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特朗普（台譯：川普）開始他作為美國總統的第二次執政，其外交政策的不確定性再次將全球焦點投向台灣。台灣被視為世界上最危險的潛在衝突點之一，同時也是全球半導體製造的重鎮。華府持續以與中國的戰略競爭視角來看待亞太地區的夥伴關係，北京則繼續推進其經濟與地緣政治議程，台灣正步入一個全球分裂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的時期，而這種狀態將不限於特朗普接下來四年的任期。
在美中經濟、地緣政治與科技競爭的背景下，台灣正面臨高度複雜且備受爭議的經濟與社會挑戰。台灣社會因此展開討論，試圖找出如何提升國家安全、永續發展與人民生活福祉的方案，並思考如何分配公共財政來實現這些目標。台灣政府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將影響著台灣在未來四年內應對美國外交政策變數的能力，以及未來長遠保持堅韌的能力。
台灣面對的外部政策環境
未來四年，華府與北京如何制定對台政策仍充滿不確定性，然而，美中在戰略與地緣經濟發展上的幾個路線仍將持續。美國對台政策一向與其對華政策密切相關，而在經濟政策上則可能保持連續性。拜登總統維持了特朗普時期對中國的關稅政策，他更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出口管制，以振興美國高端製造業，這種做法仍將成為美中在新興科技領域競爭的基礎。打造全球半導體生態系統的台灣晶片製造商，則繼續在這場競爭之中左右為難。
在2024年的競選期間，特朗普曾公開表達對台灣的不滿，聲稱台灣竊取了美國的半導體產業，此言論在台灣引發憂慮，擔心台灣的晶片製造商可能被迫加快對美國的投資，從而影響台灣本身的經濟活力與在中國的商業彈性。
第二任期，特朗普預計將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分裂，全球貿易體系也將迎來新一輪關稅戰。他已經宣布計劃對來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的進口產品徵收關稅，這將迫使台灣加快全球供應鏈的調整。此外，台灣央行在去年12月警告，這些即將實施的關稅可能會減緩台灣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增長。
美國在未來四年內也不太可能對其對台安全政策做出劇烈改變，仍將依據《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及其他歷史協議來維持對台安全承諾。特朗普的一些重要內閣成員，例如國務卿魯比歐（Marco Rubio），都是台灣的堅定支持者。然而，特朗普及其部分支持者曾主張，台灣應該增加國防預算，以換取美國的軍事援助。
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對台軍售總額達到歷史新高，約180億美元，主要以傳統武器為主，而拜登政府的軍事援助則更側重於支持台灣的「不對稱作戰能力」。至於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將採取何種軍售與軍援策略仍有待觀察，但他曾主張台灣應將GDP的10%用於國防，此一說法恐過度簡化台灣的防衛需求，且考量到台灣的財政現實，這樣的政策並不可行。
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內，台灣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將是華府政策的協調性與一致性。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白宮的對台政策在各部門之間缺乏協調，甚至特朗普本人與其內閣成員對台政策的考量也有所不同——特朗普主要從美國自身利益角度來看待對台支持，而他的內閣成員則更積極推動美台關係的強化。
在特朗普目前的顧問圈內，無論是對華強硬派還是強調交易導向的決策者，幾乎都未將提升台灣的安全與韌性作為主要目標。特朗普提名的國防部副部長甚至曾主張，一旦中國入侵台灣，台積電的晶圓廠必須被摧毀。此類言論進一步加深了台灣社會對於特朗普政府的不信任與焦慮，擔憂特朗普在諸多對台政策上會出爾反爾。
除了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帶來的不確定性外，台灣仍然面臨著「中國兩難」——海峽對岸的鄰國，是台灣最重要的經濟夥伴，同時也是台灣最巨大的安全威脅。近年來，北京在軍事、外交、經濟及社會層面對台灣的施壓持續加劇，並很可能延續下去。
2024年，北京共派遣超過3000架次軍機進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ADIZ），創下歷史新高，相較之下，三年前的ADIZ入侵次數僅為972架次。此外，近期中國軍方進行的無人化軍事演習，模擬封鎖台灣並阻止外部勢力介入，不僅展現了其軍事能力的精進，也顯示出解放軍有能力突破第一島鏈，並整合空軍、海軍與海警力量。
