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两岸四地由官方到民间都组织了大量活动来纪念这重大的日子，市民很容易感受到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加上香港的媒体多月来不停回顾抗战的历史，使人感觉到香港抗战以至沦陷的历史似乎在经历一个重新整理，甚至以香港本位重新定义的过程。
从任何角度看，日据时期的香港都不是一段容易论述的历史。在港英时代，这段历史一直被政府低调处理。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英国在1941年12月被日军打败，双手奉上大英帝国在远东的第一片属土，这种不光彩的事情自然少说为妙。至于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英国人要不是关在集中营，就是在香港以外的地域组织情报和策动反攻，因此与香港这段黑暗的历史扯不上直接的关系，要说也无从说起。到了日本投降，香港的去留引起了中、英、美三国的角力；结果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把香港从中国的手上夺去。这刹那的历史不好公开表述，英国毕竟有点不理盟军协议而强抢香港的味道。
日据香港是历久常新的话题
不过，政府不想提这段历史，也不能阻止民间回顾这段历史。事实上日据时期的香港是中国抗日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不能从这大脉络中抽出来独立观看，也不能把这段历史抹去不理。就我印象所得，每到二战结束的周年纪念，媒体多少会提及香港沦陷的岁月。电视台也曾在抗战胜利50周年和60周年的时候拍摄香港沦陷的特辑，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口述历史。香港抗战中的18日战争更是经常引起关注的热门课题，其中不少参与战斗的老兵或者遗属都参与了重构这段历史的工作，发表了不少内容翔实的研究成果。
从这些事实看来，日据香港其实是历久常新的话题；不过，以往香港市民似乎采取了一种较为旁观的态度面对这段历史，近年确实有更多人投入了重建这段历史的工作中，日据香港成为一个愈来愈热闹的历史园地。回顾过去五六年间，每年坊间都会推出有关日据香港的书籍，以此为题的讲座亦很受欢迎。这种发展状况其实有几重背景。其一，回归前香港历史并非广受欢迎的社会课题，但回归后市民渐渐关心时事和政治，也因此对香港的历史感到兴趣。从近年书店中香港专柜的设立与膨胀就可以看出香港历史受欢迎的程度。日据时期的历史是香港近代历史上较少为人论述的一段，自然更容易引起市民的注意。其二，最近十年，本地历史学者发表日据时期的研究，无论在质和量上都超越以前，市民亦因此对日据时期的香港有更深而广的认识。2009年书展有日据时期社会生活的书籍登场，旋即被抢购一空；出版商认为书市极少同类的书籍，因而畅销云云。这说明日据时期有一定的读者基础，只要有新的发现或者不同的角度论述这段历史，都会有读者支持。其三，近年日相安倍晋三的政治外交取态让人忧虑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但中日关系日趋紧张，香港市民对日本侵华的历史也倍感关注，亦因而关注起香港沦陷的历史。
尚未到重整日据历史的地步
有了这几重背景，再细阅近年有关日据香港的论述，似乎学术界的努力仍在梳理历史事实，尚未发展到以新的视界重整这段历史的地步，更难以此段历史的论述作为学界建立港人本位史观的依据。这几年相关的研究有两大方向，其一为深入拆解日本侵略香港的计划及经过，以及揭开从日本投降到英国重回香港的个中关键。这方面的发现很有意思，尤其在揭示香港作为整个东亚以至太平洋战区一个中心点的重要战略地位。换言之，中、日、英、美在二战前后对这细小的城市有各种不同角度的重视，香港是这地块网络中的重要一环，与周边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紧紧相扣。其二为探索沦陷时期的香港社会状况，以及市民在日军统治下的生活面貌。这方面的成果丰富了过去围绕配给“六両四”白米而作的过度简单的社会描述。简而言之，这几年关于日据香港的研究成果确实较前可观，但这段历史仍有待进一步开发。目前的困难是，相关的历史材料主要在日本政府手上，但并非可以轻易从官方档案中查找。因此，要确切理解这段历史，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征集运动，方有可能从民间取得更多资料或者文物。这过程并非容易，毕竟可以提供资料的市民或多或少都带有日据时期的历史伤口，并非人人可以重新面对。
从历史学者的角度而言，所有历史都有重建的价值，尤其是类似日据这种长期被忽略的历史。重新认识日据香港的历史，是香港人面对历史的重要一步，也是香港人从历史中认识香港的重要一课。
（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香港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著有《吞声忍语──日治时期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合著）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