。但对人权倡议团体“叙利亚行动”（The Syria Campaign）执行董事瑞桑・瑞西迪（Razan Rashidi）来说，这场倒台不只是“沙姆解放组织”的功劳。
17年前她投入反独裁政府运动，加入“叙利亚行动”后，协助民防团体“白盔”（White Helmets）募款和倡议。由平民志愿者组成的“白盔”，在叙利亚内战期间，拯救过数万名受困于遭轰炸建物瓦砾堆底下的人民，被叙国民间视为英雄。瑞西迪协助他们帮助流离失所的人，也寻找阿萨德政权迫害下、不知下落的失踪者。
为躲避情报机关，瑞西迪改用化名莱拉・琪琪（Leila Kiki），“我不能向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们泄露这件事，我怕会牵连到他们。”
阿拉萨了解这样的恐惧，尽管在自由柏林住了9年，阿拉萨对独裁政权的恐惧仍深植心中。过去在大马士革，每个人都畏惧阿萨德政权，深怕对错误的人说了错误的话，若遭人举报，半夜就会被抓走。“如今我还是很害怕晚上门铃响了、手机响了，或是有不认识的号码打来，都会让我很焦虑。”
“我在独裁政权里出生、长大，这个事实造就了现在的我。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性多疑，疑神疑鬼是我们个性本质的一部分。”
直到阿萨德被推翻，帮助白盔的瑞西迪才终于敢以真名示人。“每个家族成员都跟我说：‘我们以妳为傲，因为妳一直在帮他们。’”
今年1月底，过渡政府任命乔拉尼为临时总统。这项暂时性任务没有具体时间表。这让卡瓦感到害怕，事实上，他对新政权的恐惧远大于阿萨德家族的独裁统治。对他来说，“沙姆解放组织”是手段残暴的极端逊尼派穆斯林组织，不容许叙利亚存在其他宗教信仰，他们视库德族为无神论者、异教徒，因为库德族更加世俗（secular），例如库德族的女性也能上战场，而这严重违反极端伊斯兰的戒律。
“当叙利亚人都上街欢呼阿萨德政权倒了，身为库德族人，我跟许多的库德人一样，害怕极了。”
外界曾批评，努斯拉阵线自创立以来不断攻击非穆斯林逊尼派的少数民族，多次与叙国北部库德族自治区民兵团体“人民保护部队”（YPG）发生猛烈冲突，造成大量库德族平民伤亡。例如，2013年8月努斯拉阵线猛烈袭击库德族城镇，多达450名库德人丧生，其中多数是妇孺。
“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对屠杀我们道歉过。”卡瓦愤怒地说。
失踪、重建
阿塔则说，阿萨德垮台那一天起，“每天的心情都像在坐云霄飞车。”
在贝鲁特时，阿塔持续暗中支援反抗阿萨德的行动，最后遭黎巴嫩当局驱逐出境。所幸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 Stiftung）出手协助，给予他六个月的创意写作驻村补助，由驻贝鲁特德国大使馆核发暂时旅行文件，他得以在2016年来到柏林。
他几天数夜不能眠，不断地与叙利亚各地的亲朋好友通话、阅读大量新闻。过去被禁止的叙利亚空拍影像现在也能一一曝光，他目睹家乡大马士革四处断垣残壁，感到心如刀割。
一直以来，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看见叙利亚脱离这个朝代。”如今梦想终于成真，他的心情却混乱复杂。他的许多共同奋斗的革命战友，遭阿萨德政府逮捕后，多年来下落不明。他原本怀著一丝希望，这些失踪、遭到拘留的人，可能只是被关在某座监牢。
但随著多处大型乱葬岗、屠杀地点曝光，“我们得知愈来愈多的朋友、挚爱的人、战友已经不会再回来了。”
目前叙利亚当局无法提供确切的失踪人数，但根据叙利亚人权组织（Syrian Network for Human Rights）截至去年八月的统计，自2011年叙利亚起义以来，约15万7千人遭拘留，受害者包括异议人士、反政府革命份子与一般平民。由叙利亚失踪者亲属组成的“为家庭争自由”（Family for Freedom）团体，多年来在德国等欧洲多国不断奔走，举行示威活动，盼引起国际对在叙利亚内战中遭强迫失踪的人的关注。
