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內容的部分以頁數標示。
關於香港人離散處境的討論，最近又有一本新書，是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政治系博士候選人李宇森所寫的《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政治主體與國際主義》（下稱：《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這並非第一本提及離散的著作，但卻是第一本以理論方式處理相關議題的著作。
作為「否想主權三部曲」系列的最後一本，《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在兩本前作《主權在民論：理念與挑戰》（2021）和《主權神話論：秩序和衝突》（2022）的基礎之上，延續對主權國家的批判，提出「如水的離散政治」。《主權在民論》對「主權在民」理念的發展進行了梳理，分析「主權在民」作為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期間的其中一個核心思想，與民族主義之間有何關係。而《主權神話論》則通過批判國家主權體系的支配秩序，揭示主權思想的局限。
《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的野心則更大，分析了香港抗爭運動的如水哲學（be water）如何作為敘事政治的一種嘗試。此書分成三個部份，首先從離散的狀態著手，分析離散作為政治概念的意義；第二部分則是討論新帝國主義及生態危機如何導致離散人口的出現，並提出重塑敘事作為非推論式 （non-discursive）的政治思想方法；最後則集中討論離散敘事的實踐，從離散主體之敘事觀的角度切入，重塑香港人及其他群體本身的跨物種面向，尋找政治實踐的新可能。
換言之，若香港人可以不以民族主義想像自己的身分，那麼還可以如何理解「香港人」？
離散也是一種異化，「敘事」也是一種充權實踐
隨著全球化帶來的交通便利，人口流動日漸頻繁。同時間，國界爭議、戰爭、種族屠殺、生態氣候轉變等問題加劇，難民湧現與人口遷移成為不少國家面對的挑戰，對資源分配造成壓力。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之下，群眾對政府的資源分配失當更是心生不滿，加劇了排外情緒和民族主義。李宇森指出，離散（diaspora）不但代表了遷徙、流亡或移居的狀態，更是某種異化：離散者離開家鄉，生活在他方，必須面對自己的身份掙扎和離鄉後的失落感。為了面對「在家性」（being-at-home）的懸置（59頁），離散者需要以書寫異鄉的人和故事等，創造新敘事，以重新建立其意義世界。
正如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第一卷指出，人是掌握說話能力的動物，李宇森認為「敘事」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對應離散時代歷史條件的政治思想，是由於「敘事」是所有人都擁有的能力。援引不同的政治理論，包括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哈爾特 （Michael Hardt） 和內格里（Antonio Negri）等學者，李宇森試圖論證敘事實踐如何允許群眾充權，通過不同的語言表達組成多元社群，敘事得以成為實踐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的新進路。
在這裏，李宇森將「離散」解讀為一種具有變革性政治能量的概念，並結合敘事論，發展出一套有關離散主體的政治思考。他借用羅賓．柯恩（Robin Cohen）的講法，將離散經驗分為兩個層面：主體意識及身份形成（identity-making）的動態過程（63頁）。李宇森指出「敘事」作為政治實踐的基進性在於，能夠將流亡離散史連結上國際主義的抗爭史。通過流亡離散者的敘事，我們能夠與同樣擁有脆弱身體的他人接連，並對於他們受苦的經驗感同身受，而不必建立在血緣關係、領土的空間連續性和語言共通性的國族身份認同。當了解到世界各地眾多離散者受到暴力傷害，不論是圖瓦盧的氣候難民、到城市工作的巴西農民、逃離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的難民，還是逃避不公義對待的伊朗同性戀者，他們受盡折磨、受傷流血的肉身，是召喚我們走出單一國族身份，與超越國族地域的受苦者相認倚靠的契機（172頁）。
李宇森更指出，離散經驗的敘事在「後主權」（post-sovereign）時代有助抗拒人／物二分的現代性框架，打開跨物種維度和視野，聚集不同行動者，指向一種群島式、抗拒人類中心主義的行星政治（planetary politics）。他認為這種政治想像讓我們認知到與他者生活在同一個行星，這個由人類與各種生命和非生命形式所組成的關係網絡整體。即使不同族群的生活環境被分割成不同的「世界」，不同人會對世態發展或會有不同理解，但我們的行動同樣牽一髮而動全身，大家同樣要接受面對生態危機的威脅，因此我們必須互相協力，共同應對挑戰（187至189頁）。
