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到美國沙漠，「台積電太太」如何寫自己的遷移故事？

今年3月，來自台灣的舒舒在社群發布一支短影音，宣告她和丈夫正式「遠渡重洋」，來到美國「海外淘金」。她的第一印象是，美國的台積電，居然真的在沙漠正中間。

27歲的舒舒和丈夫宛大從大學時期開始交往。畢業後，兩人始終維持遠距離關係，舒舒在台北的廣告代理商上班，宛大在台南的台積電廠區工作。雖然有結婚的想法，分隔兩地的問題卻一直無法克服。當宛大獲得外派美國的機會後，兩人的第一反應都是「這是結束遠距離最好的契機」。他們於2024年10月結婚，舒舒也於今年1月辭職，為赴美做準備。

影片記錄了他們抵達鳳凰城第一週的生活片段。由於只有一台車，舒舒必須每天接送丈夫上下班，否則她便無車可用。某天傍晚，在台積電廠區門口圓環，舒舒和一群「台積太太」、「台積丈夫」們坐在車裡，等另一半下班。她忽然靈光一閃，覺得自己就像等小孩放學的爸媽。她把這段日常剪進影片，上傳到Instagram，獲得超過2.4萬個愛心、近400則留言。

許多留言提及影片中出現不到三秒的配樂《台積心靈捕手》。這是台積電公務手機專屬的鈴聲，每當前奏響起，就代表有緊急狀況發生，負責的工程師需立即處理。有觀眾說聽到音樂後「直接跌下床找手機」。有觀眾留言「只有我聽到心靈捕手的時候心揪了一下嗎」，舒舒回覆：「沒有，你不孤單。」

2021年6月，台積電亞利桑那晶圓廠破土動工。四年來，隨著工程推進，鳳凰城迎來一波又一波台灣工程師及隨行眷屬。他們來自四面環海的台灣，要在乾燥的沙漠城市重新適應天氣、安頓生活。

類似舒舒和宛大的夫妻並不罕見。我在鳳凰城接觸到的台灣移工家庭中，絕大多數都是丈夫從事半導體產業，太太辭掉工作隨丈夫外派。唯一的例外是夫妻雙方都是台積電員工，兩人一同赴美工作。這樣的安排，表面上是個別家庭的選擇，其實也牽涉到整體產業結構對性別分工與勞動價值的預設。長期以來，台灣半導體產業存在明顯的性別差距。政府數據顯示，新竹科學園區「積體電路」產業的從業人員中，女性僅佔36%。而根據公司年報，台積電三分之二員工為男性，在主管層級，男性比例更接近九成。換句話說，「台積太太」的人數本就遠多於「台積丈夫」。

半導體產業的性別失衡，往往在異性戀家庭中轉化為夫妻之間的薪資差距。在台灣，半導體已連續八年蟬聯最高薪產業，2024年的平均年薪為新台幣103.5萬（約港幣27.5萬、人民幣25.1萬），比整體平均80.2萬高出近三成。而若是在台積電工作，碩士工程師的平均年薪為新台幣220萬（約港幣58.6萬、人民幣53.6萬）；資歷夠深、能夠獲得外派機會的台積電員工，其薪資通常更高。在這樣的結構下，被外派至鳳凰城的工程師大多為男性，他們屬於台灣收入最高的族群之一，其薪資可能比非半導體產業的太太高出數倍。

於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常見的性別分工──男性負責具經濟報酬的生產工作，女性則承擔無償的照護與家務勞動──在工程師家庭巨大的薪資差距下，顯得「順理成章」。再加上從台灣移居美國，保姆、托育與外食的成本大幅提高，由女性辭職在家照料家中大小事，往往更成為經濟上的「理性安排」。當台積電走向世界，來到海外的台灣家庭不只要重新適應職場與文化，勞動與照護的結構也隨之重整。

在台積電的全球擴張過程中，「台積太太」雖非正式員工，卻往往是外派工程師能否順利工作、穩定生活的關鍵支撐。在陌生的異國，家務勞動往往更複雜繁重。以最日常的「讓家人吃上一頓台灣菜」為例，她們可能得先查詢哪些超市有販售特定亞洲食材，根據可取得的原料調整食譜，再依保存期限與開火頻率，計算購買份量。由於不同食材分布於不同超市，還需根據用車情況與家庭人力，規劃採購動線與時間安排。完成這一切後，才真正進入採買、備料與下廚的階段，整個過程中，還得同步安排孩子的照護。同樣的三菜一湯家常菜，在美國與在台灣的製作難度大不相同。由於核心家庭外的成員多半遠在台灣，駐鳳凰城的「台積太太」往往得獨自面對這一切。