“他们渴望能得知任何有关讯息，甚至是亲人死亡的消息。死亡虽然让人痛苦，但也为这种煎熬提供了必要的结束。”阿塔说，“我们虽然失去了这些人还活著的一丝存望，但仍需要知道他们的尸体在哪。这是我们未来必须去奋斗的。”
多年恶战结束后，重建叙利亚是眼下最显眼的下一步。瑞西迪坦言，重建工作可能得花上数年。她强调，全面性的转型正义非常重要，因为这正是人们重建生活、建构和平（peace building）与国家的基石。而住在德国、体会过德国对战争的愧疚，更让她明白：如何对待过往、接受自身的过错，非常重要。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战争过后，塑造这个国家新的未来的过程里，不纳入受害者与幸存者，便不会有实现和平的一天。”
目前，“白盔”成员正尽全力保护国内大型墓地与相关证明文件，“我们不断呼吁要保护这些相关文件，因为这是追究责任的重要证据，”她说。
阿塔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指出，叙利亚历经13年的血腥战争、54年的残暴政权，暴行与社会创伤的规模非常巨大。要说叙利亚人能在数周、甚至数年内达到完全的和谐，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举例，阿根廷与智利皆于70年代经历多年的军事独裁政权，如今半世纪过去了，人们仍持续追寻失踪亲人的下落。叙利亚的伤口更需要花许多时间才能愈合。
他认为，重建叙利亚首先得建立人民的安全感，“缺乏安全感就无法朝任何方向前进。”多年内战让国内满目疮痍，卫生、教育等基础体系都得花时间重建，但他相信，若人民看见国家朝著正确的方向前进，由于这与每个人的日常息息相关，复原与和解之路将更加顺利。而现阶段比达到社会和谐更重要的是，如何学会共存，尊重彼此的差异，以文明、民主的方式处理分歧。“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保护伞之下，尊重彼此的分歧。”
很多人问他：“难道你不害怕叙利亚再度落入独裁政权吗？”他在采访中略显激动起来，怒斥这样的质疑是对反抗独裁政权者的侮辱。
“我从阿萨德的手里幸存，活过了最糟的梦魇，”阿塔说。“我必须相信这些已经活过了漫长梦魇的人们拥有韧性，相信他们了解现况。”他相信横跨数个世代对抗阿萨德的经历，每一个叙利亚人，包括亲政权的人，都知道人民能够带来改变，即使未来再出现独裁政权，这个经历会转化为实质的力量。
所谓“尊重分歧”，其中的歧异之一，当然也包括敏感的宗教问题。卡瓦梦想著未来的叙利亚政权能与宗教脱钩，如同叙国东北边的库德族自治区长期以来的政教分离。
乔拉尼曾公开宣示：“我们都是叙利亚人。没有库德人、没有土库曼人、没有高加索人、没有亚美尼亚人、没有亚述人。我们一定得是同种颜色。”卡瓦驳斥这项说法：“在他的眼中，我们都是叙利亚人，但我不是，我是库德人，他不能强迫我当叙利亚人。”
卡瓦强调，这个国家会陷入多年内战的原因，就是因为叙利亚并非只有一种颜色。“这是一个多采多姿的社会，你得承认这个事实。”
可能被驱逐的人
去年12月8日，正当许多居住在德国的叙利亚难民走上街头、大声欢呼“我们自由了！”之际，不到24小时，德国即宣布立即暂停审理叙国难民庇护申请与家庭团聚案件。多个欧洲国家纷纷跟进，难民们更面临应立即被遣返回国的抨击。
外界推测，德国政府罕见明快决策，与提前到来、于2月23日举行的大选有关。