除了對台軍事威脅外，北京還透過政治與法律手段對台灣的外交關係及國際參與施加壓力。此外，中國也將持續利用兩岸經濟相互依賴的關係，推動其政治議程。
自2010年以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為台灣提供了進入中國市場的重要管道。然而，在過去八年間，中國日益將ECFA作為施壓工具，以「懲罰」由民進黨執政的台灣政府，並試圖影響選民。近期，中國便以此為由，暫停對台灣石化、農產品及漁產品的關稅減免，作為政治施壓手段。
此外，北京加強了對台灣社會，特別是針對年輕族群的認知作戰，削弱民眾對民主機構的信任，並在各種政策議題上製造更大的社會分歧。台灣對中國施壓的持續性已有心理準備，但在未來四年內，北京是否會因內部經濟放緩，及來自美國的外部政策衝擊，而做出非理性的行動，仍充滿不確定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越來越多台灣人對美中兩國的可靠性產生懷疑，對兩者在台灣未來發展中的角色抱持不確定態度。近期民調顯示，超過80%的台灣民眾，拒絕北京所倡導的「一國兩制」統一方案；而57%的人，對於特朗普政府是否會在中國攻擊台灣時提供援助持懷疑態度。
對台灣而言，在持續的地緣政治緊張與日益增加的不確定性下，如何強化社會的長期韌性，並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維持微妙平衡，仍是當前最大的挑戰。
影響台灣長期韌性的關鍵政策辯論
在美中兩國對台施壓的情勢下，單純維持台灣當前的經濟與安全現狀，已無法確保台灣社會能夠在特朗普任期內及其後持續發展。對於許多爭議的挑戰，包括制定前瞻性的經濟政策、擴大永續能源供應，以及分配公共財政資源，台灣政府必須進行艱難的政策討論。然而，台灣社會在這些關鍵議題上存在嚴重分歧，而這些議題的決策不僅關乎台灣是否能夠維持繁榮，也將決定其在這裂解的世界中能否守護自身的長遠利益。
克服經濟過度集中與對單一市場的依賴
自2016年以來，台灣政府已認識到對中國的過度依賴構成經濟與安全風險，並已大幅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依賴。2024年，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與香港的比重降至31.7%，為二十多年來的最低點，而對美國的出口占比在過去十年間翻倍成長，於2024年達到23.4%。
此外，台灣企業對中國的投資比重也顯著下降。2023年，台灣對中國的投資僅佔總海外投資的7.5%，遠低於2010年的83.8%。相較之下，台灣對美國的投資則創下新高，2024年投資額達140億美元，佔台灣總海外投資的近30%。
儘管台灣過去十年積極推動市場多元化，並在美中貿易戰期間維持了經濟正成長，但其經濟仍未能擺脫對資訊及通訊技術（ICT）出口的高度依賴。目前，這兩大產業佔台灣總出口的65% 以上，相比十年前的約40%，依賴程度顯著提高。
如今，台灣生產全球90%以上最先進的半導體，並在COVID-19疫情期間，當全球多數經濟體萎縮時，推動台灣經濟實現空前的增長。然而，這種高度依賴也帶來經濟脆弱性，並加劇台灣的所得不均。美中兩國的政策同時對半導體產業施壓，進一步放大這一問題。
半導體產業雖然貢獻超過15%的台灣GDP，但僅僱用了2.8%的勞動力。高薪職位集中於科技製造業，而60%勞動人口所在的服務業，薪資水準則長期停滯。美國與歐盟已將半導體製造視為戰略產業，積極推動本土化，而中國則加大對本土晶片製造能力的投資，試圖提升舊製程的競爭力。
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扮演著獨特且關鍵的角色，既仰賴美國的先進晶片設計，也依賴中國龐大的市場。截至2024年，台灣對中國與香港的晶片出口仍佔超過半數份額。然而，隨著美國收緊對華出口管制，中國被迫依賴台灣供應商加速本土半導體產業發展，這使得台灣同時與中國與美國保持經貿往來的能力受到威脅。
這也意味著，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的競爭優勢，無法持續驅動經濟成長。
台灣需要開發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卻因為被排除在主要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之外，而受到限制。過去，台灣透過世界貿易組織（WTO）資訊科技協定（ITA），成功成為全球資訊及通訊技術出口的領導者。而現在，台灣政府希望強化全球貿易連結，但美中兩國都不是理想的夥伴。
除了與中國簽署的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之外，台灣政府也積極尋求加入區域貿易協定。然而，台灣加入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的前景受限於中國的會員國地位。此外，中國與台灣都已申請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但由於會員國對這一政治敏感議題保持謹慎，兩國的申請目前均處於擱置狀態。
