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難民潮因為敘利亞孩子屍體被沖上沙灘的照片，終於成為了新聞焦點。穿着紅衣和及膝牛仔褲的三歲男孩叫艾蘭（Aylan Kurdi），是敘利亞的庫爾德人，來自首都大馬士革。艾蘭出生時內戰已爆發，為逃避戰亂，艾蘭隨父母和五歲兄長移居土耳其。船難發生時，他們正要前往希臘，希望輾轉前往加拿大。
艾蘭終於不必再飄零了。孩子也不會知道自己倒臥異鄉的照片會引來歐洲輿論風波。在英國，卡梅倫政府因公眾壓力，宣布將收容4000名敘利亞難民。著名戰地記者Robert Fisk直言：「卡梅倫今次應該無法用他的公關手段淡化事件，因為艾蘭既不是黑人，膚色也不夠深，他長得就像一個普通英國的三歲男孩──他可以是Alan，或John，或David。」因為照片引來的廣泛同情（先不論這種同情心有多大意義），連著名右派小報《每日郵報》的態度都一百八十度轉變，前一天還在把難民形容為貪得無厭，想來歐洲搶工作，搶資源的有色人種，第二天就登出艾蘭的照片，標題寫：「人間悲劇」。
事件在英國還有段小插曲，極右英國獨立黨的前國會候選人Peter Bucklitsch在推特上說：「這個男孩穿得好，吃得好，他的死完全是因為父母貪圖歐洲的安逸生活。插隊是要付出代價的。」Bucklitsch的言論被批評為冷血，及後他也被迫公開道歉。然而近年歐洲極右政黨在各國和歐洲選舉皆報捷，反難民、反移民的排外思想、種族主義和極端國族主義早已進入了主流討論。勿忘法西斯與種族主義是現代歐洲史最黑暗一頁，亦本是敏感話題──戰後同盟國有所謂Entnazifizierung（非納粹化）的運動，不止完全取締跟納粹黨有關的組織與傳媒，針對其他種族發表的排外言論也是禁忌。近年這些言論卻打破了所謂的cordon sanitaire，也即是隔離和孤立法西斯主義思潮的共識。極右派在歐洲從邊緣走到主流，可謂完全毀滅了所謂歐洲民主自由天堂的幻想。
追本溯源──極右勢力何時抬頭？
許多論者直接將難民潮和歐洲的多種族環境拉扯在一起，認為歐洲極右派抬頭，是源於公民對移民政策及外來者的反彈。又有不少聲音認為收容難民在資源分配上的結果沒有被詳細考慮，這種競爭心態助燃了排外問題。在敘利亞難民紛紛逃往歐洲時，正好審視這個同時困擾世界多個民主國家的問題：持續收容難民，是否會直接為極右派提供了繼續宣揚種族主義的燃料？
答案或許沒有那麼簡單直接。戰後歐洲本來就還有不少極右政黨存在，但在戰後數十年歐洲的「黃金時期」，經濟不斷往上爬，歐洲戰後共識（也即凱因斯共識）令大眾享受到國家福利保障，百業興旺且工人組織蓬勃，「工找人而不是人找工」的時代──這些極右政黨完全得不到公眾注意，更遑論在選舉中得票。以1972年在法國成立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為例，國民陣線認為納粹大屠殺是猶太人捏造的陰謀，支持戰時法國由民族英雄貝當將軍（Henri Philippe Pétain）建立，跟納粹緊密合作，驅逐猶太人的維希政權（Vichy Regime），並且公開攻擊同性戀者。成立的頭十年，國民陣線一直在分裂和解散邊緣，從1980年代始才逐漸受到注視；在2002年，國民陣線領導人Jean-Marie Le Pen甚至在第一輪的總統選舉中取得第二高票，在總統決選回合直接對決希拉克，成為戰後第一個進入法國總統決選的極右政客。
為何是80年代？在法國的脈絡看來，社會黨前總統密特朗在80年代推出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實驗」失敗，及後被迫跟隨英倫海峽對岸戴卓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方針，或許能夠解釋80年代法國往右轉。然而80年代極右政黨同時在歐洲各地崛起，所以更值得留意的，是歐洲大環境的巨變。
戰後共識的崩潰
