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起身，看看手錶。其中一個主管說：救護車來晚了。警察說：會淮時到的。一位主管說：好了，那您負責一切，對吧？警察說：是的，是我。主管遞過來一張鈔票。警察接過來，揣進制服口袋裏了。當天夜裏，女屍被放進聖特萊莎醫院的冷庫裏。第二天，法醫助手對她進行了驗屍。她是被勒死的。被強姦過。法醫助手寫道：陰道和肛門有撕裂傷，懷孕五個月。」
—羅貝托·波拉尼奧，《2666》
智利作家波拉尼奧筆下的聖特雷莎城是一座瀰漫血腥氣的罪惡之城。在《2666》書中「罪行」這一章節的伊始，一名13歲的少女死在荒地裏。此後又有無數女性葬身於此，而面對觸目驚心的死亡，政府官員、警察、公司主管們幾乎無動於衷。
《2666》書中的聖特雷莎城被廣泛認為是墨西哥北部的華雷斯。華雷斯與美國接壤，多年以來更是墨西哥重量級販毒集團之一：「華雷斯集團」的「首都」。這裏有一座「秘密墓園」，它專為死於華雷斯的女性而設，幾十個十字架上塗滿了代表墨西哥反性別暴力、反殺害女性的粉紅色，矗立在荒野中。
華雷斯殺害女性案件，聞名於1993年，當年有11名女性被集中殺害，後來的十年間更有超過百名女性被害，令人注目。這座小城也是整個拉丁美洲女性屠殺現象的縮影。以至在2012年，墨西哥成為第一個在聯邦刑法中將「殺害女性罪」定為刑事犯罪的國家。
而30年後，今年的10月1日，墨西哥歷史上第一名女性總統克勞迪婭·辛鮑姆（Claudia Sheinbaum）正式宣誓就職，她也是墨西哥民主化以來得票率最高的總統，在6月2日的大選中獲得59%的選票支持，超越了她的前任、政治明星洛佩斯（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但這絕不代表墨西哥女性運動抵達了最終的勝利。相反，它是另一個起點，因為它將墨西哥女性政治崛起的成果、和女性權利長期受到漠視與侵害的矛盾事實，同時放在了聚光燈下。
女性政治參與的歷史
辛鮑姆並不如2000年初「粉紅浪潮」的女性政治領袖一般「孤軍奮戰」；那時的拉美，雖然涌現出一批女性出任國家元首，但在國會和基層政治中卻鮮少有女性的身影。現在的墨西哥，儼然已經成為了整個美洲體制政治中女性參與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儘管在運動參與者和歷史研究者看來，墨西哥女性運動的脈絡有所區分，但是墨西哥女性運動的訴求是相互交織的：草根的女性主義哺育了體制政治中的女性力量，而進入體制政治的女性又推動着響應普通女性訴求的法案。回顧墨西哥女性權益史，幾個重要的分水嶺分別是1910年-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1968年墨西哥學運、和1994年發生的一系列政治變革。
1910年革命的前夜，墨西哥正在經歷一場軍閥統治。時任總統波菲里奧·迪亞斯（Porfirio Díaz）是墨西哥在任時間最長的總統，掌權超過35年。迪亞斯政權的黃金時期大大促進了墨西哥經濟和基建發展，但到了晚期，他本人對權力的迷戀使得他一再操縱選舉、鎮壓反對聲音。而由於對西方資本和西式文化的推崇，國內貧富差距逐漸達到了臨界點，土地和勞工問題也變得日益嚴峻。這催生了墨西哥革命，對墨西哥軍閥、權貴政治進行了一次大洗牌，多個地區爆發的武裝起義造成了墨西哥聯邦軍隊的崩潰，建立了新的革命軍和新的政黨——也就是後來的革命制度黨（PRI）。革命後誕生的墨西哥《憲法》也確立了墨西哥作為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基本框架。
在席捲全墨的革命時期，許多女性首次得以進入公共生活。出於武裝鬥爭的需要，當時的女性走出了家庭，扮演諸如護士、洗衣員、廚師的職業角色，還有不少女性走上戰場與男人一起戰鬥、或者承擔間諜的工作。豐富的公共參與使得墨西哥女性不再滿足於做家庭主婦，她們開始有組織地要求一系列女性權益，從離婚權，教育權，同工同酬，到參政和投票權。1915年，墨西哥女性獲得離婚權，1917年的墨西哥則將兩性關係同工同酬寫入憲法，但墨西哥女性正式獲得投票權卻要等到40餘年後的1953年。
