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人起身，看看手表。 其中一个主管说：救护车来晚了。 警察说：会淮时到的。 一位主管说：好了，那您负责一切，对吧？ 警察说：是的，是我。 主管递过来一张钞票。 警察接过来，揣进制服口袋里了。 当天夜里，女尸被放进圣特莱莎医院的冷库里。 第二天，法医助手对她进行了验尸。 她是被勒死的。 被强奸过。 法医助手写道：阴道和肛门有撕裂伤，怀孕五个月。”
—罗贝托·波拉尼奥，《2666》
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笔下的圣特雷莎城是一座弥漫血腥气的罪恶之城。 在《2666》书中“罪行”这一章节的伊始，一名13岁的少女死在荒地里。 此后又有无数女性葬身于此，而面对触目惊心的死亡，政府官员、警察、公司主管们几乎无动于衷。
《2666》书中的圣特雷莎城被广泛认为是墨西哥北部的华雷斯。 华雷斯与美国接壤，多年以来更是墨西哥重量级贩毒集团之一：“华雷斯集团”的“首都”。 这里有一座“秘密墓园”，它专为死于华雷斯的女性而设，几十个十字架上涂满了代表墨西哥反性别暴力、反杀害女性的粉红色，矗立在荒野中。
华雷斯杀害女性案件，闻名于1993年，当年有11名女性被集中杀害，后来的十年间更有超过百名女性被害，令人注目。 这座小城也是整个拉丁美洲女性屠杀现象的缩影。 以至在2012年，墨西哥成为第一个在联邦刑法中将杀害女性罪定为刑事犯罪的国家。
而30年后，今年的10月1日，墨西哥历史上第一名女性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正式宣誓就职，她也是墨西哥民主化以来得票率最高的总统，在6月2日的大选中获得59%的选票支持，超越了她的前任、政治明星洛佩斯（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但这绝不代表墨西哥女性运动抵达了最终的胜利。 相反，它是另一个起点，因为它将墨西哥女性政治崛起的成果、和女性权利长期受到漠视与侵害的矛盾事实，同时放在了聚光灯下。
女性政治参与的历史
辛鲍姆并不如2000年初“粉红浪潮”的女性政治领袖一般“孤军奋战”; 那时的拉美，虽然涌现出一批女性出任国家元首，但在国会和基层政治中却鲜少有女性的身影。 现在的墨西哥，俨然已经成为了整个美洲体制政治中女性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尽管在运动参与者和历史研究者看来，墨西哥女性运动的脉络有所区分，但是墨西哥女性运动的诉求是相互交织的：草根的女性主义哺育了体制政治中的女性力量，而进入体制政治的女性又推动着响应普通女性诉求的法案。 回顾墨西哥女性权益史，几个重要的分水岭分别是1910年-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1968年墨西哥学运、和1994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革。
1910年革命的前夜，墨西哥正在经历一场军阀统治。 时任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是墨西哥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统，掌权超过35年。 迪亚斯政权的黄金时期大大促进了墨西哥经济和基建发展，但到了晚期，他本人对权力的迷恋使得他一再操纵选举、镇压反对声音。 而由于对西方资本和西式文化的推崇，国内贫富差距逐渐达到了临界点，土地和劳工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 这催生了墨西哥革命，对墨西哥军阀、权贵政治进行了一次大洗牌，多个地区爆发的武装起义造成了墨西哥联邦军队的崩溃，建立了新的革命军和新的政党——也就是后来的革命制度党（PRI）。 革命后诞生的墨西哥《宪法》也确立了墨西哥作为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框架。
在席卷全墨的革命时期，许多女性首次得以进入公共生活。 出于武装斗争的需要，当时的女性走出了家庭，扮演诸如护士、洗衣员、厨师的职业角色，还有不少女性走上战场与男人一起战斗、或者承担间谍的工作。 丰富的公共参与使得墨西哥女性不再满足于做家庭主妇，她们开始有组织地要求一系列女性权益，从离婚权，教育权，同工同酬，到参政和投票权。 1915年，墨西哥女性获得离婚权，1917年的墨西哥则将两性关系同工同酬写入宪法，但墨西哥女性正式获得投票权却要等到40余年后的1953年。