第一點是歐洲戰後共識在70年代崩潰。戰後共識被稱為「共識」有其原因：同盟國汲取了30年代大蕭條的教訓，認為大蕭條造成的失業及貧窮問題為極端意識形態提供了支持，尤其造就了威瑪共和的崩潰和納粹德國的崛起。標榜國家資本管制、全民就業和福利國家的戰後共識，因而成為了歐洲民主不能分割的一部分。70年代中期，戰後重建業已完成，經濟開始飽和及停止增長，加上中東石油危機令物價飛漲，戰後共識為英國帶來了財政低谷。戴卓爾夫人上任後大力打擊戰後共識，提出削減福利等政策，本來成效不彰；但戴卓爾夫人任內，英國發現了北海油田，經濟因而逐漸復甦。之後的故事不必再詳述，工會被冠上「內部敵人」稱號，打壓1984年煤礦工人大罷工等，全部都是令戰後共識崩潰，加速新自由主義步伐的手段。
大右轉與道德恐懼
有份為戴卓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冠上「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的英國著名社會學家賀爾（Stuart Hall）在1979年寫道，這場大右轉（Swing to the right）不止令左派失勢，還令有組織的新法西斯主義抬頭。賀爾認為這是所謂「威權民粹」的一部分：這些新法西斯組織存在的意義，是為這場大右轉塑造公眾支持。舉個例──民眾不會無故支持國家削減福利。但這些極右政黨則塑造「社會寄生蟲」的道德恐懼，令人覺得有不少外來新移民、難民，還有社會上最貧窮的一部分人，都是不願意工作、依賴社福的懶人。「外來者」如難民和申請庇護人士，一般在低下階層的人，就在這種氛圍下成為攻擊對象。柏林圍牆倒下後，歐洲由經濟共同體過渡至政治共同體的整合計劃加深了對於「外來者」的恐懼。但現代歐洲種族主義源頭並非歐盟移民政策，更非近年的難民潮，而是七八十年代的「大右轉」種下的禍根。
戴卓爾夫人曾被問及任內最大功績，她答：「新工黨」。事實上，不少學者認為歐洲的民主制度，和左派政黨的轉型，亦是極右崛起的原因之一。法國著名政治理論家穆芙（Chantal Mouffe）認為，歐洲各國左派對新自由主義妥協，逐漸向右派靠攏，不再代表勞動階層的利益，令戰後左右對立的局面消失於主流政治之中。曾經代表了全國一半工會的工黨，在貝理雅任主席時提出了所謂的「第三條路線」，也即是走中間派，摒棄已然「過時守舊」的社會民主路線。「新工黨」只注重「修修補補」的工作，擁抱自由主義，但同時比保守黨較注重社會公平分配，僅此而已。
工黨的選民也跟保守黨愈發相似，兩黨在工人階級的得票率愈來愈接近，工黨的傳統票源明顯大量流失。那是因為在主流兩黨都不代表勞動階層時，這些政治上的孤兒就另外尋找政治代理人。戰後英國政治本來是明顯的階級政治，兩黨制代表了左右派的角力。但階級政治在80年代沒落後，種族政治就起而代之──人們開始注重所謂的「道德問題」，例如貧窮難民湧入會否增加犯罪率，穆斯林婦女的頭巾跟基督教精神是否不相容，街上的無業少年與毒品問題，還有英國文化會否被外來者侵蝕。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左派向右轉絕非英國獨有的現象，例如德國社民黨的施羅德，在90年代就是「第三條路線」的擁護者。穆芙認為，極右的崛起是歐洲政治體系的結構性問題，也正正體現了自由主義與民主的結合，完全不是所謂的烏托邦。
所以，歐洲極右派的崛起，跟難民湧入是否有必然關係？最簡單的回答是：沒有。但我們對於難民問題的理解，卻很容易被這些排外思維誤導，以為這就是歐洲對於太多外來者湧入的反彈。有趣的是，不少研究指出許多歐洲極右派的支持者，都是住在鄉郊，一個新移民或難民的臉孔都幾乎沒有的地方。是否真的有所謂「文明衝突」助燃種族主義，還是歐洲社會本身在經歷經濟轉型後，有太多未及處理的矛盾？所謂歐洲公民社會對於難民潮的反彈，有多少是政治操控式的恐懼，有多少是民粹情緒，有多少是真正平衡各方利益的理性考量，恐怕不能就此定論。（系列之一）
（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於英國法學研究院畢業，研究題目為極右思潮與社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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