阿萨德政权垮台前一个月，德国政坛动荡，总理萧兹（Olaf Scholz）开除隶属自民党的财政部长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原本三党鼎立的内阁只剩社民党与绿党，无法形成国会多数，形同垮台。随著萧兹未通过国会信任投票、总统史坦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解散国会，迎来提前7个月的大选。
难民政策成为左右基民盟、社民党两大党大选结果的关键字，难民去留俨然成了目前德国政局中的其中一个政治筹码，尽管不论哪一党都没有具体明确的计划。大选结果却说明一些问题：基民盟如民调预测获得胜利，得票率28.5%，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AfD）则摇身一变成为德国第二大党，得票率比上届增加一倍，高达20.8%；社民党则落到仅有16.4%。
就在大选前一个月，基民盟总理候选人梅尔茨（Friedrich Merz）破天荒向联邦议会提出移民紧缩“五点计划”决议案，要求实施德国永久边境管制，连难民庇护申请者都不再允许入境。尤有甚者，梅尔茨竟打破德国主要政党长期奉行“不与极右翼合作”原则，该提案在AfD政党也投下同意票的情况下达成多数通过，引发前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强烈抨击。
尽管梅尔茨否认与极右翼政党合作，但已触动许多德国民众心中的警铃，并引燃怒火，接连两个周末，在柏林、慕尼黑，各有超过16万、25万人上街抗议游行。
10年前（2015年），梅克尔敞开双臂，不顾国内反对声音，接收逾百万名中东难民，是欧洲国家之最。但就在上届大选中，执政长达16年的她宣布不再参选，她所属的基民盟也以些微之差败给社民党。难民政策被认为是该党败选的主因之一。
10年后，随著难民负面新闻增多、反移民的AfD刻意炒作，德国社会从起初欢迎移民的热烈氛围，到明显因难民议题产生分歧。二者间正形成一条不断扩大的鸿沟，如今似乎已成一条回不去的分叉路。
德国目前尚未公布，针对国内97万名叙利亚人，任何有关遣返的具体措施，然而，对许多长年生活在海外的叙人而言，人生已经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
德国社会亦不乏将全数叙利亚人遣送回国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已在当地就业多年，是德国重要的劳动力。
根据德国联邦就业局（Bundesanhalt für Arbeit）最新统计，截至2024年9月，共有28万7千名叙利亚公民在德国工作。其中多达5万4千人从事德国极度缺工的职业，例如公车或电车司机、护理人员、卡车司机与牙科助理等。
不仅如此，根据德国联邦医师协会（Bundesärztekammer）最新统计，至2023年底，全德有5千7百58名叙利亚医师，其中逾5千名在德国医院任职，是最大的外籍医师群体。《明镜周刊》在阿萨德逃亡隔天便撰文警告，若大量叙国医生返国重建家园，无疑将对德国医疗体系造成明显影响，尤其小城市首当其冲。
许多当年难民潮逃难来德的难民，早已在德国建立新的人生。在柏林住了七年半的英文教师山姆・阿拉伯德（Sam Alabiad），家乡在叙利亚的荷姆斯（Homs），内战发生时，他刚拿到语言学博士，从住了7年的英国回国，再匆匆逃往土耳其待了1年3个月后，终于申请到柏林的研究学者工作，持工作签合法来到德国。
他明白表态，自己不打算搬回叙利亚，如果回去，也只是想要探望家人：“人生从头开始很困难，已经在这里浪费了7年的岁月，回去得从零开始，这不是件简单的事。”
他细数，过去经历多次跨国搬家，每次都得重新找工作、找房子。尽管他也想念多年未见的年迈父母，但他得确定叙利亚的政局稳定，“不再纷扰、再也没有战争，我才有可能会回去。”
许多人和阿拉伯德一样，母国政治情势一刻不稳，他们就仍持观望态度。
想要回乡的人
