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台灣南部小鎮的深夜，一名16、17歲的少年被映像管電視中從未見過的畫面震懾住了。
那時，「紅頂藝人」還沒在台灣打開知名度，反串這門生意也未成氣候。電視機裡，一個頂著豐滿胸部、妝容豔麗的「女人」正對著鏡頭說話，前一秒嗓音嬌媚，下一秒卻瞬間切換成男性的低沉嗓音，讓螢幕前的少年感到困惑：怎麼這女的聲音這麼粗、身形這麼高大？
螢幕中的反串藝人本名陳美鳳，藝名「梅蘭嬌」，「即使一天下來有這麼多電視節目，我立刻就記住他的名字。」少年回憶，梅蘭嬌會在台上對著帥氣的男觀眾嬌嗔：「哇Jerry你很帥欸，願不願意跟我約會？」當對方靦腆地以「我有老婆了」回絕，他便立刻轉為男聲，豪氣地說：「沒關係！就算你老婆打電話來也不會被發現。」整場觀眾都為之捧腹大笑。
這種粗獷與嫵媚的無縫接軌，透過第四台的放送，為彼時的少年打開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門。
而令少年更猝不及防的是，就在看完電視節目的隔天，在加油站打工的他，竟親眼見到了梅蘭嬌本人來加油。少年鼓起勇氣上前搭話：「你是不是那個梅蘭嬌？」對方很驚訝反問：「你怎麼知道？」少年回以：「我昨天才在第四台看你上節目啊！」他對梅蘭嬌提及，自己對這行很有興趣。
那場在油氣味與引擎聲中的奇遇，成為他踏入反串世界的起點。此後，他成了梅蘭嬌的助理，常載著他跑場，在廟會、夜市、同志酒吧的後台，看他怎麼表演、怎麼跟觀眾互動。「我的舞台技巧、主持訣竅，都是跟他學來的。」當年的少年，現在則以藝名「小辣椒」反串演出。
小辣椒的經驗，實際上是解嚴後台灣社會一個騷動年代的縮影。1990年代，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終結，社會宛如一個壓力盡釋的彈簧，各種被壓抑的慾望與文化能量噴發而出。「反串」——尤以生理男性做女裝表演——這一演出形式，便在彼時獨領風騷。
當時，泰國人妖秀的盛名遠播，多數台灣觀眾抱持著一種混雜著獵奇、窺探與禁忌的心態走進劇場。從台北西門町的地下酒吧、南國墾丁海灘的夜店舞台，到躍上電視螢幕的「紅頂藝人」，前仆後繼的表演者們，成為觀眾眼中既挑逗又新奇的娛樂符號。
在少年於深夜的加油站改變命運的同時，許多若他一般年紀的青年，也正從不同的入口，走入這個華麗、曖昧而充滿生命力的地下世界。他們的故事，共同織就了一部橫跨三十年的台灣扮裝文化歷史。
2024年，當台灣變裝皇后妮妃雅（Nymphia Wind）在美國《魯保羅變裝皇后秀》的舞台上，以一襲融入台灣元素的黃色禮服戴上勝利桂冠時，無數螢幕前的觀眾為之沸騰，那是台灣扮裝藝術前所未有的高光時刻。
當鎂光燈聚焦於新生代的璀璨，此時人們亦才驀然發現，那份隱藏在亮片與絲襪之下的真摯與反叛精神，早在這些前輩的身上，就已然閃耀。
三個世代的起點：被舞台偶然選中的人們
在那個資訊匱乏、性別意識朦朧的年代，踏上這條道路的起點，除了像小辣椒那樣的衝擊式啟蒙，也可能是更為被動的偶然，或一份源自靈魂深處、無處安放的騷動。
約莫在小辣椒拜師學藝的同一時期，甫自高中畢業的台南青年小雯，先是在一間Disco Pub透過明星造型師，認識一家知名同志酒吧的老闆。當時還沒有表演經驗的小雯，甚至不會跳舞，「我猜老闆找我（反串）的原因，只是因為我的外表比較中性。」身高167公分，聲音細柔、臉蛋也清秀的小雯，這些特質讓他被舞台選中，成為他踏入了反串表演世界的起點。
彼時，台灣社會對「反串」一詞極為陌生，店家索性打著「泰國人妖秀」的名號宣傳。表演方式也隨性，店家沒經費邀請真正的明星，就讓員工自己上場，隨意化個妝、戴假髮就出場；內容也相對單純，大多是模仿當時的當紅女歌星，如梅艷芳、方文琳等，對嘴演唱她們的招牌歌曲。