儘管由於「中國因素」的影響，台灣難以進入亞太地區的貿易協定，但《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Trade）下的首項協議已於2024年12月生效。台灣政府雖積極推動該倡議的進一步發展，然而因為特朗普政府致力縮減美國的貿易逆差，可能使得該倡議在未來四年內進展受阻。
同時，如歐盟等主要經濟體正在轉向貿易保護主義。對於2023年出口尚占其GDP的57%，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經濟而言，商品、投資與人才的自由流動能驅動台灣經濟的多元化與成長。
然而，隨著全球化讓道給區域化，亞太經濟體與中國市場的聯繫愈發緊密，台灣在貿易與投資方面可選擇的替代夥伴減少，短期內可能被迫繼續依賴資訊及通訊技術製造業作為主要經濟支柱，而這也將削弱台灣長期的經濟韌性。
台灣經濟與能源永續
台灣的經濟成長為資訊及通訊技術製造與出口所驅動，但這也對能源需求與供應穩定性帶來壓力，同時加劇了台灣減碳的難度。賴清德政府正加大對半導體產業的支持力度，並大度開發AI技術，然而，這些都需要大量數據中心支撐，也將進一步推高能源消耗。
然而，台灣在確保永續能源供應方面面臨嚴峻挑戰。目前，台灣97%的能源需求仰賴進口，這使台灣極易受到西太平洋地區供應鏈中斷的影響。一旦中國對台實施封鎖，台灣的關鍵能源供應可能會迅速被切斷。
台灣仍將難以達成減碳目標，截至2024年，再生能源僅佔台灣總發電量的11%。台灣社會對於是否應該使用核能來促進綠色轉型，仍存在嚴重分歧。目前，核能發電僅佔台灣4%的總發電量。
民進黨政府在蔡英文與繼任的賴清德執政下，迄今為止始終堅持實現「非核家園」的政策。然而，年輕選民日益認識到若無核能支撐，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的目標幾乎無法實現。
2024年的民調顯示，63%受訪者支持使用核能，而30歲以下受訪者的支持率更高達70%。儘管核能議題仍然具有黨派色彩，88%的國民黨支持者贊成使用核能，但即便是一向反核的民進黨支持者內部也出現了分裂，44%支持使用核能，而45%為反對。
亞太地區正為美國退出氣候領導地位做準備，因為特朗普已再次讓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在美台關係中，氣候變遷已被擺到次要位置，因此台灣不太可能獲得美國對於綠能轉型的推動或支持。
此外，台灣經濟部長近期表示，在特朗普執政下，台灣可能會增加進口美國的液化天然氣，可能進一步拖慢台灣擴展再生能源的進程。
美國缺乏氣候承諾，使得中國實質上成為開發與實施綠能技術與系統的全球領導者。然而，對於依賴中國來獲取這些技術，台灣深感憂慮，因此將必須與其他鄰國建立夥伴關係，以確保綠能轉型能夠持續推進。
儘管美國可能在四年後重新奪回全球氣候領導地位，但台灣無法承擔此一等待時間，必須加快綠色經濟建設，同時提升能源安全。
國家預算的權衡
2024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使台灣政府陷入分裂。執政的民進黨失去了立法院多數，而國民黨與民眾黨則在立法院組成反對黨聯盟，在政府監督、憲法法庭程序等關鍵議題上與民進黨主導的行政部門產生嚴重對立。
國家預算是最具爭議的議題之一。賴清德政府提出的2025年度總預算，在立法院遭遇六次阻擋，甚至無法進入委員會審查。
2024年12月，立法院通過《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將約新台幣3600億元的國家稅收重新分配給地方政府，這可能導致中央政府預算縮減28%，進一步迫使行政部門在國防、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等重大領域之間進行更嚴苛的權衡。
根據台灣的立法程序，政府預算通常需經過立法院委員會審查與協商後才會獲得批准。然而，這一程序在2025年1月出現崩潰。
隨著特朗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宮，台灣立法院內的國民黨－民眾黨聯盟加速通過其版本的預算，其中包含總額6.6%的臨時刪減。
這些刪減影響多個部會的支出，部分計畫遭到凍結或取消，包括1000億元的電費補貼被砍除；2000億元的國造潛艦計畫預算，其中50%為之凍結。
由於執政黨與在野黨間互不妥協，加上原本應促進政策協商的機制如今無法正常運作，隨著台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財政取捨，這場預算僵局著實令人擔憂。
台灣政治分裂下的財政挑戰與國防爭議
2000到2008年間民進黨總統陳水扁執政時期，也曾經歷過朝小野大的政府，國會由反對黨掌控。如今，台灣再次面臨政府分裂與國會懸峙的局面，像過去那樣難以有效地制定和執行政策的情況再次發生。考量到台灣在經濟、安全、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方面強化韌性的資金需求，這令人感到憂心。