如果说革命时期是墨西哥女性意识的萌芽，1968年的学运则使得女性运动和左翼政治结下深刻联盟，成为接下来墨西哥女性更广泛地参与政治和权益抗争的序章。
墨西哥革命后诞生的革命制度党（PRI）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中迅速成长为墨西哥第一大党，借由革命的影响力在地区和中央政府中建立了深厚的执政基础。 墨西哥在1917年宪法中规定总统不可竞选连任，但在PRI逐渐稳固其执政基础后，却形成了事实上的一党独裁。 在长达70年的时间中，墨西哥的每一任总统都出自PRI，但到后来，曾在迪亚斯时代出现过的政治顽疾：腐败、裙带关系、贿选和操纵选举以及对反对派的镇压和噤声，又一一重现在PRI政府上。
1968年10月2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和其他国内高校的学生、教师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克（Tlaltelolco）的三种文化广场上举行集会，要求民主改革和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 彼时，墨西哥即将举办奥运会，政府因此对学生抗议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 当晚，墨西哥军警包围广场并对示威者开火。 根据官方数据，死于此次镇压的抗议者人数在30-40人之间，但民间统计表示有数百人因此丧生，这一事件也被称为“特拉特洛尔克大屠杀”。
墨西哥女作家、记者埃琳娜·波尼亚托斯卡（Elena Poniatowska）在她的非虚构著作《特拉特洛尔克之夜（La Noche de Tlatelolco）》中采访了数名亲历者。 当时一名被抓捕的女大学生Ana Ignacia Rodríguez这样说：
“他们抓我抓了三次...... 在大学城，他们想抓谁就抓谁，不尊重任何人。 我们女孩精神非常好，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逮捕我们; 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同志，那些人不会对他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互相募捐，买了雀巢牛奶和香烟送给他们，我们相信他们在听我们说话，于是我们开始唱歌，为他们鼓劲，让他们鼓起勇气，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
在广场上的女学生、女教师、女律师、母亲们和各行各业的普通女性站在了一起，她们被动员了起来，寻求一种方法表达共同的的愤怒和伤痛，并将此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力量。 在此之后的1970、1980年代，她们不仅参与了墨西哥民主化的重要抗争，也将墨西哥女性运动真正组织成了有力的社会运动。
如今当选的墨西哥新总统辛鲍姆受到了1968年学运的直接影响。 她的父母是运动的参与者，而她本人也毕业于学生领袖集中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并于毕业后长期在母校任教。 80年代，她本人在美国留学期间，参与了对时任总统萨林纳斯贿选的抗议活动。 她的青年时期，也是女性主义在墨西哥广泛活跃的时期，因为70到80年代墨西哥进入了城镇化和工业化，而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相应的逐渐凸显出女性在城市生活和职业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1970年代，多个女性组织如全国妇女运动（Movimiento Nacional de Mujeres）、妇女团结行动（Mujeres en Acción Solidaria）、妇女解放运动（Movimiento de Liberación de la Mujer）”等各种民间组织，在墨西哥各大城市涌现。 来自这些组织的代表又以“女性主义妇女联盟（Coalición de Mujeres Feministas）”、“全国女性解放和权益阵线（Frente Nacional por la Liberación y los Derechos de las Mujeres）”的名义向国会提交了一系列立法提案，事关女性的生育自由和反性侵等权利。 女性知识分子们还创办了杂志《FEM》，女性主义在大学校园中的讨论变得更加活跃。 这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联通过去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成果和当下更加平民化、大众化的女性主义诉求的桥梁，拓展了女性主义的议程和视野。