而當90年代的台灣本土掀起反串熱，另一股來自西方的變裝文化也悄然流入這座島嶼。
1995年，才剛滿24歲的阿松從法國來台定居，他的變裝皇后角色Connie，是台灣第一代變裝皇后之一。與追求「以假亂真」的傳統反串不同，他帶來的是更具顛覆性的美學體驗。
阿松回憶，他從小就藏不住自己的表演慾，「12、3歲時，我就很喜歡在『不應該』表演的時候表演。」他會在語文課上，將枯燥的讀詩變成換上服裝的戲劇演出；他熱衷扮演鬼、惡魔等「不尋常」的角色。然而，奔放的表演慾之下，卻藏著一個因同志身份而「不由自主地想要隱瞞、藏起來」的內向靈魂。直到24歲那年來台灣，他的人生迎來轉捩點。
「我的Drag，跟來台灣有兩個大關係。」阿松說，他來到一個完全沒有人認識他的全新環境，「對我來說，那是一個丟掉表演、做真正自己的機會。」
他公開出櫃，也在台灣交了第一個男朋友。1997年，他先是因緣際會地在台北知名夜店「Funky」認識了一群正在地下室玩Drag Queen表演的台灣人。原先擔任團隊服裝師的他，協助夥伴設計造型、弄假髮，一天，一場三人的演出，恰好一人缺席，團隊成員問他「要不要試試看」，這樣的偶然，為他潛藏已久的渴望，找到噴發的出口。後來更組成變裝舞隊「Drama Queen」，連續幾個夏秋，每週都有夜店老闆找他們演出，甚至還上了電視節目。
他們的初登場，滿是時代下特有的草根與混亂。小辣椒是在原定前輩臨時出車禍、情急之下被推上場「趕鴨子上架」。當時的他，什麼都沒有準備，不僅妝化得不好，造型也不齊，連高跟鞋都穿不習慣。最後是幾位前輩七手八腳地幫他弄好、在他的高跟鞋裡偷套一雙布鞋，並在台下不斷打著暗號提醒他舞步：「來，右手四步，左手四步，定點微笑！」就這樣，他踉踉蹌蹌地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出。
儘管起點倉皇，但舞台的魔力一旦點燃，便再也無法熄滅。演出結束，腎上腺素尚未褪去，小辣椒心中只有一個清晰無比的念頭：「這太好玩了！我一定要走這條路。」
他從不把反串當「工作」，而是「玩」。「所以我完全不緊張，只覺得開心好玩。」夜店老闆對他的表現大為驚豔，跑來問：「我怎麼沒看過你？第一場就能演得這麼好？」他說：「因為我是來玩的。」「你有舞台的天份，不缺表演的命。」老闆這樣告訴他。
華麗與禁忌的共生：淘金熱潮下的展演與偽裝
90年代之所以成為反串秀的黃金年代，跨性別作家陳薇真在其著作《台灣跨性別前史》中解釋，這與80年代末台灣各地「牛肉場」被掃蕩有關。
「牛肉場」指的是台灣1970至80年代特有的娛樂型態，主要為女舞者在歌廳或秀場演出「脫衣舞」供男性觀眾觀看，「牛肉」即隱喻女性的身體。
牛肉場先是在70年代後期，發跡於藍領階級佔多數的重工業港都高雄，80年代則進入全盛期，各地秀場興盛，一場演出用萬人空巷來形容也不為過。但隨著競爭激烈，演出畫面越來越露骨大膽，引發傷風敗俗的社會質疑，引來警方取締。
其中，有業者發現「反串」是遊走法律灰色地帶的商機。因當時法規對「公然猥褻」的標準男女不同，反串演出者即使以女裝登台，甚至做過隆胸手術，在法律上仍被視為「男性」，業者循此漏洞讓反串藝人站上牛肉場，既能吸引異性戀男性市場，又能規避女性裸露的罰則。這種「男性反串非女性、又可上空」的操作，成為許多秀場的生存策略，也為反串表演在90年代的爆發奠定基礎。
此外，在那個還沒有這麼多舞蹈教室，也沒有Gogo Boy、猛男秀的年代，許多男舞者的機會與收入遠比女舞者少，「反串」意外地提供了一條能反過來取代她們的謀生之道。搭上解嚴後的娛樂爆發期，這門生意好到超乎想像。
「坦白說，當時只要認真點做，錢真的很好賺，跟現在相比是天差地遠。」小雯回憶，「幸運的是，90年代初期的台灣，同志酒吧仍屬稀有，只要有一家店辦活動，北中南的業者都會特地去參觀。」