克服孤立的方法，是建立連結。對人在異鄉、承擔家務重任的工程師眷屬來說，彼此是最實際的依靠。而正因身處異國，原本屬於家庭內部、無償的「家務勞動」，也有了變現的可能——有太太開設台灣餐館，讓工程師中午有焢肉便當吃；有太太經營自媒體帳號，讓身處鳳凰城的台灣人社群能彼此交流資訊、互通有無。沒有「台積太太」，可能很難有能穩定工作的外派台積電員工；但處於主流視野之外的她們，如何在異鄉探索家庭﹑自己，還有職志？

沙漠中的台灣小餐館

Kate 還在台灣時，就有想過未來要開一間小餐館。

「但只是『想』，因為覺得那是很久之後的事情。來到鳳凰城這邊，一個衝勁突然就開了。」2025年4月底，她在自己開的餐館跟我說。

2022年，Kate帶著年幼的大兒子，隨丈夫外派美國，是最早來到鳳凰城的「台積太太」之一。三年過去，不但第二、第三個孩子都在鳳凰城出生，一間名為「Taiwan Mama」的家常菜館，也誕生在這個沙漠城市。

小餐館萌芽自照顧家庭的需要。「最初只是我丈夫想吃，因為我們來得比較早，那時候沒有什麼中式的、台式的菜可以吃，他和同事常常中午不知道吃什麼。」Kate於是自製便當給丈夫和他的同事，沒料到卻大受歡迎，訂單數量越來越多。在身邊親友的慫恿下，她開始尋找營業用廚房，輾轉換過兩、三個地方後，最終有了自己的店鋪。

Taiwan Mama如今位於鳳凰城北部一座綜合型商場，距離台積電廠區15分鐘車程，距離有眾多員工居住的「台積村」更只要10分鐘。早在2023年夏天，Kate開始與新近買下商場的華人業主洽談，該業主有意將此處改造為主打亞洲餐飲的聚落。Kate認為這樣能吸引大量人潮，於是決定進駐。她聽說，未來商場還會開一間蘭州拉麵、一間港式點心餐廳，以及一間亞洲超市。

然而，選址確定後，麻煩才正要開始。Kate承租的空間原本是辦公室，要改造為餐廳，必須申請大量許可，而美國政府對廚房配置有鉅細靡遺的規定，像是地板是否止滑、是否容易積水，廚房大小對應到幾個洗手台，下水道是否有獨立油槽……等等。

「由於水、電什麼的都是不同政府部門在處理，一張設計圖紙過去，可能要經過A、B、C好幾個部門，拿到許可後才能開始施工，施工完後還會過來檢查，檢查通過後才能做下一步，所以很多時候其實都在等待。」Kate的外公在台灣經營一間小吃店，爸爸也有廚師執照，開了一間日式拉麵店。在她記憶中，在台灣開店不用這麼麻煩，一開店就是營業登記辦，裝修好就可以直接開，不需要請誰來檢查。

原本預計2024年年初開張的餐廳，因為繁瑣的行政流程延後了大半年。到了最終申請營業許可時，也沒能一次過關，問題出在廁所裝的燈泡瓦數不足。而檢查員再次上門，已經是三週後的事，這還是合作建築師不斷打電話催促的結果。最終，Kate的小餐館於2024年8月正式開幕。

我在今年4月的一個週六中午，來到Taiwan Mama所在的商場。整座商場外牆為淡黃色，屋頂以橘色瓦片覆蓋，色調與幾公里外的沙漠地景相似。L形的商場圍出大片停車場，當天人潮稀少，使用率不到一成。

Kate從後廚走出來接受我的訪問，貼心問我要不要喝點什麼，我因此喝到在美國一個月以來第一杯手搖飲。她告訴我，平日中午一般以外送訂單為主，只有假日的下午和晚餐時段，內用客人才會比較多，而我們約訪的假日中午，正是她最空閒的時段。三個孩子則待在家中由丈夫照顧。

菜單分成小吃、熱炒、便當、飲料四大類，菜名以英中對照呈現。因為有一半的顧客是美國人，Kate常常需要解釋每道菜是什麼、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吃起來是什麼味道。以刈包為例，她會向客人介紹這是「Taiwanese burger」，也就是台式漢堡，內餡有肉、酸菜和花生粉，由於外型像是虎口咬住一塊豬肉，有個別名叫「虎咬豬」。她和員工們因此也扮演起文化大使的角色。

