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上個世紀,香港憑藉自由港優勢,在大國狹縫中實現經濟騰飛。如今新冷戰襲來,香港遭美國制裁,關稅可能面臨調整,Made in Hong Kong的標籤也行將消失。香港製造還可以振興嗎?端傳媒深入三家香港企業,從產業角度透視香港問題。此項目端傳媒亦與日本放送協會(NHK)合作,為NHK提供調研、採訪和攝影,雙方根據素材獨立完成影片製作。NHK作品 The “Made in Hong Kong” Dilemma已於10月30日於NHK World頻道播出。
2020年8月尾,冠珍醬園的工人們焦頭爛額,忙著為數千產品換上新包裝。這是香港一家醬料工廠,開業近一百年,來到今年,出口產品上“Made in Hong Kong”的標籤第一次換上“Made in China”。
四年前接手家族企業的時候,Daniel Chan就感覺「香港製造」的標籤不會長久,畢竟一國兩制的到期日是2047年。「可能2046、2047年時會(消失),但沒感到那麼快。」他今年30多歲,是這家醬園的第四代傳人。
變動來自美國的一系列制裁。今年6月30日深夜港區國安法落地,美國隨即在7月14日生效《香港自治法》,宣布香港不再擁有自治地位,發起收緊香港特區護照待遇、禁止高科技產品入口香港、制裁特區官員等措施。8月中,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宣布,香港製造並出口美國的產品,產地來源必須從香港改為中國,政策原定9月25日生效,後延至11月9日。
措施引發複雜的情緒,有人認為這是攬炒策略的成功,也有人擔憂香港本土工業的前景。港府發出強烈譴責的姿態,在9月中提出與美國交涉,然不獲任何回應。10月30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港府將根據WTO爭端解決機制,要求WTO處理香港對美國的申訴。這是九七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第一次向WTO成員國作出投訴。
早於制裁之前,香港製造業已經走過了黃金時代。過去40多年,製造業在GDP中的佔比,從高於30%,一路跌至1%,轉口貿易、金融、旅遊等幾乎完全取代製造業。在出口美國的全部貨品中,香港本土製造的,目前僅佔0.1%,絕大多數是轉口產品。在香港觀塘、荃灣、新蒲崗等地區,曾經日夜轟鳴的工廠大廈,許多轉型為商務辦公室,或被活化成文創中心。
「我們就是特殊、例外、死淨種。」荃灣一座老舊的工業大廈中,今年61歲的李錦雄形容,自己的電子廠是在時代浪潮中掙扎留活下來的東西。近年,他的研發團隊花費了七八年時間,發明了一個高精度時鐘,可應用於5G基站,本打算以「香港製造」的頭銜,打入歐美市場,但此刻一切停頓了。而去掉一個標籤,還不是他最擔憂的。
從發達國家名單,跌到發展中國家名單
冠珍醬園的廠房座落於香港西北的元朗,佔地約30萬平方呎。相比於熙熙攘攘、高樓林立的市區,這一帶幾乎沒有高樓,廠房附近青山綠水。還未踏入醬園的大門,一股鹹香豆豉味撲鼻而來。
1928年,Daniel的太爺陳拔卿另外三個家族一起在香港九龍城寨創立了冠珍。當時的香港已經是繁榮的自由港,一些工廠開始湧現。在九龍城寨,不少家庭開始自辦醬園,以黃豆釀造生抽、老抽,出口至世界各地。年輕時,陳拔卿在中美洲巴拿馬居住十多年,他利用自己的人脈,瞄準開發美洲市場。
直到今天,出口生意仍佔冠珍總體生意份額的九成,以餐飲業為主,零售為輔,其中美國市場約五成,此外還有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地區。
由於主打出口,冠珍在香港街坊中並不有名。Daniel表示,他們主打自然釀造的高級醬油,一瓶頭抽醬油的釀造時間需6個月,零售價比大超市的上架醬油貴三成。今年,疫情本已極大衝擊出口生意,再撞上美國制裁,Daniel感到前景不明朗。他分析,長期合作的餐飲業客戶講究用料質素,不會輕易因標籤改變而更換貨源,但面向普羅大眾的零售業就難說了。
「香港製造代表什麼?某程度代表Quality(品質),也代表一種文化上的認同。」Daniel認為,短期來說生意不會大挫,但長遠很可能改變品牌觀感,「(等於)由發達國家的List(名單)跌進發展中國家的List。」
