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前四通總裁萬潤南:三十年來血仍未冷,格局變化將帶來新局面
海外民運30年,他不認為是成功,但也絕不認為是一場失敗。海外民運被「修理」這麼多年,卻始終沒有被「屠宰」掉,正顯示其韌性之強。「至少我們血還是熱的,骨頭還是硬的。」
海外民運30年,他不認為是成功,但也絕不認為是一場失敗。海外民運被「修理」這麼多年,卻始終沒有被「屠宰」掉,正顯示其韌性之強。「至少我們血還是熱的,骨頭還是硬的。」
1990年,張先玲掃墓,看到兒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張紙條:「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
自37歲開始流亡,三十年來,王超華不停歇地追問自己:要怎麼解釋整個運動你都在,最後卻沒有死在那兒?那一天之後,你是誰?她也不放棄地追問沉默了的人:當初我們上街的時候,不是同樣的嗎?你們承認這是政府對我的迫害,這不夠呀,你要承認我是你們其中的一員啊!
「直至來到第三十年,才終於覺得是時候要做點事——並不只是因為事情經過長年的沉澱、人生經歷多了、心態轉變了等,而是因為社會也變了,變得愈來愈扭曲。」
「有些被訪者二十週年時找到他們,廿五週年時已經不能接觸到了。」 香港傳媒人如何年復一年講述六四?我們採訪了《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和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高級監製薛友德。
李曉明是六四戒嚴部隊之中一人,離開中國後,長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醫生。槍響30年後,他說:「雖我沒開槍、沒殺人,但身為當時戒嚴部隊的20萬戒嚴部隊的一員,當時我在部隊服役,我覺得也是一種恥辱,有一種內疚情感。軍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恥的角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