她說：「台灣人其實很想讓別人知道我們的存在，因為我們這個國家太小了。」開店早期，Kate遇過很多客人真的不知道台灣，甚至一聽到「Taiwan」，就以為她賣的是「Thai food」（泰國料理）。不過，隨著台灣社群逐漸在鳳凰城扎根，越來越多當地居民開始認識這座遙遠的島國。作為最早一批隨台積電赴美的員工眷屬，Kate感受特別深刻：「剛開始去買車時，我丈夫跟銷售員他在TSMC工作，對方都回應『What？』但到了去年，一說台積電他們就知道了。」

臨走時，我外帶了一份刈包雙拼組合：一個是傳統的焢肉，另一個是鹹酥雞刈包。

從媒體到半導體

Patrice 想過，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就去在鳳凰城也有分店的手搖飲料店大苑子打工。雖然對履歷可能沒什麼幫助，跟她一直以來的職涯也不相關，但至少可以練個英文。「我是這樣說服我自己的。」Patrice說道。

今年2月，Patrice隨從事半導體工作的丈夫外派美國，因此離開任職多年的媒體業。Patrice有十年記者經歷，待過電視台、報社，離職時在知名財經雜誌擔任ESG部門主編。儘管在台灣做到主編，她認為自己不可能在美國找到媒體業工作：「當然我採訪經驗豐富、報導得過獎，但一來我對鳳凰城不了解，二來沒有用英文寫報導的經驗，實在想不到聘我的理由。」

Patrice判斷，近期有許多半導體公司來到鳳凰城，這些公司也需要具備中英雙語能力的人才來做「文組工作」，她因此將求職目標轉向半導體產業。透過人脈牽線，她爭取到與一位總經理面談的機會，順利進入一間台資半導體公司的人資部門，於今年5月正式就職。

回顧十年記者生涯，Patrice有許多高峰時刻。她曾製作出數部觀看數破百萬的深度專題影片，也多次站在新聞第一線，報導重大社會事件。她談到阮國非案──2017年8月，手無寸鐵的越南籍「逃跑移工」阮國非，遭員警連開九槍致死：「當時阮國非案才剛發生，據我所知，全台只有兩位記者在關注。我就是其中一個。我記得那是一種直覺，覺得這個故事必須被說出來。」

「還有一次是華山分屍案。」2018年5月，一名女子遭自稱射箭教練的陳伯謙強暴後殺害，事件發生在台北市市中心華山文創園區附近的大草原，Patrice回憶：「那件事應該也是我第一個發現不對勁的。我聯絡上家屬、確認失聯狀況，這起重大刑案才被揭露。那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記者的敏感度與行動力，真的可以對別人的人生造成影響。」

然而，隨著媒體年資增長，累積的不是資產，而是越來越深的倦怠。Patrice的丈夫、妹妹和妹婿都在半導體產業工作，每年可以領到好幾個月的分紅。「我一開始覺得沒差，但長期下來會有比較心態。」年紀越大，Patrice發現身處其他產業的朋友，資產累積的速度比自己快上許多，她開始焦慮：「我是不是該替自己的未來多想一點？」

這樣的念頭也影響Patrice對新聞工作的投入。「我發現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樣，對每一個社會事件、每一則新聞都充滿熱情，甚至開始對別人的故事感到疲乏，」她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道：「因為我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其實也有很多沒被照顧好的地方。」

她感覺做新聞是個不斷推倒重來的過程：「每次做一個新題目，就開啟一個新循環，從頭累積，有種永無止盡的感覺。」

2022年9月，Patrice暫時離開職場，和丈夫進行為期九個月的環球蜜月旅行。回台灣後，她接下ESG主編的工作。相較於跑社會線新聞，新的職位非常不同：「要消化大量資料、理解政策走向、看懂產業趨勢，還要思考怎麼把這些硬知識『讓人聽得下去』」。這讓她開始思考離開媒體、轉換到企業的可能性：「如果已經花了這麼多時間研究永續、碳排、氣候等議題，我能不能不只是記錄，而是真的走進系統裡成為推動者？」

於是，在丈夫獲得外派美國的機會後，儘管面臨找工作的不確定性，Patrice仍決定離開媒體圈，一同赴美展開新生活。對於卸下媒體人身分，她沒有太多遺憾：「當然我還是很懷念每天追蹤議題、打電話採訪、和受訪者深聊的節奏，那是一種『每天都在學習、每天都有發現』的感覺。」