1980年，墨西哥城召开全国女性大会。 这一时期的墨西哥女性运动参与者明确意识到，性别议题和各个维度的社会议题是相互纠缠、相互影响的，女性工会成员也开始积极推动职场女性争取权益。 同时期，原住民的女性运动开始有所发展。
1985年9月，一场8.1级地震袭击了墨西哥。 当政的PRI政府在灾后救援、重建过程中的低效，以及救灾时期基本社会服务的缺位，让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再度受到冲击，也催生了墨西哥公民社会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治意识。 大量民间力量被动员起来实施重建，而在这些提供食物、儿童照料、社区支持的人群中，女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也开始与来自民间的自组织力量深深绑定。
1994年是墨西哥现代历史上无法绕过的一年。 这一年，墨西哥加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式生效，墨国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贸易不再需要关税。 就在NAFTA生效的同一天，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一支名叫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游击队发布了宣战布告，在墨西哥掀起了一场革命。 同一年，由于财政赤字高企，投资者信心下降，墨西哥的货币遭到毁灭性打击。 12月，墨西哥政府将比索贬值15%，大量资本外逃，连带影响到几个拉美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同时贬值，这一事件被称为龙舌兰危机。 而这一年，也是华雷斯成为焦点的第二年。
其中，继承了墨西哥革命中的南部农民领袖艾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的名字的EZLN，几乎全部由原住民组成，旨在抗争政府和跨国公司对原住民土地的侵占。 他们旗帜鲜明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要求构建平等和多元的决策机制，并主张女性全面参与政治决策。 至今，EZLN仍然在恰帕斯州保有部分土地和军事存在，不仅是美洲最有影响力的原住民运动、革命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也影响颇深，EZLN的长期存在使得“抗争”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和生活方式。
EZLN成员有一大部分是原住民女性，根据组织的基本法规之一《女性革命法》，女性有权参与革命斗争、担任领导人职位、选择伴侣、不受不正当对待。 无论是90年代的EZLN萨帕塔武装，还是今天已经基本去暴力化的萨帕塔社区，女性的参与和领导都是这一组织发展和存续的基础，它根植于这一原住民社区的信念当中。 90年代的EZLN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军人，并有7名女性指挥官（Comandanta）; 首位在墨西哥城露面的EZLN领袖就是指挥官拉蒙娜（Comandanta Ramona），一名玛雅原住民女性。 拉蒙娜也是推动《女性革命法》出台的主要人物。
在同一时期，这些草根的女性力量也开始影响墨西哥体制政治。 墨西哥政府在1996年成立“国家女性项目（PRONAM）”，主导墨西哥女性政策的制定，推动墨西哥社会的两性平等、处理性别暴力和女性生殖健康等。 此后，PRONAM更名为“国家女性机构（Inmujeres）”，成为了隶属于墨西哥政府的永久机构，1997年墨西哥众议院还成立了性别平等委员会（Committee for Gender Equality），至此，在行政和立法两个部门，墨西哥都拥有了与女性政策直接相关的机构。
当墨西哥陷入20世纪末空前的政治动荡中时，墨西哥女性在体制政治的参与则开始迅速发展。 1996年，墨西哥引入了“性别配额”法案，要求各政党在提名国会议员候选人时必须包含30%的女性。 2002年，这个配额提升到了40%。 2014年，墨西哥推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将性别配额提升到50%，正式实行性别均等。 到了2019年，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也被要求实行性别均等。