如果說革命時期是墨西哥女性意識的萌芽，1968年的學運則使得女性運動和左翼政治結下深刻聯盟，成為接下來墨西哥女性更廣泛地參與政治和權益抗爭的序章。
墨西哥革命後誕生的革命制度黨（PRI）在20世紀的前幾十年中迅速成長為墨西哥第一大黨，藉由革命的影響力在地區和中央政府中建立了深厚的執政基礎。墨西哥在1917年憲法中規定總統不可競選連任，但在PRI逐漸穩固其執政基礎後，卻形成了事實上的「一黨獨裁」。在長達70年的時間中，墨西哥的每一任總統都出自PRI，但到後來，曾在迪亞斯時代出現過的政治頑疾：腐敗、裙帶關係、賄選和操縱選舉以及對反對派的鎮壓和噤聲，又一一重現在PRI政府上。
1968年10月2日，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UNAM）和其他國內高校的學生、教師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爾克（Tlaltelolco）的三種文化廣場上舉行集會，要求民主改革和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彼時，墨西哥即將舉辦奧運會，政府因此對學生抗議採取了殘酷的鎮壓措施。當晚，墨西哥軍警包圍廣場並對示威者開火。根據官方數據，死於此次鎮壓的抗議者人數在30-40人之間，但民間統計表示有數百人因此喪生，這一事件也被稱為「特拉特洛爾克大屠殺」。
墨西哥女作家、記者埃琳娜·波尼亞托斯卡（Elena Poniatowska）在她的非虛構著作《特拉特洛爾克之夜（La Noche de Tlatelolco）》中採訪了數名親歷者。當時一名被抓捕的女大學生Ana Ignacia Rodríguez這樣說：
“他們抓我抓了三次……在大學城，他們想抓誰就抓誰，不尊重任何人。我們女孩精神非常好，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逮捕我們；我們關心的是我們的同志，那些人不會對他們做任何事情。我們互相募捐，買了雀巢牛奶和香菸送給他們，我們相信他們在聽我們說話，於是我們開始唱歌，為他們鼓勁，讓他們鼓起勇氣，知道他們並不孤單。”
在廣場上的女學生、女教師、女律師、母親們和各行各業的普通女性站在了一起，她們被動員了起來，尋求一種方法表達共同的的憤怒和傷痛，並將此轉化為社會變革的力量。在此之後的1970、1980年代，她們不僅參與了墨西哥民主化的重要抗爭，也將墨西哥女性運動真正組織成了有力的社會運動。
如今當選的墨西哥新總統辛鮑姆受到了1968年學運的直接影響。她的父母是運動的參與者，而她本人也畢業於學生領袖集中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並於畢業後長期在母校任教。80年代，她本人在美國留學期間，參與了對時任總統薩林納斯賄選的抗議活動。她的青年時期，也是女性主義在墨西哥廣泛活躍的時期，因為70到80年代墨西哥進入了城鎮化和工業化，而女性就業機會的增加相應的逐漸凸顯出女性在城市生活和職業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1970年代，多個女性組織如「全國婦女運動（Movimiento Nacional de Mujeres）」、「婦女團結行動（Mujeres en Acción Solidaria）」、」婦女解放運動（Movimiento de Liberación de la Mujer）」等各種民間組織，在墨西哥各大城市涌現。來自這些組織的代表又以「女性主義婦女聯盟（Coalición de Mujeres Feministas）」、「全國女性解放和權益陣線（Frente Nacional por la Liberación y los Derechos de las Mujeres）」的名義向國會提交了一系列立法提案，事關女性的生育自由和反性侵等權利。女性知識分子們還創辦了雜誌《FEM》，女性主義在大學校園中的討論變得更加活躍。這一批知識分子作為聯通過去「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成果和當下更加平民化、大衆化的女性主義訴求的橋樑，拓展了女性主義的議程和視野。