對Daniel來說,香港製造也意味著為本土市民提供就業機會。上世紀70年代起,中國改革開放,低廉的土地和人力吸引了大量香港工廠北移,不過,冠珍的第二代傳人陳雲波選擇留在香港。
「我爺爺想有人情味,不想員工失業。有些人和我們做了很久,是附近村民。搬上去(珠三角)人工可節省,但他們會失業。」不少冠珍員工是元朗的居民,有的家庭兩代人都在工廠打工。疫情至今,工廠並沒有裁員。為了穩住生意,Daniel今年開始更積極的在香港推廣品牌,開拓和香港餐飲業的合作。
與Daniel 不同,李錦雄在2018年便感到風暴來了。中美貿易戰在該年打響,至2019年底,雙方進行了五輪關稅升級,美國對部分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額外的25%關稅,李錦雄在珠三角生產的零件也捲入其中。此前,這類零件從中國大陸出口美國並無關稅。
「我們從來沒有感受過稅這東西,種種事情來得太快太突然,大家會擔心,原來政治可以那麼誇張地影響做生意。」
李錦雄自小迷戀電子,80年代自香港理工大學畢業,兩年後開始創業。他靠炒買零件發家,後來主力生產石英晶體、電子設備儀器。90年代,他在製造業北移大潮中上大陸設廠。高峰時期他在珠三角不同城市設有5間工廠,3年前開始整合資源,目前只剩惠州一家大廠,員工200多人。
在香港,他一直保留了辦公室和工廠,在香港的工程師主要做設計和頂層技術。李錦雄認為,香港對知識產權保密性更好,突破文化也更強,而香港的員工也擅長用英文,隨時與世界各地的客戶溝通。與紮根香港的冠珍不同,李錦雄是多年來遊走中港的生意人。
在靠中低技術產品獲得利潤後,這家中港兩地企業近年想開拓高科技產品。李錦雄看準新興的5G通信市場,開始和團隊一起研發用於5G發射基站的高精度衛星同步時鐘(GPSDO )。八年前,他入股了一家德國企業,學習這項技術,然後在香港生產這一零件,並計畫用「香港製造」的品牌打入歐美市場。他也考量,這可以讓他避開25%的關稅。
11月9日之後,“Made in Hong Kong”的標籤在對美生意中不能再用。然而,這還不是李錦雄最擔心的事。
至今,他聯絡的美國客戶都反應冷淡,沒有簽下一份合同,僅有法國、德國的客人回應他。他猜測,這可能是美方開始避免使用和中國有關的高科技零件,而香港也被捲入其中。
在中方這邊,李錦雄發現,2019年初已經有企業開始“Design Out”的行為,就是把美國的零部件從產品設計中排除出去,繼而被排除的是日本的、台灣的零部件。
「大陸都會這樣Design Out,美國為什麼不會?」他也擔心倘若香港進一步喪失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香港未來也要面對25%的關稅。
「我開拓美國以前很積極,現在是放軟手腳,亦不到我們選擇,這不是一個商業決定,不是我們的決定,是(外國)客戶的決定,是美國特朗普的決定。」
被遺忘的黃金時代
香港餐飲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認為,若將兩年前的中美貿易戰爆發喻為強風信號,此刻的香港幾乎處於「3號風球」的狀態——再升級,就是全體停工的八號風球。
「所以我們希望最多3號風球時可以阻止到,而不是(香港)入到旋風裏走不出來。」黃家和對端傳媒說。
2018年,黃家和曾經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以及其他商家一同去美國遊說,解釋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地位、在WTO享有的獨立地位,希望中美貿易戰不會影響香港。相比香港製造的本土實業,黃家和等香港大商家更看重的是,香港轉口貿易的獨特地位。
黃家和的父親是咖啡批發商捷榮集團的創辦人黃橋。1993年,他另立門戶,創立金百加集團,旗下包括大排檔、金茶王等。在大型超市中,常可以看到大排檔系列的即沖港式奶茶、咖啡。這家企業有意將生產線分布在中國大陸和全球各地,現在,該集團直接從香港出口美國市場的產品僅佔3-5%。數年前,黃家和在加拿大成立分公司,想藉助加拿大公司做美國生意。