「但這幾年媒體業真的不容易。」她話鋒一轉。一方面，企業大幅縮減對傳統媒體的廣告投放，將預算投入社群平台，迫使傳統媒體必須與自媒體、社群內容爭奪大眾的注意力，「記者的產出壓力變得非常大，但真正能做深度報導的空間卻越來越小」。另一方面，她也感受到台灣記者的社會地位不斷下滑，媒體機構的公信力屢遭質疑，讓她產生一種「不受重視、不被理解」的失落感。再加上薪資、分紅等問題，終於讓她決定轉職。

「我期待未來可以拿到和我丈夫差不多的薪水，因為我們都有碩士學位，現在又都在半導體產業工作，我沒道理比他差。」Patrice說道：「未來我希望有自己的小孩，在這裡建立起一個節奏舒服、有生活品質的家庭。相比過去，現在的生活步調讓我可以每天煮飯、吃得健康，也更能好好照顧自己。」

從「外派太太」到「隨遷配偶」

在英語世界，像Kate和其他「台積太太」這樣，隨丈夫外派異國的配偶們，一般被稱作「expat wives」（外派太太）或「trailing spouses」（隨遷配偶）。後者理論上是個中性詞，任何人都可能為了伴侶放棄工作、搬家、重新適應一個環境；但事實上，在全球擴展的科技產業鏈中，核心勞動力是男性，能放手一搏選擇外派的也多是男性。在鳳凰城，一如在台灣本土，「台積太太」的比例遠比「台積先生」高。

一直以來，「外派太太」都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瑞士學者Flavia Cangià曾在一項針對國際外派家庭的研究中指出，這些隨遷配偶（多為女性）經常同時經歷兩種「不動」：一種是身體上的空間停滯，例如被困在家庭與接送小孩上下學校間的日常；另一種是社會地位的停滯，例如無法繼續原本的職業發展。Cangià稱這種狀態為「(im)mobility」──表面上很流動，但實際上卻被情緒勞動與無形義務綁住。Cangià發現，這些女性經常被期待「感到幸福、感恩、興奮」，卻在現實中承受著孤獨、焦慮、甚至自我懷疑的情緒。於是她們學會進行一種叫做「情緒勞動」（emotion work）的過程：調整自己的感受，以符合這種移居生活應該要有的樣子──哪怕內心其實並不這麼覺得。

而且，隨遷配偶的經驗深受預設的性別角色影響，不是單純的「誰放棄職涯跟誰走」。美國社會學者Anne Braseby在針對國際企業外派配偶的民族誌研究中發現，不論男女，配偶的社交適應與心理健康都直接影響外派人員的穩定性與企業成本，但這樣的配偶角色，長期被當成「支援系統」而非「決策主體」。Braseby強調，多數企業的制度設計與跨文化訓練，仍預設外派者為男性、其伴侶為女性，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這些家庭內部實際存在的性別權力不對等──例如女性配偶更常被期待放棄職涯、承擔照護責任、甚至調整自我認同以「適應」當地生活。

Braseby在布魯塞爾與吉隆坡長達八個月的田野調查中，訪談了42位美國外派配偶（其中35位為女性），發現多數女性配偶的心理壓力來自「角色與身份的失落」，尤其是無法在當地合法工作，造成經濟與社會認同的雙重剝奪。相比之下，少數男性配偶雖也面臨社會期待與角色轉換的困難，但由於其少數性與「另類」定位，反而較少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約束。Braseby指出，無論性別，配偶是否能成功適應，很大程度取決於其是否準備好放棄原有的自我定位；「隨遷配偶」 本身就是一個制度性安排下對性別與自我價值的重構工程。

我訪問的三位隨丈夫外派的女性，都經歷了職涯轉換，過程中，她們也感受到那種被書寫過無數次的，隨遷配偶特有的自我懷疑與「懸浮」狀態。在等待工作需要的社會安全碼期間，Patrice多數時間都待在家中。某天早上，她突然覺得鬱悶，並用影片記錄了這份情緒，發布在社群媒體上。「今天是待在家裡的第28天，明顯感受到心情有點鬱悶、有點焦慮。」她在影片中說道：「我在想其他剛從台灣到美國，另一半主要在外面工作、自己待在家裡居多的人，會不會也有一種感覺，就是覺得我的價值好像有減少。」