1980年，墨西哥城召開全國女性大會。這一時期的墨西哥女性運動參與者明確意識到，性別議題和各個維度的社會議題是相互糾纏、相互影響的，女性工會成員也開始積極推動職場女性爭取權益。同時期，原住民的女性運動開始有所發展。
1985年9月，一場8.1級地震襲擊了墨西哥。當政的PRI政府在災後救援、重建過程中的低效，以及救災時期基本社會服務的缺位，讓民衆對政府的信心再度受到衝擊，也催生了墨西哥公民社會強大的自組織能力和「自治」意識。大量民間力量被動員起來實施重建，而在這些提供食物、兒童照料、社區支持的人群中，女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們也開始與來自民間的自組織力量深深綁定。
1994年是墨西哥現代歷史上無法繞過的一年。這一年，墨西哥加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正式生效，墨國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貿易不再需要關稅。就在NAFTA生效的同一天，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一支名叫「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的游擊隊發布了宣戰布告，在墨西哥掀起了一場革命。同一年，由於財政赤字高企，投資者信心下降，墨西哥的貨幣遭到毀滅性打擊。12月，墨西哥政府將比索貶值15%，大量資本外逃，連帶影響到幾個拉美主要經濟體的貨幣同時貶值，這一事件被稱為「龍舌蘭危機」。而這一年，也是華雷斯成為焦點的第二年。
其中，繼承了墨西哥革命中的南部農民領袖艾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的名字的EZLN，幾乎全部由原住民組成，旨在抗爭政府和跨國公司對原住民土地的侵佔。他們旗幟鮮明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要求構建平等和多元的決策機制，並主張女性全面參與政治決策。至今，EZLN仍然在恰帕斯州保有部分土地和軍事存在，不僅是美洲最有影響力的原住民運動、革命之一，在全球範圍內也影響頗深，EZLN的長期存在使得「抗爭」已經成為了一種常態和生活方式。
EZLN成員有一大部分是原住民女性，根據組織的基本法規之一《女性革命法》，女性有權參與革命鬥爭、擔任領導人職位、選擇伴侶、不受不正當對待。無論是90年代的EZLN薩帕塔武裝，還是今天已經基本去暴力化的薩帕塔社區，女性的參與和領導都是這一組織發展和存續的基礎，它根植於這一原住民社區的信念當中。90年代的EZLN有三分之一的女性軍人，並有7名女性指揮官（Comandanta）；首位在墨西哥城露面的EZLN領袖就是指揮官拉蒙娜（Comandanta Ramona），一名瑪雅原住民女性。拉蒙娜也是推動《女性革命法》出台的主要人物。
在同一時期，這些草根的女性力量也開始影響墨西哥體制政治。墨西哥政府在1996年成立「國家女性項目（PRONAM）」，主導墨西哥女性政策的制定，推動墨西哥社會的兩性平等、處理性別暴力和女性生殖健康等。此後，PRONAM更名為「國家女性機構（Inmujeres）」，成為了隸屬於墨西哥政府的永久機構，1997年墨西哥衆議院還成立了性別平等委員會（Committee for Gender Equality），至此，在行政和立法兩個部門，墨西哥都擁有了與女性政策直接相關的機構。
當墨西哥陷入20世紀末空前的政治動盪中時，墨西哥女性在體制政治的參與則開始迅速發展。1996年，墨西哥引入了「性別配額」法案，要求各政黨在提名國會議員候選人時必須包含30%的女性。2002年，這個配額提升到了40%。2014年，墨西哥推出了一項憲法修正案，將性別配額提升到50%，正式實行性別均等。到了2019年，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也被要求實行性別均等。
