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項飆:正規化了的北京「浙江村」,社會關係和自保能力也瓦解了
為什麼外來人口的住房條件會這麼差?難道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把自己的住所變得更安全些嗎?事實是,他們不但想過,而且動手做過。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設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擊對象。
為什麼外來人口的住房條件會這麼差?難道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把自己的住所變得更安全些嗎?事實是,他們不但想過,而且動手做過。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設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擊對象。
北京不可能真正「切除」 邊緣人群。但是切除的運動,強化了邊緣人群的「可切除性」,即他們生活在一種時刻要想着被切除的可能、徹底放棄平等融入機會的狀態中。
和殖民地時代不同,商業精英們現在面對多重政治博弈。過去,商業的目的相對直白,即追求利益和市場佔有率的最大化,而現在,商業精英在做投資決策和選擇政治立場時,有如走鋼索。
1941年7月,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上的一半人口──1600名猶太人在被各種謀殺之後,剩下的全部被活活燒死在一個穀倉裏,僅七名猶太人倖存。原因之一,是對憎恨的制度化。
在否定與譴責了北京的粗暴之後,我們還須認識到:對大部分中國大城市來說,「外來低端人口」問題根本上還是是否認同本土主義的問題。
香港「欄后」呂麗瑤公開表示,自己在14、15歲時遭前任教練性侵。正當輿論看似迅速站邊,一面倒支持呂麗瑤之時,網絡上很快又出現相反的聲音——不少網民開始批評她不願報警的做法,認為此舉對懷疑施害者不公。
台灣資產階級之所以採取大動作,主要的原因除了不想給一例一休規定的加班費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勞基法》本身有可能會因為勞動權益的高漲而真正執行。
思維慣性使得人們在面臨虐童事件時,自然地想到將監控繼續到底,從法律上對託兒所、幼兒園都建立完備的監控攝像體系,從而試圖通過這種古老的規訓方式來防止老師和保育人員作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