「敘事」不但令我們與他人的苦難得以連結可能，令我們走出舊有主權國家框架，更新對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理解，了解社會的多樣化，從而建構推動政治經濟和生態社會改革的離散主體，成為重要的國際主義改革力量。
李宇森構想以流亡離散者的敘事對抗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以集體離散敘事下的眾聲喧嘩組成的「敘事聯邦」，創造出跨地域國族的身份和支援網絡來抵抗壓迫（41頁及205頁），並將這套由「離散」經驗及香港的抗爭經驗發展出來的理論思考命名為「如水哲學」。在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後，港人離散的行列已達數十萬人，每個人都有自己不能被國家吸納的個人敘事，當中包括訴說在異鄉的不安、扶持他人的體會、融入新環境的經驗。各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隨著離散狀態而來的身份困惑。那麼，李宇森的論述如何為港人尋找在民族國家之外打破邊界和建構新敘事的可能，推動離散社群成為國際主義的新主體？
目標不是再建立「香港人」單一身份
的確，香港人的身份從來都與香港這座移民城市息息相關，生活在其中的港人或多或少都有著離散背景，祖先早有地域流動的歷史，而往後的百年殖民史更是一張由離散群體組成的關係網。殖民時期的香港夾在中英之間，有人會以混雜性（hybridity）、「之間」（in-between）等概念來理解同時受中西文化影響的香港文化特質。 當時的香港是西方政府治下的東亞中立地，中轉站，人、資訊、貨物和資本的流動頻繁，二戰後的香港更是不少華人移民流亡的目的地，而非華人離散群體亦以香港為目的地或中轉站。每當時局有變動，香港人口就會基於各種政治和經濟原因而選擇遷移。
然而，一旦離開香港就意味著某程度上與香港剝離。離散港人不免要面對這一個抉擇：究竟是要在異鄉繼續訴說香港（原鄉）的故事，還是放下原來的身份及掙扎，融入當地社會（異鄉）？為了掌握失去的生活，不少離散港人試圖在海外保存「香港」。如果要參照猶太人重建以色列的啟示，離散港人尋找某地重建香港，建立如同倫敦唐人街或溫哥華華埠的「香港城」。 可是，這個「香港」會是過去的香港、如今的香港，還是散落在異鄉的香港？「香港人身份」能否通過保存記憶、文化和信念來確立？
要找出上述問題的解答相當困難，畢竟香港回歸前後有關身份的論述一直都相當含糊。《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一書沒有直接處理相關的難題，因作者的目標不是要為港人離散社群建立「香港人」身份的立足點，而是要聚焦離散經驗，打破身份意識和國族意識之間的模糊不清，警覺國族邏輯當中對他者的否定，推動具主體意識和政治意義的社群想像。
「離散」一詞的意義早已擴大，泛指所有生活在本土以外的社群，同時也被廣義地應用到有關華人海外僑民群體的討論之中。遍佈泰國、越南、新加坡、檳城和馬六甲、澳洲、新西蘭、夏威夷等地的跨國華僑聯結網絡，其華人身份（ethnic Chinese）的政治化，或可與猶太民族的復國想像比擬。19世紀末的海外華人亦曾被動員參與振奮中華民族的事業（289頁）。
然而，海外華人在此成為了單一固定的概念，不同地域的華人離散社群之間的複雜性和異質性被消解，被吸納到中華民族的國家想像之中，同時成為革命家及保皇派的動員對象，為他們的政治計劃提供資源。也就是說，當以一個共同的國族去框定多元的身分時，海外華人身份的流動性沒有隨著跨地域群體的串連得以突破邊界，反而被收編和被吸納到主權秩序之中，為單一國族服務。 例如，星馬地區的華人離散社群會透過華文學校、商會、鄉會與報紙等不同機構去推廣以傳統中華文化為基礎的跨國界中華民族意識，「華人」身份的國族認同變得模糊。二戰後的馬來西亞成為新興民族國家，以族群政治作為治理方針，不少面對歧視和不公平政策的華人離散社群更基於「文化身分認同」而對具體國家政權投射「中國」認同。
為了避免香港人離散群體重蹈海外華人的國族化歷史，加入離散行列的香港人如何重寫歷史，如何重新敘述自己的故事變得極其重要。在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和大批移民潮後，李宇森認為這正是重新思考港人離散敘事及尋找主權國家以外政治實踐形式的契機。或者我們可以說，《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當中的主要論述是要提醒港人離散社群，無視帝國的壓迫和自由主義資本秩序的邏輯，單憑含糊的文化身份而推論出來的政治願景，無法面對帝國的擴張、抵抗集權的支配。
正如猶太錫安主義（Zionism）的復國主義幻像（猶太離散社群試圖以建立主權國家的方式來重塑離鄉後意義世界），當中的國族邏輯成為了以色列在區內擴張，進行種族迫害的理據。由此可見，以民族為想像共同體唯一方式的敘事形式會淪為不義體制和秩序的一部分，加劇帝國政治國際秩序造成的壓迫。
