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影片】制裁风暴，行业积弱，谁能拯救香港制造？

编者按：上个世纪，香港凭借自由港优势，在大国狭缝中实现经济腾飞。如今新冷战袭来，香港遭美国制裁，关税可能面临调整，Made in Hong Kong的标签也行将消失。香港制造还可以振兴吗？端传媒深入三家香港企业，从产业角度透视香港问题。此项目端传媒亦与日本放送协会（NHK）合作，为NHK提供调研、采访和摄影，双方根据素材独立完成影片制作。NHK作品 The “Made in Hong Kong” Dilemma已于10月30日于NHK World频道播出。

2020年8月尾，冠珍酱园的工人们焦头烂额，忙著为数千产品换上新包装。这是香港一家酱料工厂，开业近一百年，来到今年，出口产品上“Made in Hong Kong”的标签第一次换上“Made in China”。

四年前接手家族企业的时候，Daniel Chan就感觉“香港制造”的标签不会长久，毕竟一国两制的到期日是2047年。“可能2046、2047年时会（消失），但没感到那么快。”他今年30多岁，是这家酱园的第四代传人。

变动来自美国的一系列制裁。今年6月30日深夜港区国安法落地，美国随即在7月14日生效《香港自治法》，宣布香港不再拥有自治地位，发起收紧香港特区护照待遇、禁止高科技产品入口香港、制裁特区官员等措施。8月中，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宣布，香港制造并出口美国的产品，产地来源必须从香港改为中国，政策原定9月25日生效，后延至11月9日。

措施引发复杂的情绪，有人认为这是揽炒策略的成功，也有人担忧香港本土工业的前景。港府发出强烈谴责的姿态，在9月中提出与美国交涉，然不获任何回应。10月30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港府将根据WTO争端解决机制，要求WTO处理香港对美国的申诉。这是九七主权移交以来，香港第一次向WTO成员国作出投诉。

早于制裁之前，香港制造业已经走过了黄金时代。过去40多年，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从高于30%，一路跌至1%，转口贸易、金融、旅游等几乎完全取代制造业。在出口美国的全部货品中，香港本土制造的，目前仅占0.1%，绝大多数是转口产品。在香港观塘、荃湾、新蒲岗等地区，曾经日夜轰鸣的工厂大厦，许多转型为商务办公室，或被活化成文创中心。

“我们就是特殊、例外、死净种。”荃湾一座老旧的工业大厦中，今年61岁的李锦雄形容，自己的电子厂是在时代浪潮中挣扎留活下来的东西。近年，他的研发团队花费了七八年时间，发明了一个高精度时钟，可应用于5G基站，本打算以“香港制造”的头衔，打入欧美市场，但此刻一切停顿了。而去掉一个标签，还不是他最担忧的。

从发达国家名单，跌到发展中国家名单

冠珍酱园的厂房座落于香港西北的元朗，占地约30万平方呎。相比于熙熙攘攘、高楼林立的市区，这一带几乎没有高楼，厂房附近青山绿水。还未踏入酱园的大门，一股咸香豆豉味扑鼻而来。

1928年，Daniel的太爷陈拔卿另外三个家族一起在香港九龙城寨创立了冠珍。当时的香港已经是繁荣的自由港，一些工厂开始涌现。在九龙城寨，不少家庭开始自办酱园，以黄豆酿造生抽、老抽，出口至世界各地。年轻时，陈拔卿在中美洲巴拿马居住十多年，他利用自己的人脉，瞄准开发美洲市场。

直到今天，出口生意仍占冠珍总体生意份额的九成，以餐饮业为主，零售为辅，其中美国市场约五成，此外还有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地区。

由于主打出口，冠珍在香港街坊中并不有名。Daniel表示，他们主打自然酿造的高级酱油，一瓶头抽酱油的酿造时间需6个月，零售价比大超市的上架酱油贵三成。今年，疫情本已极大冲击出口生意，再撞上美国制裁，Daniel感到前景不明朗。他分析，长期合作的餐饮业客户讲究用料质素，不会轻易因标签改变而更换货源，但面向普罗大众的零售业就难说了。

“香港制造代表什么？某程度代表Quality（品质），也代表一种文化上的认同。”Daniel认为，短期来说生意不会大挫，但长远很可能改变品牌观感，“（等于）由发达国家的List（名单）跌进发展中国家的List。”

