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西到台灣,他們用開放資料監督政治人物如何花錢
面對龐大的金權結構,這兩個自下而上發起的公民科技專案看似渺小,卻在群眾協作下逐步磨利分析數據的角度。「面向群眾」是他們的方法論,也是使命。
面對龐大的金權結構,這兩個自下而上發起的公民科技專案看似渺小,卻在群眾協作下逐步磨利分析數據的角度。「面向群眾」是他們的方法論,也是使命。
解嚴30週年前夕,我們和德國「戒嚴台灣文學選集」編者Thilo Diefenbach(蔣永學)談了談。他說:「這世上少有比台灣遭遇更大外在威脅的民主國家」。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任職警總軍法處,我曾擔任軍事檢察官、軍事審判官、主任軍法官,督導過看守所,以及所有軍事犯、叛亂犯業務。被關押的軍事犯、叛亂犯,很多都極具才華,人才濟濟……但我不認為當年有冤假錯案,只有『不當』審判。」
我並不認為父親是死於白色恐怖。我父親的死,是為了爭取言論自由。這個悲劇發生的當下,台灣其實已經解嚴了。所以,台灣並不是因為解嚴,一夜之間就變得開放、進步、自由的。我們對自由的追求,應該要持續前進。
解嚴之後,數百座蔣介石銅像,從全台灣各地被「趕」出來,堆放在蔣的慈湖陵寢邊,成了「紀念雕塑公園」。這些銅像,究竟如何從風風光光的偉人工程,變成歷史的尷尬註腳?
解嚴三十年,台灣收穫小確幸的自由:你的身體是你的,不再只屬於國家。你的生命是你的,不再只屬於領袖。小歸小,那是你的。但自由建立在危卵之上,台灣需要深思自己對自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