暴力文化、性别暴力，以及新一代女性运动
教授说：在这个国家当犯罪学专家如同在北极研究密码。 如同在有恋童癖犯人的牢房里当男童。 就如同在聋子国度里当唠叨鬼。 就如同在亚马逊女人部落里用避孕套。 如果说他们侮辱了你，你慢慢就习惯了。
—罗贝托·波拉尼奥，《2666》
但在辛鲍姆的身后，也是千千万万没有得到正义的女性受害者，与她们的朋友、姐妹、母亲。 在墨西哥以及整个美洲，厌女文化和长达几十年的性别暴力都极其严重。
2020年，纪录片《一名母亲的三重死亡》在Netflix上线。 这部纪录片讲述了来自华雷斯的母亲玛丽亚·埃斯科维多的故事：她的女儿露比在十五岁的年纪被男友塞尔吉奥谋杀。 死前，露比已经为塞尔吉奥诞下一个孩子，而塞尔吉奥杀死露比后将她的遗体抛弃在垃圾填埋场。
玛丽亚·埃斯科维多对塞尔吉奥提出诉讼，但在塞尔吉奥已经当庭向玛丽亚道歉的情况下，一审结果却是无罪释放。 玛丽亚从此开启长达数年的游行和抗议，她的足迹遍布墨西哥全国各地，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某年圣诞夜她在州政府门口被公然枪杀。 而她的诉讼对象塞尔吉奥死于一场毒贩枪战，直到最后也没有为其罪行服刑。
从90年代开始的数十年时间里，华雷斯俨然成为了墨西哥的女性坟场。 1993到1999年的7年内，有162名女性在华雷斯被杀害，110名受害者不满30岁。 在这其中10岁以下的女童有6名，20岁以下的少女有55名。 她们中的很多人是工厂女工，大部分人死前遭受过强奸。
华雷斯的女人和女孩们在这里遭遇的悲剧恰恰与墨西哥在同一时期的经济机遇残酷地交织在一起。 1994年NAFTA正式生效前后，墨西哥边境地区涌现出了大量代工厂（maquiladora），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为边境以北的美加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 家电、电子零部件、服装企业开始在华雷斯等边境城市广泛招工，大量女性进入了工厂的生产线。
然而，墨西哥社会——特别是墨西哥北部深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女性在经济上的全新竞争力。 女性走上生产线，不再整日呆在家里，开始像男人们一样养家飚口，甚至，由于工种的特殊需求，一些女性的收入超过了男性。 在那些新兴工业欣欣向荣的城市，家庭冲突开始浮现，不久之后，女性的尸体开始出现在公路两旁和旷野之中。
最初的观察者显然没有捕捉到、或者拒绝捕捉性别暴力背后深刻的恐慌情绪。 过去的一些评论和分析将女性的死亡归咎于情感纠纷、家庭不和等原因，这些评论显然忽视了暴力的经济背景，忽视了“女性如今可以赚钱”这一本该标志着社会进步的事实，不幸成为了她们被害的原因。
经济巨变仅仅是启动了这一恶性循环，在此之后的数十年间，让杀害女性真正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顽疾的则是政治的力量：司法系统的失灵。 前文中塞尔吉奥的情况并非个例。 杀害女性的凶手们一次又一次被无罪释放，向潜在的加害者们释放着一个信号：杀害女性并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有时甚至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杀害女性案件面临立案难、取证难、缺少支持女性的法律资源、以及司法管辖权混乱等一系列问题问题。 “杀害妇女罪”在墨西哥刑法中被正式定义是2012年，在此之前，大量的杀害女性案件被归类至“凶杀案”的大类，而凶杀案又分为枪击案和其他工具作案。 枪击案由于涉及到非法持有武器罪，大部分时候需要考虑有组织犯罪的渗透，需要上报联邦法院裁决，而其他工具作案的凶杀案件则由州法院管辖。
在“杀害妇女罪”被清晰定义之前，对于此类案件的判决很难找到明确的先例，而就算在法律定义出现之后，不同地区之间在案件归类上的不统一也让很多性别犯罪案件石沉大海。
由于性别犯罪的特殊性、确立证据链的复杂性、甚至可能涉及到联邦和州法院办案权的冲突，如果没有强力的法律援助或者司法资源支持，寻求诉讼和公正裁决的受害者家人们往往要经历一场没有结果的苦战。
在为华雷斯被害女性争取正义的各方力量中，新闻媒体起了重要的作用。 地方和全国媒体的广泛报道让华雷斯的案件获得了墨西哥全国、甚至国际范围内的关注。 记者塞尔吉奥·冈萨雷斯（Sergio González）在2002年出版的《荒野遗骨（Huesos En El Desierto）》一书以非虚构的形式详细记录了华雷斯杀害女性犯罪的始末。 其中，可能最令人扼腕的并非暴力本身，而是政府和雇主对待性别暴力轻描淡写的态度，繁琐、官僚的司法流程让追求正义的代价高昂，最终导致无人可以对暴力问责，罪犯逍遥法外，女性的性命则无人问津。