对Daniel来说，香港制造也意味著为本土市民提供就业机会。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改革开放，低廉的土地和人力吸引了大量香港工厂北移，不过，冠珍的第二代传人陈云波选择留在香港。

“我爷爷想有人情味，不想员工失业。有些人和我们做了很久，是附近村民。搬上去（珠三角）人工可节省，但他们会失业。”不少冠珍员工是元朗的居民，有的家庭两代人都在工厂打工。疫情至今，工厂并没有裁员。为了稳住生意，Daniel今年开始更积极的在香港推广品牌，开拓和香港餐饮业的合作。

与Daniel 不同，李锦雄在2018年便感到风暴来了。中美贸易战在该年打响，至2019年底，双方进行了五轮关税升级，美国对部分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额外的25%关税，李锦雄在珠三角生产的零件也卷入其中。此前，这类零件从中国大陆出口美国并无关税。

“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税这东西，种种事情来得太快太突然，大家会担心，原来政治可以那么夸张地影响做生意。”

李锦雄自小迷恋电子，80年代自香港理工大学毕业，两年后开始创业。他靠炒买零件发家，后来主力生产石英晶体、电子设备仪器。90年代，他在制造业北移大潮中上大陆设厂。高峰时期他在珠三角不同城市设有5间工厂，3年前开始整合资源，目前只剩惠州一家大厂，员工200多人。

在香港，他一直保留了办公室和工厂，在香港的工程师主要做设计和顶层技术。李锦雄认为，香港对知识产权保密性更好，突破文化也更强，而香港的员工也擅长用英文，随时与世界各地的客户沟通。与扎根香港的冠珍不同，李锦雄是多年来游走中港的生意人。

在靠中低技术产品获得利润后，这家中港两地企业近年想开拓高科技产品。李锦雄看准新兴的5G通信市场，开始和团队一起研发用于5G发射基站的高精度卫星同步时钟（GPSDO ）。八年前，他入股了一家德国企业，学习这项技术，然后在香港生产这一零件，并计划用“香港制造”的品牌打入欧美市场。他也考量，这可以让他避开25%的关税。

11月9日之后，“Made in Hong Kong”的标签在对美生意中不能再用。然而，这还不是李锦雄最担心的事。

至今，他联络的美国客户都反应冷淡，没有签下一份合同，仅有法国、德国的客人回应他。他猜测，这可能是美方开始避免使用和中国有关的高科技零件，而香港也被卷入其中。

在中方这边，李锦雄发现，2019年初已经有企业开始“Design Out”的行为，就是把美国的零部件从产品设计中排除出去，继而被排除的是日本的、台湾的零部件。

“大陆都会这样Design Out，美国为什么不会？”他也担心倘若香港进一步丧失独立关税区的地位，香港未来也要面对25%的关税。

“我开拓美国以前很积极，现在是放软手脚，亦不到我们选择，这不是一个商业决定，不是我们的决定，是（外国）客户的决定，是美国特朗普的决定。”

被遗忘的黄金时代

香港餐饮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认为，若将两年前的中美贸易战爆发喻为强风信号，此刻的香港几乎处于“3号风球”的状态——再升级，就是全体停工的八号风球。

“所以我们希望最多3号风球时可以阻止到，而不是（香港）入到旋风里走不出来。”黄家和对端传媒说。

2018年，黄家和曾经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以及其他商家一同去美国游说，解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地位、在WTO享有的独立地位，希望中美贸易战不会影响香港。相比香港制造的本土实业，黄家和等香港大商家更看重的是，香港转口贸易的独特地位。

黄家和的父亲是咖啡批发商捷荣集团的创办人黄桥。1993年，他另立门户，创立金百加集团，旗下包括大排档、金茶王等。在大型超市中，常可以看到大排档系列的即冲港式奶茶、咖啡。这家企业有意将生产线分布在中国大陆和全球各地，现在，该集团直接从香港出口美国市场的产品仅占3-5%。数年前，黄家和在加拿大成立分公司，想借助加拿大公司做美国生意。

“如美国有无理要求或制裁香港，我们最多就不做美国生意，”黄家和认为，就食品行业来说，尤其是咖啡和奶茶，在粤港澳大湾区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整个大湾区约7000万人口，相等于整个法国的人口，为什么要再自己绑住双眼、双手去找美国市场？明知是硬碰，为何还要碰过去，宁愿逐步逐步（从美国）退出来。”

