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成為戰地記者」
專訪烏克蘭攝影師 Maxim Dondyuk

命懸一線

戰爭初期，事情發展急促，Dondyuk 單純跟蹤最具新聞價值的事件。去年3月5日，俄軍炮擊伊爾平市（Irpin），他拍攝到一位烏克蘭士兵抱起嬰兒，協助女士撤離。本來乘坐火車離開的人民，因為鐵路被炸毀，只能改坐巴士撤離。穿著迷彩軍服持槍的軍人，神色沉著將嬰兒緊緊抱在懷中，旁邊是神情激動的女士，這照片登上了《時代》雜誌封面。

他在社交媒體寫道：「今天我目撃了不公義的殘酷事件，人們為了逃避炮彈、爆炸和坦克攻擊，正逃離這座被戰火摧殘的城市，那些都是和平的平凡家庭，有幼小、長者和傷殘人仕。他們正匆忙地登上前往基輔的巴士，敵人卻對他們開槍和使用迫撃炮。很不幸地，不是人人都可以成功登上巴士離開。有些人的屍體，被遺下在冰冷的柏油路上。」

那天迫撃炮聲音不絕於耳，拍照時，他與照片中的人們感到同樣驚慌。腦中浮現「這可能是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分鐘」的想法。最後他趴在馬路上保護自己安全，手臂被迫撃炮碎片撃中受傷。

4月1日，一位與Donduk年紀相約（40歲）的烏克蘭攝影師朋友 Maks Levin，在基輔北部一條村落，懷疑遭受俄軍射殺遇害。 Levin向路透社提供照片，也為電視台拍攝影片。兩人早前曾在東部頓巴斯（Donbas）和波帕斯納（Popasna）前線一起採訪。

談到最危險的採訪經歷，Dondyuk 只輕描淡寫地說：「我有過多次命懸一線的經歷，很難說出當中哪次最危險。」此刻他正在東部地區哈爾科夫（Kharkiv）拍攝一條村落，當地正受到俄軍連綿不停的炮火空襲。

為了記錄戰事，過去一年 Dondyuk 只曾回家三次，第一次是在戰爭爆發的五個多月後，另外兩次是要舉辦展覽。照片登上《時代》後，他收到了許多國際媒體的訪問邀請，他把人們對自己的關注轉移到俄烏戰事之上。坐在電腦面前，他以帶有烏克蘭口音的英語，向各地記者侃侃而談，時而皺起眉頭認真思考，時而雙手大動作比劃著，描述經歷和想法。

戰爭的遺跡

儘管是戰爭照片，Dondyuk 不會刻意追求吸引眼球的衝突性影像，照片比較含蓄克制，相比起捕捉動作和情緒的最高點，有時候只拍攝血跡和轟炸的痕跡。他覺得這樣的照片更具象徵性，能超越個別事件，讓更多觀眾產生共鳴。

例如拍攝伊爾平街上一具屍體手部的特寫，地面佈滿泥濘，年輕的手上染有血跡，無名指上戴著婚戒；在哈爾科夫村落，一架被撃毀的直升機，焚燒過後在翠綠草地上劃有墜機的痕跡；在布查市公寓，廚房裡躺著一位被迫撃炮襲擊身亡的老婦，婦人身上穿著厚重外衣，日常用品如常擺放在枱面上；畫面不血腥，卻有種教人不適的平靜，令人困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半米的距離

Dondyuk 習慣只用35mm 鏡頭來拍攝：「這鏡頭代表我與被攝者只有半米距離，非常接近，足以感受到被攝者的情感，也捕捉了被攝者的快樂、悲傷和恐懼。」

這習慣在過去一年採訪戰爭時沒有太大變化：「我依然使用35mm鏡頭拍攝，雖然也會帶 50mm鏡頭，那通常只用來拍攝肖像，或者當事物都太遠沒法走近時，才當作遠攝鏡頭使用。對我來說，35mm 是個吸引的焦距，我已經習慣了用這個框來觀看世界。」

他認為照片能喚起情緒比提供資訊更加重要，中立（neutral）並非一件好事，「只有短暫來採訪的記者才能保持中立，如果在一個國家長時間生活，一定會以她的立場看事物，更何況那是你的祖國。」

「經歷愈深，作品感情會更強烈，無論攝影、繪畫、文字或音樂也一樣。」 他曾寫道：「攝影就像其他藝術形式一樣，做得好的話，不只可看到作者看見的事物，更可以感受到作者本人的感受。」

Dondyuk 在照片中呈現出強烈的個人情感：「我把自己的憤怒、恐懼、失望、痛苦和喜樂，所有感情和經歷都投放進攝影裡面，讓照片充滿生命力。」

史詩式戰爭繪畫

Dondyuk 形容自己是位視覺藝術家，除了專注紀實攝影，也使用錄像、文字和檔案材料來創作。攝影並不特別吸引他，平常甚少在網上觀看其他攝影師的作品，靈感大多來自繪畫、雕塑、音樂、電影和哲學。