要建立具有變革力量的離散社群，對於身處政治經濟體系加以批判，離散者必須放棄以社群苦難經驗為基礎的復國思想，重新回到遊牧式的抵抗力量。正如猶太社群中也存在的一種思想，是將猶太苦難和離散遊牧的經驗能夠成為重建政治信念和願景的資源，化跨地域流動為對抗壓迫的力量，不需要為排他性的復國主義背書（52頁及259頁）。通過區分錫安主義式的復國計劃與國際主義式的離散概念，李宇森讓我們看到，離散經驗不只是帝國或經濟治理機制造成的結果，或作為建立某種排他性政治共同體的基礎，更是容許我們構想不同離散社群建立跨地域之政治連結，建構成為解放性主體的可能。
眾人參與的如水哲學
如果讀者期望《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能夠直接回應身份認同的問題，給出香港離散群體明確的身份定義，恐怕會大失所望。
正如葉浩在推薦序中所說，此書作為一套抗爭哲學（philosophy of protest），多於作為一套如何達致願景的具體方案（25頁），更多為了尋求一個能呼應離散主體並提供在外港人延續社會運動動能的方向（22頁）。由此可見，李宇森沒有亦沒法給出「香港人」文化身份的定義，他在書中闡述的更多是離散者作為被兩地（原鄉與異鄉）同時塑造的主體，其敘事如何能夠成為抵抗和實踐的工具。
換言之，李宇森的論述以另一種提問方式處理離散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香港人」如何得以現身，建立其主體性？
2019年反送中運動並發的「如水」能量是出於面對國家機器壓迫的反抗意志。香港人以自發、團結、互信的社會運動模式，撕開了政治秩序的假象，使得國際格局改變，多國改變對華政策。隨著大量香港人出走，單靠離散經驗似乎難以構成讓不同地方的港人離散社群能夠「共享」的身份，畢竟不同人所理解的香港或有所不同，我們難以用一種同質性的身份來建立香港人的認同，並以此代表社群整體的決定和行動。
如水哲學並不是一種基於同族互助的想像共同體，而是通過行動而建立一個拒絕集權並能夠求同存異的社群，也即是由下而上的模式。一如李宇森援引的哈爾特和內格里的「諸眾」概念，群眾能夠形成具有「集體行動的特異性（singularities that act in common）」（262頁），撼動邊界，創造出新的空間。敘事者形成的跨國社群，不必通過國家代表作為代理人或國族政治來實現其政治主體性。
流亡者和難民等受壓迫的離散者具有身份的流動性，可以分屬多於一個國族，突顯個體的經驗和歷程與國族共同體之間的差距，他們藉著發出自己的呼聲和訴說苦難來動搖集體的共同性關係和身份記憶之邊界。
香港人，可以不是什麼？可以是什麼？
民主派初選案47人案的被告之一何桂藍曾提出以下疑問：共同體如何超越苦難，避免受痛苦所困？
的確，離散港人如果要延續社會運動的動能，不能夠單靠苦難共同體的痛苦來成就變革和解放。《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或者可以被視為其中一種回應的嘗試。
作者以如水哲學為書題，是要指出「我們需要的是如水運動的升級，即是相對於反送中運動而言的2.0版本。」（299頁）李宇森期待通過實踐如水哲學的離散主體，重新思索政治組織和群體自主的身份和方式，形成不同離散社群能夠直接參與的政治形態。
換句話說，李宇森在某程度上是以如水敘事來體認港人離散群體作為受苦受難族群的一份子，期望他們能夠察覺自己有著抗爭主體的意志和推動變革的力量。
據他所說，「離散主體的革命，正是在於其跳脫出傳統存在論的固有規範，以某一固定領土或者文化身份來區分敵友，而是以動態的『成為』（becoming）取代既定的存有（being），而『成為』也是具備友愛的邀請開放性，迎向著未知的可能」（306頁）。
我們可以視李宇森的理論書寫為其個人的敘事實踐。通過援引批判性理論，他破除了身份定義背後國族想像，並提出了一個具開放性的願景：如果要說出香港的故事，就必須放棄為香港人身份劃下固定不變的邊界，認知到自己不只是受壓迫者，而是具有主動改變現況的行動者，能夠主動承擔隨著政治經濟和生態社會改革帶來的挑戰。換言之，只有當離散港人走出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政治想像時，「香港人」才能夠真正出現。
可是，李宇森會否太樂觀？藉著《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引發的思考，離散港人會否接納當中的論述，願意實現這個願景並邁向跨國敘事共同體，訴說自身的遭遇，成為超越文化國界的共同體的其中一員？
近年來，通過在國家層面以外的政治行動，包括參與跨國界公民社會、游說工作、與不同的社會運動結盟，離散港人得以在抗爭的多維度現身，重塑身份，不再是面目模糊的一群。這些由少數港人採取的具體政治行動，未必適用於所有離散港人。不少離散港人的敘事大多都是仍然圍繞著因社會運動受創而選擇離開香港的創傷，以及如何在私人或公共經驗中試圖保留現在的香港（包括廣東話、飲食、語言、生活方式、流行文化、歷史習俗等）。
當他們仍然被身份拉扯和離愁孤獨感困擾之中，究竟他們如何能夠發展出有倫理關懷的國際主義世界觀，支持烏克蘭、巴勒斯坦以至其他受宰制的邊緣群體，甚至參與改變現況的抗爭？到底誰會受如水敘事召喚，願意成為真正具有行動力和實踐意志的主體？相信最終選擇權只能交予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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