暴力文化、性別暴力，以及新一代女性運動
教授說：在這個國家當犯罪學專家如同在北極研究密碼。如同在有戀童癖犯人的牢房裏當男童。就如同在聾子國度裏當嘮叨鬼。就如同在亞馬遜女人部落裏用避孕套。如果說他們侮辱了你，你慢慢就習慣了。
—羅貝托·波拉尼奧，《2666》
但在辛鮑姆的身後，也是千千萬萬沒有得到正義的女性受害者，與她們的朋友、姐妹、母親。在墨西哥以及整個美洲，厭女文化和長達幾十年的性別暴力都極其嚴重。
2020年，紀錄片《一名母親的三重死亡》在Netflix上線。這部紀錄片講述了來自華雷斯的母親瑪麗亞·埃斯科維多的故事：她的女兒露比在十五歲的年紀被男友塞爾吉奧謀殺。死前，露比已經為塞爾吉奧誕下一個孩子，而塞爾吉奧殺死露比後將她的遺體拋棄在垃圾填埋場。
瑪麗亞·埃斯科維多對塞爾吉奧提出訴訟，但在塞爾吉奧已經當庭向瑪麗亞道歉的情況下，一審結果卻是無罪釋放。瑪麗亞從此開啟長達數年的遊行和抗議，她的足跡遍布墨西哥全國各地，但最後的結果卻是，某年聖誕夜她在州政府門口被公然槍殺。而她的訴訟對象塞爾吉奧死於一場毒販槍戰，直到最後也沒有為其罪行服刑。
從90年代開始的數十年時間裏，華雷斯儼然成為了墨西哥的女性墳場。1993到1999年的7年內，有162名女性在華雷斯被殺害，110名受害者不滿30歲。在這其中10歲以下的女童有6名，20歲以下的少女有55名。她們中的很多人是工廠女工，大部分人死前遭受過強姦。
華雷斯的女人和女孩們在這裏遭遇的悲劇恰恰與墨西哥在同一時期的經濟機遇殘酷地交織在一起。1994年NAFTA正式生效前後，墨西哥邊境地區涌現出了大量代工廠（maquiladora），它們的主要功能是為邊境以北的美加企業提供廉價勞動力。家電、電子零部件、服裝企業開始在華雷斯等邊境城市廣泛招工，大量女性進入了工廠的生產線。
然而，墨西哥社會——特別是墨西哥北部深受「男主外、女主內」思想影響——顯然還沒有做好準備迎接女性在經濟上的全新競爭力。女性走上生產線，不再整日呆在家裏，開始像男人們一樣養家餬口，甚至，由於工種的特殊需求，一些女性的收入超過了男性。在那些新興工業欣欣向榮的城市，家庭衝突開始浮現，不久之後，女性的屍體開始出現在公路兩旁和曠野之中。
最初的觀察者顯然沒有捕捉到、或者拒絕捕捉性別暴力背後深刻的恐慌情緒。過去的一些評論和分析將女性的死亡歸咎於情感糾紛、家庭不和等原因，這些評論顯然忽視了暴力的經濟背景，忽視了「女性如今可以賺錢」這一本該標誌着社會進步的事實，不幸成為了她們被害的原因。
經濟巨變僅僅是啓動了這一惡性循環，在此之後的數十年間，讓殺害女性真正成為了一種文化、一種頑疾的則是政治的力量：司法系統的失靈。前文中塞爾吉奧的情況並非個例。殺害女性的兇手們一次又一次被無罪釋放，向潛在的加害者們釋放着一個信號：殺害女性並不需要承擔太多後果，有時甚至不用承擔任何後果。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殺害女性案件面臨立案難、取證難、缺少支持女性的法律資源、以及司法管轄權混亂等一系列問題問題。「殺害婦女罪」在墨西哥刑法中被正式定義是2012年，在此之前，大量的殺害女性案件被歸類至「兇殺案」的大類，而兇殺案又分為槍擊案和其他工具作案。槍擊案由於涉及到非法持有武器罪，大部分時候需要考慮有組織犯罪的滲透，需要上報聯邦法院裁決，而其他工具作案的兇殺案件則由州法院管轄。
在「殺害婦女罪」被清晰定義之前，對於此類案件的判決很難找到明確的先例，而就算在法律定義出現之後，不同地區之間在案件歸類上的不統一也讓很多性別犯罪案件石沉大海。
由於性別犯罪的特殊性、確立證據鏈的複雜性、甚至可能涉及到聯邦和州法院辦案權的衝突，如果沒有強力的法律援助或者司法資源支持，尋求訴訟和公正裁決的受害者家人們往往要經歷一場沒有結果的苦戰。
在為華雷斯被害女性爭取正義的各方力量中，新聞媒體起了重要的作用。地方和全國媒體的廣泛報道讓華雷斯的案件獲得了墨西哥全國、甚至國際範圍內的關注。記者塞爾吉奧·岡薩雷斯（Sergio González）在2002年出版的《荒野遺骨（Huesos En El Desierto）》一書以非虛構的形式詳細記錄了華雷斯殺害女性犯罪的始末。其中，可能最令人扼腕的並非暴力本身，而是政府和僱主對待性別暴力輕描淡寫的態度，繁瑣、官僚的司法流程讓追求正義的代價高昂，最終導致無人可以對暴力問責，罪犯逍遙法外，女性的性命則無人問津。