小雯在台南初次演出後，憑藉其出色的外型條件，很快便收到從北到南各家gay bar的演出邀約。「那時一場演出就能賺一萬多塊（演出費3000至6000，小費更高），」他說，「有時候一個週末就好幾場，過年或重大節日一天趕三、四場是常有的事。」這股淘金熱甚至吸引了異性戀男性投身其中，還衍生出專門為反串藝人接洽演出、抽取佣金的「獵人頭」生意。
出道僅一年左右，小雯就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為自己投資頂級的「戰袍」。那時一件正式的高訂秀服要兩、三萬塊，他大手筆花了七萬塊，做了兩套全新的秀服。「那是我送給自己最開心的禮物，」三十年過去，那兩套華服至今仍妥善保存在他身邊，「那是陪我走過很多舞台的戰袍。」
相較於小雯在gay bar圈的迅速竄紅，小辣椒的發跡之路則更為江湖。他跟著師傅梅蘭嬌，將三十年前就毅然接受隆胸手術的「胸部」，作為了舞台上的演出橋段。當年，台灣流行一個「檳榔西施」的哏——買一百元檳榔，客人就會撩開西施的衣服看胸部。小辣椒將這樣的文化現象挪用到舞台上，當觀眾好奇地問他：「你這真的假的？」他們就回：「來，摸一下，『兩顆一百』！」成為他們經典不敗的段子。
沒有檔期的日子，他便去酒店兼職做「第三性公關」。90年代末的酒店，仍瀰漫著如台劇《華燈初上》所描繪的老派氛圍，一家店裡六、七個女孩中，往往會安插一、兩個反串藝人作為「特色」。
身處鶯鶯燕燕之間，有些資深反串藝人會刻意隱藏生理性別，深怕被客人知道自己是男生。但年輕的小辣椒卻反其道而行。「只要有人問我，我就直接攤牌：『對，我是男的。』那客人會不會因此排斥？不會，反而更喜歡，因為——『我很特別、我很好玩。』」
有客人會開玩笑問，能摸你胸部嗎？有的前輩會嚴肅拒絕：「不行，我是女生！」但他會從胸罩翻出兩片假奶：「可以呀！還能帶回家放床頭慢慢摸，我再去買新的就好。」客人笑翻，也成為小辣椒的記憶點。
他也說，率先揭露男性身份，其實也像一劑預防針，「在台灣陪酒常伴隨情慾流動、容易出亂子，我先揭露『我是男的』，反而保護了自己的身體，也讓互動更純粹趣味。」
台灣「反串」風潮在1995年，由藝人蔡頭（本名蔡斯文）創辦的「紅頂藝人」表演團橫空出世後達到頂峰。蔡頭結合傳統戲班子舞藝，喊出「媲美美國百老匯、巴黎紅磨坊」的願景，讓反串演出結合藝術與商業。
據陳薇真在《台灣跨性別前史》中提到，紅頂藝人首演，外界都等著以「妨害善良風俗」取締，結果卻連時任觀光局長看完都起身鼓掌，希望能像泰國人妖秀一樣，成為台灣代表的觀光藝術之一。反串秀也得以登上大雅之堂，並在有線電視廣泛露出。
小雯回憶，紅頂藝人起家時，教她跳舞的老師也一度前來接洽入團，開出一個月三萬多的優渥薪資，不過她最終選擇了婉拒。「我的個性不喜歡被限制。」她解釋，紅頂藝人採集中管理，團員必須同住宿舍，早上定時起床練舞，巡迴各地演出，一天至少三場，且有不能接案、不能私下以女裝在外遊走等嚴格紀律。
但紅頂的出現，確實深刻地改變了90年代後期的反串生態。他們的表演傾向於精緻的劇場式演出，一場演出往往兩、三個月前就開始準備。早期泰國人妖秀以孔雀式的華麗裝扮出名，紅頂則是把中華文化的華麗運用到反串演出。
「我印象很深刻，那時的紅頂有如『四大美人系列』，反串藝人分飾西施、王昭君、貂蟬、楊貴妃。」小雯回憶，還有一場以愛國歌曲〈梅花〉為題材，「六個舞蹈員襯托一個主秀，每個人手裡拿著大大的梅花花瓣，把主秀包在中間，最後花瓣散落，畫面非常唯美。」
然而，在華麗的舞台背後，卻隱藏著一個如今看來極為弔詭的現象：反串藝人被默許以女裝取悅觀眾，卻被嚴格限制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