就在采访前两天，瑞西迪才刚从大马士革回到柏林。搬来柏林的前几年，她凭著工作签证，还能自由进出两国，但随著内战情势吃紧，自2019年起她没再回过家乡，这段期间，她最亲爱的父亲也不幸过世。
此趟她特意带著刚满一岁的儿子与伴侣一同回乡，探望久未谋面的家人们，也带儿子首度踏上叙利亚的国土。
瑞西迪老家距俄国大使馆仅一分钟，该区因亲政权而未受炸弹轰炸，但整座城市的其他区域已经受到大规模破坏。距离她家十分钟车程的区域，整片被夷为平地，徒留废墟，让她受到极大震撼。
“我想回去叙利亚，在那里继续我的工作、协助重建我的国家，”她坦言。
相较目前多数叙国难民囿于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规定，具有难民身份不得返回母国，即使想回叙利亚协助重建也力不从心，她因为当时受聘于国际组织，至今仍持工作签证，不是难民身份，而拥有更多移动自由。
阿拉萨与阿塔虽然也想回乡看看，但都碍于难民身份无法动身，只能在远方紧盯著家乡的动态。
对阿拉萨来说，更大的问题在于，跨性别者的身份成了回乡的最大阻碍。原本长相甜美的阿拉萨，一年前开始使用睪固酮胶，如今下巴长满胡渣、声音变得低沈。阿拉萨很爱自己现在的样子，但他们（they）也明白，跨性别者在他们的家乡并不安全。
据阿塔观察，身边长年参与政治的朋友们，包括他自己，都认为目前“是时候了”，虽然现况还不稳定，但对许多人而言，最大的威胁——阿萨德与他的军队人马——已经不存在了。
“这正是我们想亲眼目睹的那一刻。”他解释，从情感面来说，多数投入反抗阿萨德运动的人，“活著就是为了能亲眼看见这个时刻，”没人只甘于远远看这一切发生。过去，民众只是叙利亚的物品，任由独裁者摆布，但今后他们有机会成为公民，人民的权利将获得宪法保障。阿塔不想错过这一切，不想只当个观众。
然而他感到挫折，他在柏林的同乡朋友们有些已经归化德国籍，拿著德国护照回乡。但他才正要申请，可能还要等上一、两年的审核时间。
采访时，不到一周就是德国大选。前总理萧兹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夏拉通过电话，表态将协助叙国重建，成为一个对国内各民族、宗教族群都自由、安全的国家。大选过后，不论哪一党成为多数党，境内近百万名的叙利亚难民就是新政府要面对的一大难题。
瑞西迪认为，德叙两国应建立合作计划，让医师、建筑师、工程师这些技术人才得以回国，重建叙利亚的未来。但她强调，“去或留应该是个人的决定。”日前她已向德国国会报告，建议开放叙国难民回乡探亲，尤其因流亡期间过世，无法亲自送他们最后一程的亲人。
阿塔持相同意见，他直言，许多欧洲国家都希望能摆脱难民，开放探亲对双方都有好处。能让叙利亚难民更清楚该如何重建家园，甚至会更鼓舞某些人就此返乡定居。
但回乡“不是一张单程票，”他强调。如果德国政府威胁要遣送难民回国，他们会更害怕离开，担心一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不论去留与否，对多数尚未取得德国籍的叙国难民而言，在德政府尚未颁布近一步遣返规定之前，都无法返回母国。
尽管如此，散居世界各地的叙利亚人，在独裁政权垮台后，已纷纷动员海外力量，例如阿塔与其他导演、记者朋友们多次寄送器材、物资、金钱回乡，难民身份看似毫无选择，却没有局限他们想贡献家乡的心。瑞西迪代表了一种共同的心声：“因为阿萨德政权，我被迫流亡在外，但身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心在哪。”
“我时时刻刻都与叙利亚在一起，从未离开。”她说。
(注：卡瓦为化名，受访时他多次叮咛，不可泄露他的本名与居住城市，也不能拍摄照片。他深怕在德国也有夏拉的同伙，担心批评夏拉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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