例如，台灣民眾和政策制定者對台灣是否應增加國防開支存在分歧。特朗普多次要求台灣增加國防支出，作為美國軍援的條件。一份近來的民調結果顯示：49%的選民支持增加國防預算，然而43%的選民反對；約莫48%贊成提高稅率以增加國防支出，45%反對此舉。
賴清德總統原計劃將2025年國防預算設定為GDP的2.45%，約佔政府原始預算提案的近20%。相比之下，日本在2025財政年度的國防支出將創歷史新高，佔政府總預算的7%。
今年，台灣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然而，2024年出生率創下歷史新低，粗出生率為為5.76名新生兒。與2022年相比，當時平均四名勞動人口扶養一名高齡者，但到了2070年，這一比例將驟降至1.1人。此趨勢不僅透露出台灣經濟的難題，也對全民健保體系這一台灣醫療系統的核心帶來巨大衝擊。
目前，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覆蓋99%的居民，雖然在急性醫療方面表現卓越，但對於人口老化與預防醫療的投資需求則更加迫切。台灣醫療支出僅占GDP的6.1%，遠低於日本的11%與韓國的8%。雖然政府今年將健保預算提高5.5%，但仍未能解決隨著勞動人口減少、老年人口增加所需的結構性調整。
台灣年輕選民的訴求不僅限於國家安全，還包括發展綠能、提高薪資、健全社會福利計畫，以及確保健保財務永續經營。要滿足這些需求，政府必須在應對當前挑戰，與提升台灣長期社會韌性之間，取得戰略平衡。
沒有國家安全，台灣無法投資於永續且多元的經濟發展，而蓬勃的經濟體則仰賴其更加年輕世代的健康、創新與繁榮。在政治對立日益加劇的民主體制下，台灣在應對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可能帶來的政策衝擊時，應同步展開有意義的公共討論。
政策優先順序的確立、資源取捨、面對立場分歧時的必要妥協，都將成為避免社會對立並推動有效治理的關鍵。
在不確定中建立韌性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其保護主義外交路線將為國際秩序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在美中戰略競爭加劇之際，雙方在尖端科技領域的角力更趨白熱化，台灣勢必深受影響。在這場變局中，台灣面臨的挑戰不僅限於國際地位的安全考量，社會韌性本身也正接受來自北京與華盛頓的戰略與經濟壓力考驗。
隨著兩大強權對台施壓，台灣民眾愈發不將中國或美國視為可靠的夥伴。面對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與來自海峽對岸日益加劇的挑戰，台灣必須從內部著手，解決結構性與交互影響的政策問題。
首先，其決策者應專注於長期的戰略權衡，而非僅僅對單一政策，如關稅方面，作出被動回應。在政府有限的資源下，核能、健保與國防預算等議題相互競爭，如何在短期影響與長遠後果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台灣永續政策規劃的關鍵。
其次，台灣的經濟韌性是支撐社會持續穩定的基礎，決策者必須研擬新的成長策略，以因應外部政策壓力，同時推動具包容性的經濟發展。除了維持在半導體與資訊及通訊製造領域的競爭優勢，台灣還需積極培養並吸引多元人才庫，推動傳統產業轉型，支持服務業發展，以及觸及更廣闊的國際市場。
第三，面對能源轉型關鍵期，台灣決策者應研議多元能源開發方案。核能政策的公共討論應朝向務實解方邁進，避免爭議空轉。在強化國際合作下加速綠能投資的同時，更需建構一套兼顧經濟發展、永續安全的整體能源戰略，以回應民眾期待。
第四，面對重大爭議議題，政府與民間必須展開務實對話，為政策制定開創共識。行政、立法部門與各政黨更應透過理性協商、相互妥協，建立制度性溝通平台。此舉不僅有助於因應即期外部挑戰，更能為台灣社會厚植長期發展動能。
台灣創新實力驅動全球科技發展，當前更需將此創新動能延伸至政策規劃、教育改革與公民參與。面對多元挑戰，決策層應以跨域思維，探索強化社會韌性的創新路徑，，不僅要因應外部威脅，更要有效應對未來可能的危機。
本文作者黃思爲是亞太堅韌研究基金會（亞堅會）發展主任，亦是亞堅會創始成員之一。他推動亞堅會國際合作，並從事國際關係跨域研究，特別是有關台港地區之身分認同及美中台關係。他的研究領域包含亞太環境永續發展及國際化政策，以及台港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他也考察其對政府與社會之關係的影響。
費凱琳是亞堅會研究主任，亦是亞堅會創始成員之一。她主導亞堅會跨國研究，包括世界經濟論壇下設 Partnership for Health System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PHSSR）項目。她的研究領域包含經濟與政治發展及亞太區域研究，特別是台灣與中國研究，以及高等教育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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