「住在歐洲的時候，我被西方哲學和博物館戰爭繪畫影響。後來居於亞洲的三年期間，我浸沉在東方藝術和哲學之中。我看很多電影，認為與攝影無關的其他藝術形式能提供更多靈感，你的視野會更開闊。當你從繪畫和電影中借用某些元素，把哲學融入攝影，它們便會變得更有意義。」

事實上，他的照片與掛在博物館的大型戰爭油畫有相似之處，兩者均常以史詩式的規模，以上帝全知視覺，氣勢磅薄地呈現戰爭，同時充滿令人目不瑕給的細節，如飄雪、瓦礫或各人面上表情等。

Dondyuk笑言：「我永遠不會得到World Press Photo 獎項，因為他們稱頌真相。」紀實攝影對他來說，比起繪畫更像是雕塑，他以現實為素材，把不需要的東西裁走，對宣稱能記錄真相的攝影師十分懷疑。

選擇相機作為表達和記錄的工具：「因為人們知道相中內容是真實的，這有更強的效果。藝術家和畫家憑空創作，而我的作品是則從現實取材，真實多於幻想。

我相信人類不能比大自然創作出更好的事物，因此我只想用影像，擷取世上的某個瞬間，並將它與人分享。」

廣場革命

早在2013年冬天，Dondyuk 就開始記錄漫長的俄烏衝突。那年11月，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忽然宣布放棄與歐盟簽署政治和貿易協議，轉向與俄羅斯加強聯繫，憧憬烏克蘭走向西方、邁向民主的人們感到不滿，聚集首都基輔廣場示威。

Dondyuk 於12月初抵達廣場。起初廣場上仿似開著派對，愛國主義高漲，歐盟和烏克蘭旗四處飄揚，人民每小時也會高唱國歌。廣場上的列寧雕像被群眾拉倒，防暴警察第一次清場的時候，他看見雙方行動很克制，戴上黑頭盔的防暴警察，用盾牌阻止戴上橙色頭盔的示威者擴展領地。

在海軍兩年的參軍經歷，讓Dondyuk較可理解警察和軍人的心態。由於他們要聽從命令，不可能輕易退下，而防暴警當中也有親俄的精英部隊，他們大都來自俄語流行的東南部地區，在制服上繫上支持俄國的絲帶，毫不留情地用警棍毆打驅散示威者。

2014年1月，總統簽署了限制言論和集會自由的反示威法，雙方都開始失去耐性，逐步升級成武力衝突，示威者佔領政府大樓，向防暴警投擲石頭與汽油彈，對方則使用橡膠子彈、水炮車等武器鎮壓，廣場上終於出現第一位被射殺身亡的示威者。雙方在零下30多度的寒冬之中對峙，飄雪之中火光熊熊。2月中，革命在全國多地爆發，防暴隊開始使用實彈。

Dondyuk 於事件初期無戴上頭盔等裝備，後來有人遞上一個簡單的地盤頭盔給他使用，曾有橡膠子彈撃中他的頭部，令他經歷短暫的腦震盪。最終亞努科維奇於 2月21日下台叛逃至俄羅斯，歷時3個月的廣場革命終結，雙方至少有125人死亡。

《Culture of Confrontation》

那三個月的採訪經歷，Dondyuk用了5年時間出版成《Culture of Confrontation》攝影集，書中有他在廣場革命拍攝的照片，也收錄日記、地圖及於運動中喪生者的名單。

「對我來說，這本書更像是一部個人的視覺日記，記錄了我在革命之中的經歷和看見的事情，它對我的人生很重要，是我的第一本書，也是一場持續至今戰爭的起點。」

他提到：「從市中心廣場開始，所有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都是兩種文化的衝突。一種懷緬過去時光和生活方式，另一種則希望創造新的國家面貌。」

攝影集在法國Visa pour l'Image 新聞攝影節展出，也憑《Ukraine 2014/2022》得到尤金史密斯人道攝影獎，他寫道：「這是烏克蘭爭取真正獨立、自由、建立國族身份悠長鬥爭過程的編年史。從2013至2014年的冬天，烏克蘭人宣布拒絕成為前蘇聯帝國的一部分開始，雖然前蘇聯文化已搖搖欲墜多年，但它總是以武力、勒索及政治遊戲試圖捲土重來。近10年來，我記錄了烏克蘭與俄羅斯不同形式的對抗和衝突，從廣場革命、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到俄烏戰爭。」

兩種世界觀的衝突在過去一年有加劇嗎？Dondyuk說：「由於歷史和地域上的靠近，從前為數不少的人渴望重返蘇聯時代，但普京過去一年的武力侵略，是個戰略上的完全錯誤，現在再難找到人對蘇聯有所留戀，普京在短時間內改變了原來親俄人士的看法。」

《Between Life and Death》

「人的心靈經歷過戰爭創傷，像這些空無一人的景觀，被世界誤解、遺忘、繼續存在，保存著戰爭的記憶。」Dondyuk 在2017年回到飽受戰火洗禮的烏克蘭東部，拍攝出《Between Life and Death》，表達戰爭在人們靈魂留下的傷疤。