此后的20余年间，媒体和女性运动参与者在墨西哥不断推动杀害妇女这一概念的传播。 这一阶段，解决性别暴力问题也成为了墨西哥女性运动的主要诉求。
2007年，墨西哥正式将杀害妇女罪写入法律条文，2012年杀害妇女罪正式入刑，墨西哥开始统计符合该犯罪的案件数量。 墨西哥法律将杀害妇女定义为出于性别原因剥夺妇女生命的犯罪。 在“性别原因”的法律解释中，法条列出几种判断依据：受害人有遭受任何形式性暴力的迹象; 证明存在与犯罪行为有关的直接或间接威胁、骚扰或伤害; 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血缘或姻亲关系，或双方之间存在任何事实上的关系; 受害者尸体在公共场所被暴露、抛掷、存放或展示; 等等。
但遗憾的是，法律条文的批准和生效相对于性别犯罪的迅速蔓延还是晚了一步。 此时在墨西哥，对女性的性别犯罪已经如同瘟疫一样传播到了墨西哥各个角落，它已经不再是华雷斯或者边境地区的特殊现象。
2017年，在位于首都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校园内，人们在一间电话亭里发现了22岁的莱斯比·里维拉·奥索里奥（Lesvy BerlÍn Rivera Osorio）的尸体，她的脖子上缠着电话线，死于窒息。 她的男友埃尔南德斯被监控拍到殴打莱斯利，与她一起进入电话亭，并在事发后独自走出电话亭，随后被定为嫌疑人。 莱斯比在大学校园内殒命一事迅速掀起了大学和墨西哥城内的激烈抗议。
检察官随后发布社交媒体称，莱斯比在事发时“醉酒、吸毒、且并非学生身份”，以谴责受害者的手段推诿对案件的深入调查，甚至一度试图将案件定性为自杀。 在莱斯比家人的坚持和多方施压下，司法部门才转而将案件作为“杀害妇女案”展开调查和审判。 最终，埃尔南德斯获刑45年。 对于受害者的家庭来说，这一量刑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但在墨西哥，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凶手最终能以杀害妇女罪获刑已经是难得的正义。
女总统能改善杀害女性现象吗？
在女性政客不断在墨西哥体制政治内崭露头角的今天，墨西哥各地的普通女性还在不断死去——很难说究竟是随着时间推移有更多的女性被害，还是过去的数据没能准确反映性别暴力的现实。 根据墨西哥政府数据，2021年是迄今为止杀害妇女案件最高发的一年，全年有1004名妇女因性别原因受害身亡。 今年5月为止，死于杀害妇女案件者已经达到331名女性，其中新莱昂州受害者最多。
辛鲍姆上台后，有评论称她的性别政策将会是她与前任洛佩斯政府最大的区别。 在辛鲍姆的执政计划中，她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比如原则上将每一起有女性死亡的罪案都作为性别犯罪开展调查; 设立全国妇女SOS热线，与报警电话绑定; 重新梳理杀害女性罪的刑事定义，避免性别犯罪和有组织犯罪混淆; 以及最重要的，提出在2030年前将全国杀害女性犯罪率降低30%。
作为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辛鲍姆的政策倡议固然十分诱人，但在更现实主义的视角下，我们也会发现辛鲍姆在其最近的执政经历中，也就是其担任墨西哥城市长期间，并没能有效遏制杀害妇女犯罪。 墨西哥媒体Animal Politico就指出，辛鲍姆号称在自己和盟友巴特斯任上，墨西哥城的杀害妇女犯罪率下降了%-40%，但该项数据有被故意操纵的嫌疑（2018年12月比对2024年2月）。 考虑以年份为单位的完整统计（2018-2023年），这一数据实际上升了29%。
在辛鲍姆身后，站着墨西哥新崛起的一众女性政客，她们在国会、地方议会和政府都占有一席之地。 辛鲍姆的当选是一个里程碑，它是女性参与墨西哥公民社会、草根女性运动和体制政治的阶段性成果。 但是，一位女性总统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政治的最终胜利; 事实上，提倡女性主义政策的女性政治领袖反而面临更大的风险，尤其是在一个性别问题依然相当割裂、相当敏感的国家。 墨西哥的女性运动和女性政治参与者们对辛鲍姆的承诺只能抱有谨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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