「如美國有無理要求或制裁香港,我們最多就不做美國生意,」黃家和認為,就食品行業來說,尤其是咖啡和奶茶,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整個大灣區約7000萬人口,相等於整個法國的人口,為什麼要再自己綁住雙眼、雙手去找美國市場?明知是硬碰,為何還要碰過去,寧願逐步逐步(從美國)退出來。」
39歲的時裝設計師楊展不是這麼看。對於夾縫中的香港製造,他感到痛心。「這是兩種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生意模式,大財團大商家是哪裏便宜在哪裏做,但我們要的是質素,我們想在本土做好生產鏈,不要靠其他地方。」
楊展入行近20年,最初在李寧、G2000等品牌做設計師。2013年,他終於實現夢想,在從舊建築活化為文創中心的中環PMQ元創方租下一間店面,成立自己的時裝品牌Yeung Chin。目前,他每年生產兩季時裝,紡織工序基本都在香港完成。他也到國內外參與時裝周,時裝周的訂單一半來自美國知名時尚概念店3NY等,佔整體生意的四分之一。
楊展不僅想做香港設計,還想復興香港紡織業的生產鏈。這非常不容易。進入90年代,紡織業已經衰落,大量工廠倒閉,手工好的工人轉行、退休,入行的年輕人鳳毛麟角。
楊展說,他花了一段時間,才在打版、縫紉、洗水等不同環節,在香港本地找到合適而穩定的製作夥伴。他合作的師傅,基本都五六十歲了。
今年65歲的馬勝椿是楊展的好拍檔。在觀塘一幢老舊的工業大廈,馬勝椿經營著自己的洗水廠。廠內環境悶熱,洗水機轟鳴轉運。說起洗水的各種手藝,馬勝椿滔滔不絕。洗水是服裝工藝中一種特殊手藝,在機器中加入浮石打磨來洗滌,使布料軟化和出現舊化效果等。
「那時候的行業很蓬勃的,個個都很努力,很容易賺錢。」馬勝椿回憶。他從學徒做起,80年代自己創業,洗水的訂單大量湧來,生意最紅火時,半年可以賺300萬港幣。「那時候凌晨12點吃大排檔,是叫晚飯,不是叫夜宵。」
那也是香港製造業最黃金的時期,以紡織、鐘錶、玩具、塑膠等輕工業聞名。在80年代,香港製衣廠超過一萬間。馬勝椿回憶,當時光洗水廠就有數百間。來到今天,在珠寶、食品、藥品、醫療器械等方面,香港製造仍有一定優勢,但總體已成為經濟中的邊緣行業。
根據工業貿易署資料,截至2019年,製造業的就業人口僅佔總就業人口2.3%。
美國公布改標籤的制裁後,香港政府迅速回擊。不過,楊展看來,這些年香港政府並不重視本地製造業的發展,例如在紡織業中,亦沒有大力培養不同環節上的人才,例如洗水這個手藝,無法在任何學校學習,就連專門培養製衣業管理和技術專才的製衣業訓練局也沒有提供相關課程。
「香港這幾年拼命推設計師,覺得有光環好開心,但沒有想到後面是需要製造業的幫忙。」楊展惋惜,過去多年,大家只是一味的把生產鏈轉移到租金、人力更低的地區,而忘記上一個黃金時代其實為香港留存了大量的紡織人才,只是很多人現在都老了,手藝無人繼承。
就在遺忘和忽略之中,制裁風暴來了。
兩場冷戰,角色迥異
香港並非第一次被捲入大國冷戰的風暴之中。冠珍用來釀醬油的黃豆就藏了一段冷戰歷史。
Daniel以前就發現,工廠用的大豆全是來自加拿大,甚至在全港,絕大部分豆製品採用的都是加拿大黃豆。好奇之下,在大學修讀東亞研究的他開始多番考據。
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實行禁運的制裁,禁止所有北韓和中國原材料進入美國,1951年,聯合國建議所有聯合國成員跟隨制裁。此前,香港醬園多採用來自中國北方的黃豆,面對制裁,十多家醬園只能一起尋找替代品。
當時二戰才結束五年,不少國家百廢待興,選擇安全、穩定的原材料並不容易。找了一圈下來,只有加拿大的黃豆供應充足,亦沒有受戰爭影響。其時,亞太地區幾乎僅有香港有蓬勃的出口貿易,在50年代末期,根據政府工業貿易署統計,每年能有4000噸、價值超過500萬港幣的老抽醬油出口美國。
也正因為中國被禁運,為了證明香港產品的來源地,1960年成立的香港工業總會開始頒布「香港製造」的產地來源證,供廠家申請。1997年6月5日,主權移交前夕,美國海關總署(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前身)發布聯邦公報,規定香港生產商品可繼續標記其原產地為:Hong Kong。
翻看家族歷史,Daniel 感覺,雖然形勢不同,但他們從上一次冷戰中習得的智慧,或許可以有助當下。「有危就有機,有些東西可以學到,可能是當時如何解決問題的精神。」