「拍了一年衝突之後，我感到筋疲力盡，有時候感到絕望，許多事物令我崩潰。於是我重返受炮火攻擊、目睹血腥衝突的地方拍照，作為一種治療。」

他以靜謐純白作背景，拍攝學校、工廠、醫院、崗站、枯樹和坦克的雪地遺跡。白雪遮蓋了表面佈滿的裂縫、彈孔和缺口。飄雪中一切都若隱若現，生與死、戰爭與和平，受傷與治療，「就像是一座一座被遺忘的戰爭紀念碑。」

Dondyuk 引述了老子《道德經》的文章來評論戰爭，內容是武力是不祥的手段，不是君子採用的方法，如逼不得已使用，應以恬靜淡泊為上；就算戰勝也不宜大肆慶祝，因為那等如喜歡殺人，這些人難以成為天下擁戴的領袖；用兵必會造成人命傷亡，應當悲哀哭泣，當作喪禮處理。

總統

2022年11月，在交戰260天後，俄軍宣布棄守烏克蘭南方港口重鎮赫爾松（Kherson）。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在兩天後登上一列從基輔開出的火車秘密到訪當地。Dondyuk 與《時代》記者跟隨採訪，在搖晃顛簸的旅途上，於狹小車廂中為總統拍攝肖像。

這列總統列車陳設簡單，沒有網路，也沒有美食。從烏克蘭北部到南部的9小時車程上，保安人員把突擊步槍放在行李架上，用手機看電影休息。如常穿著橄欖綠色上衣和深色外套的澤連斯基，在普通座位的狹窄枱面上閱讀，那是他坐長途車的習慣。

俄軍撤退前對赫爾松的基建和供電系統造成嚴重破壞，讓烏克蘭人在寒冬之中沒水沒電，雖然危機處處，但澤連斯基仍堅持前往鼓勵當地的烏克蘭人。

Dondyuk 記錄了沒穿上頭盔和防彈背心的澤連斯基，在赫爾松中央廣場親切地向市民打招呼，不遠處不時傳來爆炸聲。同行官員說，總統在戰爭開始後性格變得沉著，也慢慢變成全球注目的政治領袖和作戰總指揮。

妻子

過去數年，Dondyuk曾在法國、德國、泰國、越南等地生活，俄烏戰爭爆發前的幾個月，他與妻子 Irina 剛回到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繼續進行關於切爾諾貝爾核災的攝影計劃。

在漫長戰爭中長期與妻子分開。他的照片由身兼經理人的太太管理，由在社交媒體上選擇發佈照片，到與全球媒體的編輯聯絡、和各地的策展人溝通、安排接受訪問等，幾乎都由 Irina 包辦。

Irina 看著丈夫傳來的照片，昔日的熟悉地方受到破壞，醫院裡的傷者，路旁的屍體，有時她在處理照片時會哭泣顫抖，為同胞們失去生命和家園感到痛苦。但照片刊出後，收到很多人留言，說看到 Dondyuk 的照片令他們流淚，令她覺得工作有意義。

Dondyuk 說，有些記者只想見到自己的照片得到刊登，但他明確知道自己的目的，是要想記錄歷史，「而不為了在instagram上得到更多讚好。」他認為，隨著新聞事件消退，人們在報章上反覆看戰爭和死亡的影像會開始感到疲倦，他們只渴求另一宗比布查鎮屠殺更震撼更血腥的事件。這時候，文化和藝術便扮演著更重要角色。

「這不會是一場短暫的戰爭，媒體可能慢慢不再感興趣，我需要尋找新的方式去呈現。所以我想用個人展覽、攝影集等更深入的方式來報導這場戰爭，與世界分享。」Dondyuk說。

世界公民

對於俄烏戰爭走向，Dondyuk 不感樂觀：「我對於烏克蘭是否能夠重奪克里米亞抱有疑問。如能成事我很高興。但很不幸，此刻烏克蘭的將來已不能由自己作主。我們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作戰，只容許我們持續作戰，才有可能撃敗俄羅斯和重奪領土。」

Dondyuk 說：「問題不在烏克蘭人民的勇氣，而是西方世界是否希望我們戰勝。我認為俄羅斯和西方，會將烏克蘭變成類似南北韓的情況就感到滿足。烏克蘭會在具野心的鄰國底下繼續存在。」

他希望生活在一個沒有國籍和宗教分岐的世界，擁抱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愛國主義是人們為了世上一個被人為畫上邊界的國家所獻身。作為人類，整個地球都是我們的家，我拒絕領土、宗教上的分野，我希望出去外國世界看看，到其他的地方體驗人生。」

「當然，我對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充滿感情，它也成為驅使我的動力，個人來說，戰爭結束後，我並不打算再於烏克蘭生活。但在當下，我需要在現場記錄這場戰爭。」Dondyuk 說。

（Maxim Dondyuk 以烏克蘭語接受採訪，由妻子 Irina Dondyuk 譯作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