「紅頂藝人在電視上受訪時，強調成員每個都是『真男人』，團體裡沒有一個同性戀。」小雯說，「我們同業在台下常常笑翻，因為實情大家都心照不宣。」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同性戀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被當成一種「原罪」。
因此，反串藝人只能強調「我是異性戀，但我化妝、穿女裝，比女生更像女生」，作為噱頭吸引觀眾。「就是一種獵奇，他們看待我們就像逛動物園一樣。」小雯坦言。
面具之後的三張臉孔：反串、扮裝與Drag的哲學分野
當舞台站穩後，對他們來說，「我是誰？」「我要在台上扮演一個怎樣的『女人』？」的疑問開始湧現心頭。
作為傳統反串流派的小雯，在他的演出中，便在追求極致的女性美，以及舞台上下的絕對切割。「對我來說，舞台是一個很神聖的場域。只要化了妝、穿了衣，就是在表演，不管是不是在台上，我都要繃緊自己的一言一行。」演出結束後，他會立刻卸妝，回到私下的自己。「私下的我就是一個超級普通人，不會招搖，也不強調自己是反串或Drag Queen。」
不過，一旦對方得知小雯的反串身份，露出難以置信、驚訝不已的反應，這也讓小雯很是享受。「那代表著『小雯』在舞台上活出了一個清清楚楚的自己，那也是我對表演這份工作的追求與尊重。」
阿松詮釋下的Connie，則帶來了顛覆性的Drag美學。他說，Connie不追求成為一個「看不出來是男生」的漂亮女生。「如果你想看漂亮女生，就去看真正的漂亮女生就好。」對他而言，他要讓觀眾一看就知道我是男生，但同時，又扮成誇張的女性樣子。「我是在放大『社會對超級女性化的刻板印象』，那些不自然、甚至荒謬的容貌標準與要求。」
Connie的假髮會刻意加高20公分、顏色有綠有紅有藍有黃；胸部塞成哈密瓜；屁股墊成大西瓜；高跟鞋高得嚇人。但他會刻意留著手毛、帶著鬍子上妝、上台，故意製造對比，告訴大家：「對，我是男生，但你看，這樣是不是很特別？」
「傳統反串多追求『看不出是男生』，要很美。我們則不同，想要幽默、荒唐，甚至有點absurd（怪誕）。」他們的表演大多搞笑，有劇情、有twist（轉折），不是只是出來lip-sync（對嘴）一首歌而已，而是整段小劇情，打破「反串就是要美」的印象。
而從南台灣一路闖蕩的小辣椒，他的名號是在轉往墾丁後才真正累積打響的。當時墾丁有三間表演場，他們店起初名氣最小、最不好做。「每一晚，我跟DJ從零開始磨合，節奏搭得怎麼樣？跟客人的互動夠不夠？下一場氣氛怎麼吵？付出的功夫不下一場演唱會或舞台劇。」後來靠著一場又一場的經驗，店的名聲被他們衝到第一，「小辣椒」的名號也從墾丁傳到全台灣。
如同在酒店吧台的策略，舞台上的小辣椒，永遠不只是「美美地跳完下台」。他敢穿、敢跳、敢玩，最重要的，是他不避諱「我是男生」的身份，並將「忽男忽女」的切換，變成他的個人招牌。
「我比較不會把自己硬放在某個標籤裡，說自己是Drag Queen或反串藝人，」他說，「我就是小辣椒。」在近年變裝皇后文化興起，許多人妝髮融入特定的流行元素時，他反而維持自己一貫的本土女人味，「只要我在同一群人裡最不一樣，就最容易被記住。」
然而，「小辣椒」只會在他表演時候出現，卸妝後的他個性很安靜，可以宅一整天不講話。年輕的時候，他刻意將兩種身份切割開來，「我是把小辣椒當成『天后』在經營，是只存在舞台上的神秘女人。對我來說，觀眾只需要看見舞台上的小辣椒，我的私人生活不需要任何人來介入。」
暗場與重啟：一個行業的退潮與新生的浪光
任何浪潮都有退去的時刻。90年代那股由慾望、商機與解嚴後騷動能量共同掀起的反串熱，終究在千禧年後，被網路的興起與娛樂型態的碎片化稀釋。「任何東西看久了都會膩，觀眾看過一輪，興趣下降了，反串表演也慢慢冷卻。」小辣椒感嘆道。曾經擠滿人潮的秀場，燈光一盞盞暗下。