不過,歷史學家麥志坤分析,舊冷戰是蘇美對峙,新冷戰是中美交鋒,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太不同了。麥志坤目前是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的高級講師,專研香港在舊冷戰中的角色。
麥志坤對端傳媒表示,在1949-1972年持續的冷戰中,「扮演者重要角色的是當時的英國殖民地政府」。麥指出,作為英國殖民地,香港當時無疑屬於西方陣營,香港必須支持禁運等制裁政策,但當時的英國管治者,「在49年之後,香港是存在於一個強大的共產主義鄰居的陰影下」。
因此港英政府靈活斡旋,一方面允許美國利用香港進行情報收集,另一方面也不允許美國將香港變成對中國的「顛覆基地」,以免激怒北京,在中美之間維持微妙的平衡。
這個平衡為香港創造出相對寬鬆的發展空間。在《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1957》一書中,麥志坤指,同一時間,中國內戰為香港帶來了大批難民,其中有來自上海的實業家,在香港重建其本業,也有來自廣東和福建的工人,為當時的輕工業提供充足的勞動力;有輿論認為,當時的英國殖民者同樣只重視貿易而忽略發展建造業,但大量的中國移民卻在生存需要之下,推動了工業的發展。
1986年,香港成為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的獨立締約方,GATT在1995年過渡為WTO。主權移交後直至2019年,香港在國際上的獨立經濟地位也沒有改變。
時至今日,麥志坤指出,香港角色就不同了,「香港」中既包括特區政府,又包括不同光譜的市民。「中國已經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在許多議題上,特區政府須要和中央站在一起,而不是華盛頓或倫敦,」他指出,但民主派和本土派的人民卻有不同看法,他們開始實行「人民外交」,遊說特朗普政府對違反《中英聯合聲民》及基本人權的香港官員進行制裁,對此,北京則進一步加強對香港的控制。
「與幾十年前的舊冷戰相比,當前的冷戰在一定程度上對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麥志坤認為。
錯位的政府,偷懶的商界
撇開國際政治,香港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認為,香港製造最嚴峻的問題是內部積弱。
鄧希煒對端傳媒分析指,在八九十年代,香港作為自由市場,背靠中國又有豐富的西方經驗,吸引了大量歐美的投資銀行、基金公司來港設立分公司,不少外國專家也移居來港。香港由工業城市轉變為亞洲金融中心,一度爬升到全球三大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並稱紐倫港。
然而,這一輪急速的產業轉型,至今留下後遺症。
製造業式微後,香港的經濟核心變成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與工商業支援服務,常被稱為四大經濟支柱,被港府形容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動力。不過,鄧希煒分析,旅遊業以及專業與工商業支援服務,沒有為GDP和人口就業帶來很大貢獻,金融和貿易及物流,則難以促進經濟再轉型;相較之下,製造業能帶來不少關聯效應,例如促進批發零售交易、貿易和物流、銀行業和服務業的發展等。
「金融是個好例子,它間接造成貧富懸殊,也未必能帶動新行業出現,未能帶來包容性的就業機會。」鄧希煒指出,而從事金融的人,「以前要在外國讀書,現在得在國內有人脈。」
缺少系統的規劃和產業政策,過分依賴中國市場,亦是多年弊病。
鍾國斌出身紡織業,是親建制政黨自由黨黨魁,2012年起擔任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功能界別議員。他批評,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幾屆政府,在產業政策上均沒有連續性。
