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特朗普（台译：川普）开始他作为美国总统的第二次执政，其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再次将全球焦点投向台湾。台湾被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潜在冲突点之一，同时也是全球半导体制造的重镇。华府持续以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视角来看待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北京则继续推进其经济与地缘政治议程，台湾正步入一个全球分裂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时期，而这种状态将不限于特朗普接下来四年的任期。
在美中经济、地缘政治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台湾正面临高度复杂且备受争议的经济与社会挑战。台湾社会因此展开讨论，试图找出如何提升国家安全、永续发展与人民生活福祉的方案，并思考如何分配公共财政来实现这些目标。台湾政府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影响著台湾在未来四年内应对美国外交政策变数的能力，以及未来长远保持坚韧的能力。
台湾面对的外部政策环境
未来四年，华府与北京如何制定对台政策仍充满不确定性，然而，美中在战略与地缘经济发展上的几个路线仍将持续。美国对台政策一向与其对华政策密切相关，而在经济政策上则可能保持连续性。拜登总统维持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的关税政策，他更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以振兴美国高端制造业，这种做法仍将成为美中在新兴科技领域竞争的基础。打造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台湾晶片制造商，则继续在这场竞争之中左右为难。
在2024年的竞选期间，特朗普曾公开表达对台湾的不满，声称台湾窃取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此言论在台湾引发忧虑，担心台湾的晶片制造商可能被迫加快对美国的投资，从而影响台湾本身的经济活力与在中国的商业弹性。
第二任期，特朗普预计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分裂，全球贸易体系也将迎来新一轮关税战。他已经宣布计划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将迫使台湾加快全球供应链的调整。此外，台湾央行在去年12月警告，这些即将实施的关税可能会减缓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
美国在未来四年内也不太可能对其对台安全政策做出剧烈改变，仍将依据《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及其他历史协议来维持对台安全承诺。特朗普的一些重要内阁成员，例如国务卿鲁比欧（Marco Rubio），都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然而，特朗普及其部分支持者曾主张，台湾应该增加国防预算，以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对台军售总额达到历史新高，约180亿美元，主要以传统武器为主，而拜登政府的军事援助则更侧重于支持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至于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采取何种军售与军援策略仍有待观察，但他曾主张台湾应将GDP的10%用于国防，此一说法恐过度简化台湾的防卫需求，且考量到台湾的财政现实，这样的政策并不可行。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台湾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将是华府政策的协调性与一致性。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白宫的对台政策在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特朗普本人与其内阁成员对台政策的考量也有所不同——特朗普主要从美国自身利益角度来看待对台支持，而他的内阁成员则更积极推动美台关系的强化。
在特朗普目前的顾问圈内，无论是对华强硬派还是强调交易导向的决策者，几乎都未将提升台湾的安全与韧性作为主要目标。特朗普提名的国防部副部长甚至曾主张，一旦中国入侵台湾，台积电的晶圆厂必须被摧毁。此类言论进一步加深了台湾社会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不信任与焦虑，担忧特朗普在诸多对台政策上会出尔反尔。
除了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外，台湾仍然面临著“中国两难”——海峡对岸的邻国，是台湾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同时也是台湾最巨大的安全威胁。近年来，北京在军事、外交、经济及社会层面对台湾的施压持续加剧，并很可能延续下去。