此後的20餘年間，媒體和女性運動參與者在墨西哥不斷推動「殺害婦女」這一概念的傳播。這一階段，解決性別暴力問題也成為了墨西哥女性運動的主要訴求。
2007年，墨西哥正式將「殺害婦女罪」寫入法律條文，2012年「殺害婦女罪」正式入刑，墨西哥開始統計符合該犯罪的案件數量。墨西哥法律將殺害婦女定義為「出於性別原因剝奪婦女生命」的犯罪。在「性別原因」的法律解釋中，法條列出幾種判斷依據：受害人有遭受任何形式性暴力的跡象；證明存在與犯罪行為有關的直接或間接威脅、騷擾或傷害；行為人與受害人之間存在血緣或姻親關係，或雙方之間存在任何事實上的關係；受害者屍體在公共場所被暴露、拋擲、存放或展示；等等。
但遺憾的是，法律條文的批准和生效相對於性別犯罪的迅速蔓延還是晚了一步。此時在墨西哥，對女性的性別犯罪已經如同瘟疫一樣傳播到了墨西哥各個角落，它已經不再是華雷斯或者邊境地區的特殊現象。
2017年，在位於首都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UNAM）校園內，人們在一間電話亭裏發現了22歲的萊斯比·里維拉·奧索里奧（Lesvy BerlÍn Rivera Osorio）的屍體，她的脖子上纏着電話線，死於窒息。她的男友埃爾南德斯被監控拍到毆打萊斯利，與她一起進入電話亭，並在事發後獨自走出電話亭，隨後被定為嫌疑人。萊斯比在大學校園內殞命一事迅速掀起了大學和墨西哥城內的激烈抗議。
檢察官隨後發布社交媒體稱，萊斯比在事發時「醉酒、吸毒、且並非學生身份」，以譴責受害者的手段推諉對案件的深入調查，甚至一度試圖將案件定性為自殺。在萊斯比家人的堅持和多方施壓下，司法部門才轉而將案件作為「殺害婦女案」展開調查和審判。最終，埃爾南德斯獲刑45年。對於受害者的家庭來說，這一量刑可以說是杯水車薪，但在墨西哥，令人遺憾的事實是，兇手最終能以殺害婦女罪獲刑已經是難得的正義。
女總統能改善殺害女性現象嗎？
在女性政客不斷在墨西哥體制政治內嶄露頭角的今天，墨西哥各地的普通女性還在不斷死去——很難說究竟是隨着時間推移有更多的女性被害，還是過去的數據沒能準確反映性別暴力的現實。根據墨西哥政府數據，2021年是迄今為止殺害婦女案件最高發的一年，全年有1004名婦女因性別原因受害身亡。今年5月為止，死於殺害婦女案件者已經達到331名女性，其中新萊昂州受害者最多。
辛鮑姆上台後，有評論稱她的性別政策將會是她與前任洛佩斯政府最大的區別。在辛鮑姆的執政計劃中，她提出了一些具體政策，比如原則上將每一起有女性死亡的罪案都作為性別犯罪開展調查；設立全國婦女SOS熱線，與報警電話綁定；重新梳理殺害女性罪的刑事定義，避免性別犯罪和有組織犯罪混淆；以及最重要的，提出在2030年前將全國殺害女性犯罪率降低30%。
作為墨西哥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辛鮑姆的政策倡議固然十分誘人，但在更現實主義的視角下，我們也會發現辛鮑姆在其最近的執政經歷中，也就是其擔任墨西哥城市長期間，並沒能有效遏制殺害婦女犯罪。墨西哥媒體Animal Politico就指出，辛鮑姆號稱在自己和盟友巴特斯任上，墨西哥城的殺害婦女犯罪率下降了37%-40%，但該項數據有被故意操縱的嫌疑（2018年12月比對2024年2月）。考慮以年份為單位的完整統計（2018-2023年），這一數據實際上升了29%。
在辛鮑姆身後，站着墨西哥新崛起的一衆女性政客，她們在國會、地方議會和政府都佔有一席之地。辛鮑姆的當選是一個里程碑，它是女性參與墨西哥公民社會、草根女性運動和體制政治的階段性成果。但是，一位女性總統並不意味着女性主義政治的最終勝利；事實上，提倡女性主義政策的女性政治領袖反而面臨更大的風險，尤其是在一個性別問題依然相當割裂、相當敏感的國家。墨西哥的女性運動和女性政治參與者們對辛鮑姆的承諾只能抱有謹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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