39岁的时装设计师杨展不是这么看。对于夹缝中的香港制造，他感到痛心。“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生意模式，大财团大商家是哪里便宜在哪里做，但我们要的是质素，我们想在本土做好生产链，不要靠其他地方。”

杨展入行近20年，最初在李宁、G2000等品牌做设计师。2013年，他终于实现梦想，在从旧建筑活化为文创中心的中环PMQ元创方租下一间店面，成立自己的时装品牌Yeung Chin。目前，他每年生产两季时装，纺织工序基本都在香港完成。他也到国内外参与时装周，时装周的订单一半来自美国知名时尚概念店3NY等，占整体生意的四分之一。

杨展不仅想做香港设计，还想复兴香港纺织业的生产链。这非常不容易。进入90年代，纺织业已经衰落，大量工厂倒闭，手工好的工人转行、退休，入行的年轻人凤毛麟角。

杨展说，他花了一段时间，才在打版、缝纫、洗水等不同环节，在香港本地找到合适而稳定的制作伙伴。他合作的师傅，基本都五六十岁了。

今年65岁的马胜椿是杨展的好拍档。在观塘一幢老旧的工业大厦，马胜椿经营著自己的洗水厂。厂内环境闷热，洗水机轰鸣转运。说起洗水的各种手艺，马胜椿滔滔不绝。洗水是服装工艺中一种特殊手艺，在机器中加入浮石打磨来洗涤，使布料软化和出现旧化效果等。

“那时候的行业很蓬勃的，个个都很努力，很容易赚钱。”马胜椿回忆。他从学徒做起，80年代自己创业，洗水的订单大量涌来，生意最红火时，半年可以赚300万港币。“那时候凌晨12点吃大排档，是叫晚饭，不是叫夜宵。”

那也是香港制造业最黄金的时期，以纺织、钟表、玩具、塑胶等轻工业闻名。在80年代，香港制衣厂超过一万间。马胜椿回忆，当时光洗水厂就有数百间。来到今天，在珠宝、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方面，香港制造仍有一定优势，但总体已成为经济中的边缘行业。

根据工业贸易署资料，截至2019年，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仅占总就业人口2.3%。

美国公布改标签的制裁后，香港政府迅速回击。不过，杨展看来，这些年香港政府并不重视本地制造业的发展，例如在纺织业中，亦没有大力培养不同环节上的人才，例如洗水这个手艺，无法在任何学校学习，就连专门培养制衣业管理和技术专才的制衣业训练局也没有提供相关课程。

“香港这几年拼命推设计师，觉得有光环好开心，但没有想到后面是需要制造业的帮忙。”杨展惋惜，过去多年，大家只是一味的把生产链转移到租金、人力更低的地区，而忘记上一个黄金时代其实为香港留存了大量的纺织人才，只是很多人现在都老了，手艺无人继承。

就在遗忘和忽略之中，制裁风暴来了。

两场冷战，角色迥异

香港并非第一次被卷入大国冷战的风暴之中。冠珍用来酿酱油的黄豆就藏了一段冷战历史。

Daniel以前就发现，工厂用的大豆全是来自加拿大，甚至在全港，绝大部分豆制品采用的都是加拿大黄豆。好奇之下，在大学修读东亚研究的他开始多番考据。

1950年韩战爆发后，美国实行禁运的制裁，禁止所有朝鲜和中国原材料进入美国，1951年，联合国建议所有联合国成员跟随制裁。此前，香港酱园多采用来自中国北方的黄豆，面对制裁，十多家酱园只能一起寻找替代品。

当时二战才结束五年，不少国家百废待兴，选择安全、稳定的原材料并不容易。找了一圈下来，只有加拿大的黄豆供应充足，亦没有受战争影响。其时，亚太地区几乎仅有香港有蓬勃的出口贸易，在50年代末期，根据政府工业贸易署统计，每年能有4000吨、价值超过500万港币的老抽酱油出口美国。

也正因为中国被禁运，为了证明香港产品的来源地，1960年成立的香港工业总会开始颁布“香港制造”的产地来源证，供厂家申请。1997年6月5日，主权移交前夕，美国海关总署（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前身）发布联邦公报，规定香港生产商品可继续标记其原产地为：Hong Kong。

翻看家族历史，Daniel 感觉，虽然形势不同，但他们从上一次冷战中习得的智慧，或许可以有助当下。“有危就有机，有些东西可以学到，可能是当时如何解决问题的精神。”