2024年，北京共派遣超过3000架次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ADIZ），创下历史新高，相较之下，三年前的ADIZ入侵次数仅为972架次。此外，近期中国军方进行的无人化军事演习，模拟封锁台湾并阻止外部势力介入，不仅展现了其军事能力的精进，也显示出解放军有能力突破第一岛链，并整合空军、海军与海警力量。
除了对台军事威胁外，北京还透过政治与法律手段对台湾的外交关系及国际参与施加压力。此外，中国也将持续利用两岸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推动其政治议程。
自2010年以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为台湾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管道。然而，在过去八年间，中国日益将ECFA作为施压工具，以“惩罚”由民进党执政的台湾政府，并试图影响选民。近期，中国便以此为由，暂停对台湾石化、农产品及渔产品的关税减免，作为政治施压手段。
此外，北京加强了对台湾社会，特别是针对年轻族群的认知作战，削弱民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并在各种政策议题上制造更大的社会分歧。台湾对中国施压的持续性已有心理准备，但在未来四年内，北京是否会因内部经济放缓，及来自美国的外部政策冲击，而做出非理性的行动，仍充满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台湾人对美中两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对两者在台湾未来发展中的角色抱持不确定态度。近期民调显示，超过80%的台湾民众，拒绝北京所倡导的“一国两制”统一方案；而57%的人，对于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在中国攻击台湾时提供援助持怀疑态度。
对台湾而言，在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与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下，如何强化社会的长期韧性，并在美中两大强权之间维持微妙平衡，仍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影响台湾长期韧性的关键政策辩论
在美中两国对台施压的情势下，单纯维持台湾当前的经济与安全现状，已无法确保台湾社会能够在特朗普任期内及其后持续发展。对于许多争议的挑战，包括制定前瞻性的经济政策、扩大永续能源供应，以及分配公共财政资源，台湾政府必须进行艰难的政策讨论。然而，台湾社会在这些关键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而这些议题的决策不仅关乎台湾是否能够维持繁荣，也将决定其在这裂解的世界中能否守护自身的长远利益。
克服经济过度集中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自2016年以来，台湾政府已认识到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构成经济与安全风险，并已大幅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2024年，台湾出口至中国大陆与香港的比重降至31.7%，为二十多年来的最低点，而对美国的出口占比在过去十年间翻倍成长，于2024年达到23.4%。
此外，台湾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比重也显著下降。2023年，台湾对中国的投资仅占总海外投资的7.5%，远低于2010年的83.8%。相较之下，台湾对美国的投资则创下新高，2024年投资额达140亿美元，占台湾总海外投资的近30%。
尽管台湾过去十年积极推动市场多元化，并在美中贸易战期间维持了经济正成长，但其经济仍未能摆脱对资讯及通讯技术（ICT）出口的高度依赖。目前，这两大产业占台湾总出口的65% 以上，相比十年前的约40%，依赖程度显著提高。
如今，台湾生产全球90%以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并在COVID-19疫情期间，当全球多数经济体萎缩时，推动台湾经济实现空前的增长。然而，这种高度依赖也带来经济脆弱性，并加剧台湾的所得不均。美中两国的政策同时对半导体产业施压，进一步放大这一问题。
半导体产业虽然贡献超过15%的台湾GDP，但仅雇用了2.8%的劳动力。高薪职位集中于科技制造业，而60%劳动人口所在的服务业，薪资水准则长期停滞。美国与欧盟已将半导体制造视为战略产业，积极推动本土化，而中国则加大对本土晶片制造能力的投资，试图提升旧制程的竞争力。
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扮演著独特且关键的角色，既仰赖美国的先进晶片设计，也依赖中国庞大的市场。截至2024年，台湾对中国与香港的晶片出口仍占超过半数份额。然而，随著美国收紧对华出口管制，中国被迫依赖台湾供应商加速本土半导体产业发展，这使得台湾同时与中国与美国保持经贸往来的能力受到威胁。
这也意味著，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无法持续驱动经济成长。
台湾需要开发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却因为被排除在主要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之外，而受到限制。过去，台湾透过世界贸易组织（WTO）资讯科技协定（ITA），成功成为全球资讯及通讯技术出口的领导者。而现在，台湾政府希望强化全球贸易连结，但美中两国都不是理想的伙伴。