「再工業化說了很多年,每屆政府都說,但沒有做到事…… 每一屆政府轉了特首之後,上一屆的所有政策就斷了。」2009年,第二任特首曾蔭權提出要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其中不包括製造業,到了梁振英上台,改稱六大優勢產業有若干問題需檢討,在2013年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發展產業政策。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在上任後,則解散經濟發展委員會,成立創新辦。
「大家都不知道創新辦在搞什麼,」鍾國斌說。
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積極推動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美國頒布對港制裁政策之後,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因制裁等原因難以打入美國市場,未來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
鄧希煒認為,香港目前的產業政策,流於口號性。「全部沒說清楚產業政策究竟可以為香港就業和經濟發展中長期帶來什麼好處,從來沒有科學的討論。一跳就說我們不能依靠四大支柱,所以就搞科研,搞科技,參與大灣區。」
鄧認為,製造業的發展首先需要財政支援,但香港政府連R&D(Research & Development,研發)也不願意投入。「香港政府不是沒錢,科研是國際競爭,花錢少別人就贏你。」
對於香港科研人才的缺失,李錦雄也倍感無力。他同樣認為香港在R&D上的投入不足,直到2018年,政府才推出優惠,規定企業研發支出可以扣稅,李錦雄認為這些舉措來得太遲。「我們要求的是20年前,20年後做了,應該開心還是不開心呢?」他苦笑著反問。
李錦雄回憶,九七之前的政策已經出現很大錯誤,認為金融、旅遊業可以養活香港,而當時的業界也「偷懶」,忙著享受來自中國的人工紅利。
「拿這個好處就夠了。業界就很懶,不做R&D,慢慢就跌下去了。」現在,他的香港辦公室中約有50位工程師,但李錦雄認為頂尖人才不充足,並缺少有經驗的中層人員。
退一步,鄧希煒分析,當一個經濟體發展到人力成本高昂時,轉移高污染、人力密集的產業,是不可避免的過程,但問題是去工業後是什麼?他舉例說,台灣沒有完全放棄工業,在中美貿易戰中,受影響的廠商便搬回台灣,或將部分生產線搬回去。台灣目前正向「工業4.0」轉型,目標放在電子資訊、運輸、機械、食品、紡織、物流與零售、農業等七大行業。
「香港的問題是已沒有工業基礎,想找受中美貿易戰影響的廠來,假設還有獨立關稅區地位前,都沒能抽這油水。」
沉沒或復興
儘管生意寥寥,馬勝椿還是堅持每日運營洗水廠。他每天早上9點來到工廠。正對著工廠大門,是一座神檯,供奉著關公、財神、濟公,馬勝椿總是先拜關公再開工。
疫情爆發前,這家工廠的收入已比黃金時期下跌至少七成,疫情後,生意又再跌了七成。目前每月的收入僅僅夠填補開支。
不過,快到退休之年的馬勝椿有另一個計畫——培養接班人。2010年左右,一個叫鄧國威的年輕人來到工廠,他當時25歲,剛剛從日本學習完時裝設計,有心來學習洗水手藝。當時工廠裡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師傅,大家想著,這個年輕人阿威是來玩玩的。
沒想到,阿威一留就是10年。「我的子女都不想做,我準備讓阿威接手工廠。但他很害羞,我現在要讓他出來多見客戶。」馬勝椿笑著說。
楊展坦言,自己完全沒想過香港的政治、經濟環境會演變成今天的模樣。「不過,一個地方失去了自由,別人要找一些方法來幫你,也只能這樣,」他描述著自己對於制裁的複雜想法。明年春季時裝的訂單逼近了,他很快要和客戶細談變動,他希望客人會接受Made in China的標籤。
即使艱難重重,楊展依然覺得可做的事很多。他說,自己也曾經想過帶上兩個小孩,一家四口移民走人,但想來想去,還是打算留在香港做事。在今年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截止前,楊展跨出一大步,決定參選紡織及製衣界功能組別的議席,長期以來,這個席位均被建制派壟斷。
