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績觀錯誤」、「缺乏文化底藴」，以及最重要的——「沒有做到時時事事處處與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要求對標對錶」。
只有當性別、家暴等可以被獨立看待、不需要用陰謀論博眼球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接觸到這些問題的核心。
1975年，哈維與巴黎相遇，並確立了自己此後的研究道路。
大概也不要懷疑北京整頓澳門賭業的決心，因為這同時牽涉兩個攸關國家安全的議題，即資本外流與中美競爭。
從一批有美國聯繫的華商故事出發，我們對香港、中美關係乃至全球化的歷史將有全新的理解。
毀滅來得越容易，和平就越珍貴些，而將和平希望放置在對戰略優勢和對人的「理性」的信仰上，它的毀滅就可能來得更快一些。
光州事件是其一生最大的污點，只做一屆總統和平交權有功。
中國電子監控產業在全球化時代的驚人崛起是近十多年才發生的事，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去重新審視國家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係。
氣候大會以外，遍及全球的氣候訴訟潮，如何迫使政商權貴正視責任，加速落實進程？
運動式治理已經不是應對一些異常的手段，而是一種日常化的管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