除了与中国签署的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 之外，台湾政府也积极寻求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然而，台湾加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的前景受限于中国的会员国地位。此外，中国与台湾都已申请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但由于会员国对这一政治敏感议题保持谨慎，两国的申请目前均处于搁置状态。
尽管由于“中国因素”的影响，台湾难以进入亚太地区的贸易协定，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Trade）下的首项协议已于2024年12月生效。台湾政府虽积极推动该倡议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因为特朗普政府致力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可能使得该倡议在未来四年内进展受阻。
同时，如欧盟等主要经济体正在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对于2023年出口尚占其GDP的57%，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经济而言，商品、投资与人才的自由流动能驱动台湾经济的多元化与成长。
然而，随著全球化让道给区域化，亚太经济体与中国市场的联系愈发紧密，台湾在贸易与投资方面可选择的替代伙伴减少，短期内可能被迫继续依赖资讯及通讯技术制造业作为主要经济支柱，而这也将削弱台湾长期的经济韧性。
台湾经济与能源永续
台湾的经济成长为资讯及通讯技术制造与出口所驱动，但这也对能源需求与供应稳定性带来压力，同时加剧了台湾减碳的难度。赖清德政府正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力度，并大度开发AI技术，然而，这些都需要大量数据中心支撑，也将进一步推高能源消耗。
然而，台湾在确保永续能源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台湾97%的能源需求仰赖进口，这使台湾极易受到西太平洋地区供应链中断的影响。一旦中国对台实施封锁，台湾的关键能源供应可能会迅速被切断。
台湾仍将难以达成减碳目标，截至2024年，再生能源仅占台湾总发电量的11%。台湾社会对于是否应该使用核能来促进绿色转型，仍存在严重分歧。目前，核能发电仅占台湾4%的总发电量。
民进党政府在蔡英文与继任的赖清德执政下，迄今为止始终坚持实现“非核家园”的政策。然而，年轻选民日益认识到若无核能支撑，2050年达成净零排放的目标几乎无法实现。
2024年的民调显示，63%受访者支持使用核能，而30岁以下受访者的支持率更高达70%。尽管核能议题仍然具有党派色彩，88%的国民党支持者赞成使用核能，但即便是一向反核的民进党支持者内部也出现了分裂，44%支持使用核能，而45%为反对。
亚太地区正为美国退出气候领导地位做准备，因为特朗普已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美台关系中，气候变迁已被摆到次要位置，因此台湾不太可能获得美国对于绿能转型的推动或支持。
此外，台湾经济部长近期表示，在特朗普执政下，台湾可能会增加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可能进一步拖慢台湾扩展再生能源的进程。
美国缺乏气候承诺，使得中国实质上成为开发与实施绿能技术与系统的全球领导者。然而，对于依赖中国来获取这些技术，台湾深感忧虑，因此将必须与其他邻国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绿能转型能够持续推进。
尽管美国可能在四年后重新夺回全球气候领导地位，但台湾无法承担此一等待时间，必须加快绿色经济建设，同时提升能源安全。
国家预算的权衡
2024年，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使台湾政府陷入分裂。执政的民进党失去了立法院多数，而国民党与民众党则在立法院组成反对党联盟，在政府监督、宪法法庭程序等关键议题上与民进党主导的行政部门产生严重对立。
国家预算是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赖清德政府提出的2025年度总预算，在立法院遭遇六次阻挡，甚至无法进入委员会审查。
2024年12月，立法院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案，将约新台币3600亿元的国家税收重新分配给地方政府，这可能导致中央政府预算缩减28%，进一步迫使行政部门在国防、公共卫生与社会福利等重大领域之间进行更严苛的权衡。
根据台湾的立法程序，政府预算通常需经过立法院委员会审查与协商后才会获得批准。然而，这一程序在2025年1月出现崩溃。
随著特朗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台湾立法院内的国民党－民众党联盟加速通过其版本的预算，其中包含总额6.6%的临时删减。
这些删减影响多个部会的支出，部分计划遭到冻结或取消，包括1000亿元的电费补贴被砍除；20亿元的国造潜舰计划预算，其中50%为之冻结。
由于执政党与在野党间互不妥协，加上原本应促进政策协商的机制如今无法正常运作，随著台湾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财政取舍，这场预算僵局著实令人担忧。