不过，历史学家麦志坤分析，旧冷战是苏美对峙，新冷战是中美交锋，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太不同了。麦志坤目前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哈洛威学院的高级讲师，专研香港在旧冷战中的角色。

麦志坤对端传媒表示，在1949-1972年持续的冷战中，“扮演者重要角色的是当时的英国殖民地政府”。麦指出，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当时无疑属于西方阵营，香港必须支持禁运等制裁政策，但当时的英国管治者，“在49年之后，香港是存在于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邻居的阴影下”。

因此港英政府灵活斡旋，一方面允许美国利用香港进行情报收集，另一方面也不允许美国将香港变成对中国的“颠覆基地”，以免激怒北京，在中美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这个平衡为香港创造出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在《冷战与香港：英美关系1949-1957》一书中，麦志坤指，同一时间，中国内战为香港带来了大批难民，其中有来自上海的实业家，在香港重建其本业，也有来自广东和福建的工人，为当时的轻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有舆论认为，当时的英国殖民者同样只重视贸易而忽略发展建造业，但大量的中国移民却在生存需要之下，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1986年，香港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独立缔约方，GATT在1995年过渡为WTO。主权移交后直至2019年，香港在国际上的独立经济地位也没有改变。

时至今日，麦志坤指出，香港角色就不同了，“香港”中既包括特区政府，又包括不同光谱的市民。“中国已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许多议题上，特区政府须要和中央站在一起，而不是华盛顿或伦敦，”他指出，但民主派和本土派的人民却有不同看法，他们开始实行“人民外交”，游说特朗普政府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民》及基本人权的香港官员进行制裁，对此，北京则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与几十年前的旧冷战相比，当前的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对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麦志坤认为。

错位的政府，偷懒的商界

撇开国际政治，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认为，香港制造最严峻的问题是内部积弱。

邓希炜对端传媒分析指，在八九十年代，香港作为自由市场，背靠中国又有丰富的西方经验，吸引了大量欧美的投资银行、基金公司来港设立分公司，不少外国专家也移居来港。香港由工业城市转变为亚洲金融中心，一度爬升到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称纽伦港。

然而，这一轮急速的产业转型，至今留下后遗症。

制造业式微后，香港的经济核心变成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和专业与工商业支援服务，常被称为四大经济支柱，被港府形容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不过，邓希炜分析，旅游业以及专业与工商业支援服务，没有为GDP和人口就业带来很大贡献，金融和贸易及物流，则难以促进经济再转型；相较之下，制造业能带来不少关联效应，例如促进批发零售交易、贸易和物流、银行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等。

“金融是个好例子，它间接造成贫富悬殊，也未必能带动新行业出现，未能带来包容性的就业机会。”邓希炜指出，而从事金融的人，“以前要在外国读书，现在得在国内有人脉。”

缺少系统的规划和产业政策，过分依赖中国市场，亦是多年弊病。

钟国斌出身纺织业，是亲建制政党自由党党魁，2012年起担任立法会纺织及制衣界功能界别议员。他批评，香港主权移交后的几届政府，在产业政策上均没有连续性。

“再工业化说了很多年，每届政府都说，但没有做到事…… 每一届政府转了特首之后，上一届的所有政策就断了。”2009年，第二任特首曾荫权提出要发展六大优势产业，其中不包括制造业，到了梁振英上台，改称六大优势产业有若干问题需检讨，在2013年成立经济发展委员会发展产业政策。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在上任后，则解散经济发展委员会，成立创新办。

“大家都不知道创新办在搞什么，”钟国斌说。

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后，积极推动香港参与大湾区建设。美国颁布对港制裁政策之后，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因制裁等原因难以打入美国市场，未来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

邓希炜认为，香港目前的产业政策，流于口号性。“全部没说清楚产业政策究竟可以为香港就业和经济发展中长期带来什么好处，从来没有科学的讨论。一跳就说我们不能依靠四大支柱，所以就搞科研，搞科技，参与大湾区。”

邓认为，制造业的发展首先需要财政支援，但香港政府连R&D（Research & Development，研发）也不愿意投入。“香港政府不是没钱，科研是国际竞争，花钱少别人就赢你。”