當時Patrice尚未正式辭職，由於找不到接替人手，她遠端上班、繼續處理在台灣的媒體工作。由於步行距離內只有仙人掌和沙漠，她大多時候只能獨自待在家中，因此愈發焦慮。所幸影片發布幾天後，Patrice便收到社會安全碼，並於五月正式入職，她有點相信這是「顯化」的結果。

Kate 開的餐館給予了許多「台積太太」走出家門的機會。有許多台積電外派員工的太太也在Taiwan Mama打工：「不然她們會覺得很無聊，很多太太不想一直待在家裡，圍著孩子轉，她們也想要有自己的社交生活。來這邊上班，大家一邊工作、一邊聊天，她們很開心。」Kate對我說。

由於多數「台積太太」需要照顧孩子，Kate在工作安排上給予員工極大的彈性。她讓員工可以在送完孩子上學後再進店上班，下班時間也會配合學校放學，盡量讓大家能準時接孩子回家。每週排班時數也不要求太多，讓員工可以平衡家庭和工作。

面對覺得自己英文不好、不敢站在前台的員工，Kate同意他們待在後廚。她聘雇的美籍華人廚師會教太太們英文，太太們也會教廚師中文。「他們相處得挺融洽的，沒有因為語言或國籍不同，而有什麼衝突。」Kate說道。雖然將餐館管理得井井有條，她還是感慨：「當員工比較輕鬆，當老闆好累。」

鳳凰城的四月

作為自媒體經營者，舒舒曾收到酸民的留言或私訊，認定她在美國的生活一定無事可做、百無聊賴。為此，她特地拍了一支短片反駁，內容是她一個人在廚房跳舞，說明欄寫道：「我再說一次：我每天都超開心。」

舒舒忙著處理家務、照顧貓咪和丈夫，以及經營Instagram。她談到當初辭職的決定：「我前一份工作做了五年，是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但我其實一直想做自己的帳號，只是因為工作太忙、想和家人相處，以及疫情來了各種理由一直延後。」因隨丈夫外派而辭去工作後，她終於有機會實行這個計畫。

透過經營自媒體帳號，舒舒嘗試在鳳凰城打造一個台灣人社群。她說道：「我最初設定的目標，就是希望幫助準備要來美國的台灣人，或是和已經在美國的人建立聯絡網，大家彼此分享、交流生活資訊。」

有一次，舒舒分享他們去逛當地亞洲超市的影片，有觀眾留言提醒，結帳時出示台積電員工證有九折優惠，兩人才知道原來有這個折扣。其他影片包含搬家、公寓開箱、買車、在家DIY理髮、遛貓。目前頻道點閱率最高的影片則是「帶貓出國全攻略：2025最新版」。

舒舒每天花費四到六小時經營自媒體，包含看素材、想腳本、剪影片，以及跟觀眾互動。她給自己設的目標，是一個禮拜盡可能產出兩支短影音，也希望把荒廢許久的YouTube頻道撿回來做。

談到經營帳號的初衷，舒舒說真的只是想記錄生活：「我覺得我們的生活超有趣，有時候日常對話講一講，我們就笑到停不下來。但如果沒有用影片紀錄，事過境遷，三年、五年後就會忘記。」幸運的是，這個被記錄下來的日常，剛好可以和跟觀眾取得共鳴。

對於目前的身分，舒舒還不敢自稱創作者。「我覺得創作者是很高級的一個詞，她可能有很多創意是別人想不到的，有自己獨特的一套觀點和看法，我還沒有到那個境界。」她說道：「我充其量只是一個分享者，或部落客。」六月時，舒舒的追蹤數突破一萬人，也開始收到廠商的合作邀約。自稱「奈米級」部落客的她，也有了第一次逛超市時被粉絲認出來的經驗。

「開始認真做帳號以後，我更加敬佩以前在工作上遇到的網紅，因為真的很不容易欸，你要定期定量的產出影片，要有固定的風格、固定的品質，還要盡可能的不要被數據綁架，專注在自己的目標上。」舒舒說道：「我每天大概被數據綁架一、兩個小時吧，會覺得成長有點慢、觀看數不如預期，然後就陷入低潮，跟他（丈夫）說這支影片是不是沒那麼好笑，他就會把我拉回來，說你又不是為了別人喜歡才做（自媒體）的。」

在四月的一支影片中，她記錄了亞利桑那州的春天。「本來以為是一個貧瘠、生存艱難只有仙人掌的地方」，沒想到一到春天，亞利桑那州的州樹帕洛維德（Palo Verde）便綠意盎然，綻放出燦爛的金黃色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