「大概有將近十年的時間，這個行業非常落寞。」在這段行業的暗場期，仍在堅持的表演者們各自走上了不同的路。小辣椒轉行去當調酒師，但他從未放棄對舞台的熱愛，不曾放過任何演出機會。另一邊，Connie 的「Drama Queen」舞團在1999年後因夜店倒閉而解散，他因此「冬眠」了近十年。直到2010年前後，他才重新回來表演。「忽然常夢到自己上台卻沒準備好，有如考試的噩夢。」阿松說，「我自覺，是我心裡的創造慾望蠢蠢欲動。」那縈繞不去的夢境，最終將他拉回了舞台，如今他在紅樓DALIDA有著穩定的Drag show。
他們見證了產業的狂飆與衰落，也在近年感受到了新的浪潮。妮妃雅的成功，讓台灣年輕人重新對這個領域投注目光，「你說反串也好，變裝也好，這些討論又被炒熱起來，算是重返高光的時刻。」小辣椒說。
他也到今昔的差異：「以前的反串與現在的變裝，差別在於以前很多的反串藝人，是『想當女生』所以才去反串；但現在的年輕人之所以變裝，更多是『享受舞台、享受娛樂觀眾』，我想這就是時代的進步。」扮裝不需要一個「職稱」或「理由」，只要忠於自己的靈魂。
卸妝之後：扮裝作為療癒與永恆的反抗
走過三十年的舞台歲月，在他們眼中，裝扮早已超越職業，成為一種自我療癒與反抗世界的姿態。
Connie說，Drag讓他學到了「自由」。「我在台灣，大家一看就知道我是外國人，」他說，既然已經不同了，那再「更不同」、「更奇怪」一點，也不會太被質疑，反而比其他人更多了些自由的空間。「Drag给我勇氣，突破我童年在法國，那個內向、保護自己的殼。」
他分享一段在台灣同志大遊行中的經歷。當時，他化身Connie坐在花車上休息，一名聽障的少年走近，在手機上打字給他看，上面寫著「我可以給你一個擁抱嗎？」他告訴Connie，自己是gay，但不敢告訴別人，因為看到遊行、看到Drag，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的，有了勇氣繼續活下去。「他說，謝謝我們。」Connie說，「我那時真的覺得，如果我做Drag能改變一個人的生命，那就值得了。」
他相信，Drag本身就是一種魔法。「就算是很man的人、很straight的朋友，你幫他戴上假髮，他也可能瞬間解放。那不是裝扮，而是把原本藏在裡面的東西釋放出來。」他記得第一次表演隔天上班時，「我的走路姿態不由自主地收不回來。那種『Drag persona（變裝性格）』會留在身體裡，讓你意識到：原來我也可以這樣。化妝的魔法會讓你發現，自己身上有顆奇異的種子，只要澆一點水，它就冒出來了。」
反串跨越了時代，變裝延續了永恆，Connie說，「因為它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反抗。」他認為，只要社會對性別存在著一套僵化的標準——男生該怎樣、女生該怎樣——那就必然會有一群人站出來挑戰這個標準。「他們會說：『我才不是那樣。』並且用表演的方式告訴你，『你不讓我穿紅色？好，我紅色頭髮、紅色高跟鞋全穿給你看。』這就是一種反抗。」
過了三十年，小辣椒則想著要再創造一次屬於自己的「高光時刻」。他坦言，現在像是他剛到墾丁之際，紅的人太多，很多人都忘記他了。但他不怕重新開始。「從16歲開始接觸舞台，我學會了許多事，最重要的是——學會怎麼讓眼前的人記住我。」
而只要社會對性別存在著一套僵化的標準，反抗的表演就永遠不會過時。「只要有這些東西存在，就一定會有 Drag。」Connie 認為：
每個人都獨特，為什麼只能有一種表達方式？我白天可以很邋遢、很『男性』，晚上花幾個小時變成另一個樣子，這都沒問題——這世上沒有一條規則可以定義我們「怎麼樣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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