台湾政治分裂下的财政挑战与国防争议
2000到2008年间民进党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也曾经历过朝小野大的政府，国会由反对党掌控。如今，台湾再次面临政府分裂与国会悬峙的局面，像过去那样难以有效地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情况再次发生。考量到台湾在经济、安全、公共卫生与社会福利方面强化韧性的资金需求，这令人感到忧心。
例如，台湾民众和政策制定者对台湾是否应增加国防开支存在分歧。特朗普多次要求台湾增加国防支出，作为美国军援的条件。一份近来的民调结果显示：49%的选民支持增加国防预算，然而43%的选民反对；约莫48%赞成提高税率以增加国防支出，45%反对此举。
赖清德总统原计划将2025年国防预算设定为GDP的2.45%，约占政府原始预算提案的近20%。相比之下，日本在2025财政年度的国防支出将创历史新高，占政府总预算的7%。
今年，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然而，2024年出生率创下历史新低，粗出生率为5.76名新生儿。与2022年相比，当时平均四名劳动人口扶养一名高龄者，但到了2070年，这一比例将骤降至1.1人。此趋势不仅透露出台湾经济的难题，也对全民健保体系这一台湾医疗系统的核心带来巨大冲击。 目前，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覆盖99%的居民，虽然在急性医疗方面表现卓越，但对于人口老化与预防医疗的投资需求则更加迫切。台湾医疗支出仅占GDP的6.1%，远低于日本的11%与韩国的8%。虽然政府今年将健保预算提高5.5%，但仍未能解决随著劳动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所需的结构性调整。
台湾年轻选民的诉求不仅限于国家安全，还包括发展绿能、提高薪资、健全社会福利计划，以及确保健保财务永续经营。要满足这些需求，政府必须在应对当前挑战，与提升台湾长期社会韧性之间，取得战略平衡。
没有国家安全，台湾无法投资于永续且多元的经济发展，而蓬勃的经济体则仰赖其更加年轻世代的健康、创新与繁荣。在政治对立日益加剧的民主体制下，台湾在应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可能带来的政策冲击时，应同步展开有意义的公共讨论。
政策优先顺序的确立、资源取舍、面对立场分歧时的必要妥协，都将成为避免社会对立并推动有效治理的关键。
在不确定中建立韧性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其保护主义外交路线将为国际秩序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之际，双方在尖端科技领域的角力更趋白热化，台湾势必深受影响。在这场变局中，台湾面临的挑战不仅限于国际地位的安全考量，社会韧性本身也正接受来自北京与华盛顿的战略与经济压力考验。
随著两大强权对台施压，台湾民众愈发不将中国或美国视为可靠的伙伴。面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与来自海峡对岸日益加剧的挑战，台湾必须从内部著手，解决结构性与交互影响的政策问题。
首先，其决策者应专注于长期的战略权衡，而非仅仅对单一政策，如关税方面，作出被动回应。在政府有限的资源下，核能、健保与国防预算等议题相互竞争，如何在短期影响与长远后果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台湾永续政策规划的关键。
其次，台湾的经济韧性是支撑社会持续稳定的基础，决策者必须研拟新的成长策略，以因应外部政策压力，同时推动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除了维持在半导体与资讯及通讯制造领域的竞争优势，台湾还需积极培养并吸引多元人才库，推动传统产业转型，支持服务业发展，以及触及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第三，面对能源转型关键期，台湾决策者应研议多元能源开发方案。核能政策的公共讨论应朝向务实解方迈进，避免争议空转。在强化国际合作下加速绿能投资的同时，更需建构一套兼顾经济发展、永续安全的整体能源战略，以回应民众期待。
第四，面对重大争议议题，政府与民间必须展开务实对话，为政策制定开创共识。行政、立法部门与各政党更应透过理性协商、相互妥协，建立制度性沟通平台。此举不仅有助于因应即期外部挑战，更能为台湾社会厚植长期发展动能。
台湾创新实力驱动全球科技发展，当前更需将此创新动能延伸至政策规划、教育改革与公民参与。面对多元挑战，决策层应以跨域思维，探索强化社会韧性的创新路径，不仅要因应外部威胁，更要有效应对未来可能的危机。
本文作者黄思为是亚太坚韧研究基金会（亚坚会）发展主任，亦是亚坚会创始成员之一。他推动亚坚会国际合作，并从事国际关系跨域研究，特别是有关台港地区之身分认同及美中台关系。他的研究领域包含亚太环境永续发展及国际化政策，以及台港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他也考察其对政府与社会之关系的影响。
费凯琳是亚坚会研究主任，亦是亚坚会创始成员之一。她主导亚坚会跨国研究，包括世界经济论坛下设 Partnership for Health System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PHSSR）项目。她的研究领域包含经济与政治发展及亚太区域研究，特别是台湾与中国研究，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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