「我的製衣理念是未來可以全部香港製造,不只是設計師,很多不同的工種可以選擇,可以融入到設計,其實技術人員是設計師的一部分,成為一個品牌。」楊展說,他盼著未來,行業裏會有越來越多的阿威。
李錦雄則想過,面對制裁,不如徹底改變過往的模式,反攻大陸市場,但他承認,這也是條艱難的路。「大陸更難,很明顯現在全中國都是力撐華為,這在貿易戰內說是應該的。但一間大的企業對中國長遠發展是否健康,我有保留。特別我們小的、新的供應商來說,如只看一間超級無敵巨無霸,我們很難打入市場。」
Daniel 不打算貿貿然進入大灣區。目前,冠珍的產品有上架北京、上海、重慶等中高檔超市。長遠而言,這家企業還是打算紮根香港,出口海外,而近來,Daniel也努力開拓香港本地的零售和企業市場。
11月3日就是美國大選,所有人都在觀望著,挺川反川的討論不斷升溫。Daniel也關注著國際政局,他認為,美國不會因單一示威事件或示威者的攬炒策略而決定制裁香港,這是其長期觀察香港後所下的判斷,而一系列法案也是民主共和兩黨的跨黨派共識;香港作為中美冷戰中的一枚棋子,即使沒有反修例運動,也可能受到影響。而改標籤等舉措,不過是大時代的開端。
「這只是新冷戰剛開始,現在還是chapter one(第一篇章),還有很多chapters,大家未知會發生何事,好像很悲哀,不知何時到climax(高峰)。」
將來,冠珍產品的外包裝上,標記產地來源的那一個位置,將留白。Daniel說,一切變動太突然了,為了靈活應對,以後所有產品會在最後工序時,才噴上一個產地來源。
(端傳媒實習記者莊芷游、黃美嫻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這些商人,貪圖一國兩制帶來的紅利,卻從不捍衛一國兩制的自主。還有人說回去大灣區設廠,不用靠外國市場,我熱烈期待著你廠破人亡的一天
香港要走向自決 一定要振興實業
非常棒的内容呈現 感謝端傳媒和NHK的製作
华为和战狼外交的联系是被美国制裁反逼出来的。消费者抗拒华为不可能是因为它爱国,而是会是因为怕美国制裁影响了华为供应链从而影响华为产品的质量。
华为能在两千年初就把生意做到全世界靠的不是狗屁战狼式外交,而是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又不傻。
须知到一点,美国想制裁华为恰恰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制造的崛起,如果没有美国制裁,中国制造只会更强不会更差。某些人把中国制造归罪于爱国主义简直是其心可诛,逻辑错乱,真是一个对于实业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象牙塔空想家
成衣業很早以前就放棄了 “made in china” 這個標籤,雖然其實港商在海外設廠,實質上都是從大陸聘請技術工人,都是 “made by chinese”。沒辦法,因為市場不喜歡 “made in china”。如果你去做街頭訪問, “made in china”的關鍵聯想詞,十有八九是 “cheap”,不然就是 “fake”。現在隨著華為事件和戰狼外交後續發酵,這「中國製造」的招牌不定還會讓消費者因疑慮或反感卻步,甚至時不時受抵制。
选mic是因为没得选,10年前就没得选,再过10年还是一样,密集加工贸易输出的产业链在哪,消费者的货源地就在哪,更不用说在一个国家主导型的产业经济框架下了
“似乎made in china变得更可靠了”。
哈。
黄丝经济圈起飞了?不,已经坠机了。
回应楼下:香港制造确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quality,但是中国制作近年来也在提质,尽管某些行业的质标仍然与发达国家难相匹配。但是,从生活观察可以发现的是,大家自发购买国货正在变多,似乎made in china变得更可靠了。
「香港製造代表什麼?某程度代表Quality(品質),也代表一種文化上的認同。」中國製造呢?
制造业占比GDP下滑是时代趋势,同期的四小龙和大陆的下滑趋势也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