对于香港科研人才的缺失，李锦雄也备感无力。他同样认为香港在R&D上的投入不足，直到2018年，政府才推出优惠，规定企业研发支出可以扣税，李锦雄认为这些举措来得太迟。“我们要求的是20年前，20年后做了，应该开心还是不开心呢？”他苦笑著反问。

李锦雄回忆，九七之前的政策已经出现很大错误，认为金融、旅游业可以养活香港，而当时的业界也“偷懒”，忙著享受来自中国的人工红利。

“拿这个好处就够了。业界就很懒，不做R&D，慢慢就跌下去了。”现在，他的香港办公室中约有50位工程师，但李锦雄认为顶尖人才不充足，并缺少有经验的中层人员。

退一步，邓希炜分析，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人力成本高昂时，转移高污染、人力密集的产业，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问题是去工业后是什么？他举例说，台湾没有完全放弃工业，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影响的厂商便搬回台湾，或将部分生产线搬回去。台湾目前正向“工业4.0”转型，目标放在电子信息、运输、机械、食品、纺织、物流与零售、农业等七大行业。

“香港的问题是已没有工业基础，想找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的厂来，假设还有独立关税区地位前，都没能抽这油水。”

沉没或复兴

尽管生意寥寥，马胜椿还是坚持每日运营洗水厂。他每天早上9点来到工厂。正对著工厂大门，是一座神台，供奉著关公、财神、济公，马胜椿总是先拜关公再开工。

疫情爆发前，这家工厂的收入已比黄金时期下跌至少七成，疫情后，生意又再跌了七成。目前每月的收入仅仅够填补开支。

不过，快到退休之年的马胜椿有另一个计划——培养接班人。2010年左右，一个叫邓国威的年轻人来到工厂，他当时25岁，刚刚从日本学习完时装设计，有心来学习洗水手艺。当时工厂里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师傅，大家想著，这个年轻人阿威是来玩玩的。

没想到，阿威一留就是10年。“我的子女都不想做，我准备让阿威接手工厂。但他很害羞，我现在要让他出来多见客户。”马胜椿笑著说。

杨展坦言，自己完全没想过香港的政治、经济环境会演变成今天的模样。“不过，一个地方失去了自由，别人要找一些方法来帮你，也只能这样，”他描述著自己对于制裁的复杂想法。明年春季时装的订单逼近了，他很快要和客户细谈变动，他希望客人会接受Made in China的标签。

即使艰难重重，杨展依然觉得可做的事很多。他说，自己也曾经想过带上两个小孩，一家四口移民走人，但想来想去，还是打算留在香港做事。在今年立法会选举提名期截止前，杨展跨出一大步，决定参选纺织及制衣界功能组别的议席，长期以来，这个席位均被建制派垄断。

“我的制衣理念是未来可以全部香港制造，不只是设计师，很多不同的工种可以选择，可以融入到设计，其实技术人员是设计师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品牌。”杨展说，他盼著未来，行业里会有越来越多的阿威。

李锦雄则想过，面对制裁，不如彻底改变过往的模式，反攻大陆市场，但他承认，这也是条艰难的路。“大陆更难，很明显现在全中国都是力撑华为，这在贸易战内说是应该的。但一间大的企业对中国长远发展是否健康，我有保留。特别我们小的、新的供应商来说，如只看一间超级无敌巨无霸，我们很难打入市场。”

Daniel 不打算贸贸然进入大湾区。目前，冠珍的产品有上架北京、上海、重庆等中高档超市。长远而言，这家企业还是打算扎根香港，出口海外，而近来，Daniel也努力开拓香港本地的零售和企业市场。

11月3日就是美国大选，所有人都在观望著，挺川反川的讨论不断升温。Daniel也关注著国际政局，他认为，美国不会因单一示威事件或示威者的揽炒策略而决定制裁香港，这是其长期观察香港后所下的判断，而一系列法案也是民主共和两党的跨党派共识；香港作为中美冷战中的一枚棋子，即使没有反修例运动，也可能受到影响。而改标签等举措，不过是大时代的开端。

“这只是新冷战刚开始，现在还是chapter one（第一篇章），还有很多chapters，大家未知会发生何事，好像很悲哀，不知何时到climax（高峰）。”

将来，冠珍产品的外包装上，标记产地来源的那一个位置，将留白。Daniel说，一切变动太突然了，为了灵活应对，以后所有产品会在最后工序时，才喷上一个产地来源。

（端传媒实习记者庄芷游、黄美娴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