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長衛的《刺蝟》，是繼《遇見你真好》（2018）之後他擔任導演的又一部長片。電影採用雙男主角色，由葛優及王俊凱領銜，塑造了王戰團和周正兩個無法與環境融合的邊緣人。瘋子和口吃，都是周圍人不解、嘲笑的對象，一老一小在親友的夾擊下成了親密戰友。顧長衛回歸他最擅長的畸零人主題，譜寫了一曲理想主義哀歌，卻簡化了「瘋癲」的內涵。
於世難容只有發瘋
周正的大姑父王戰團因為舉報主任走私，被關了兩個月禁閉，從此瘋掉，沒能見到的太平洋成為他心裡永遠的圖騰。他跟小外甥搶哨子，指揮刺蝟過馬路，把從房頂上跳下來當飛翔，在街頭狂奔追尋已逝去的棋友老賀，千言萬語匯成瘋狂吟誦的詩句：「我從荒野來/要到大海去/遠方的汽笛已經響起/生活卻攔住了我的去路」。葛優奉獻了令人嘆為觀止的表演，人物狀態介於「瘋迷」與「瘋狂」之間，很難判斷他是在反抗世俗還是已經失智，在街頭蹦跳著演唱《愛江山更愛美人》給這個人物平添了可愛詼諧。
「愛」掩飾了更尖銳的東西。電影在角色功能性上需要時要她們兜底，為了戲劇效果反手就把她們打成理想主義者的絆腳石；她們勉勵支撐生活最好不要瘋掉，因為沒有人給她們兜底。
王戰團在家庭中幾乎處於被隔絕的狀態，他的丈母娘勸女兒與王離婚，女兒不離但給王下安眠藥；周正的父母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兒子跟著這位姑父有個閃失。但周正和大姑父很親近。他口吃，被同學霸凌，被父母帶著四處求醫受折磨，成績不好被他們百般鄙薄；周正給唯一同情他的女同桌獻上王戰團的情詩，被班主任訓誡被父親追著打，走投無路要從陽台跳下去。王戰團是唯一不把周正看作怪胎的人，周正則是唯一願意聽王戰團講「海底兩萬里」故事的人。他們都沒有參加王戰團女兒王海鷗的婚禮，王戰團是怕給女兒丟人主動不去，周正是父親嫌他留級丟人不讓他去。兩個異類在樹頭乾杯汽水，爬上高高的煙囪看迎親車隊，遠遠眺望「婚禮」這一頗具標識性的世俗儀式，在精神上達成默契。
電影中出現了一個神婆角色，這是民間服膺的權威，用以體現秩序的壓迫。家裡人出於「為你好」的目的，請來了出馬仙趙老師給王戰團看病。趙老師逼著王戰團把女友的自殺攬到自己頭上，王似被馴服又似不服，問：「你姓趙，為啥你爹姓白？」趙老師又逼著周正認罪，承認忤逆父母。手持的木劍一下下打向周正，打得他牙齒鬆動、血淚橫流，要將他的個人意志碾為齏粉。不容置疑的逼問與審判足以喚起所有關於權力與規訓的記憶，周正在此時爆發出反權威的最強音：「我把你爹吃了！」
理想主義的道德淨化
《刺蝟》改編自鄭執的小說《仙症》，小說中的王戰團是個海軍潛艇兵，因為在運動中不肯站隊，在睡夢中卻把兩邊的人都罵了，被打為反革命。前未婚妻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父親被批鬥至死，母親逃跑被火車軋死，與當兵的王戰團失聯。找到他時，他已經和周正的大姑結婚。未婚妻嫁了個殺豬的，天天被打跳井自殺。
改換故事背景，將原本瘋癲的原因，由人性改為道德，抽離環境因素，泛化壓制機制，窄化了瘋癲的理由。電影重寫了王與未婚妻關係，重寫了他對李廣源的態度，修正強化了一種道德感，即王戰團其實是一個「好人」，因為不同流俗才被社會戕害至此。
王戰團被趙老師逼問出實情後每天向白三爺彙報思想反省錯誤，夢想能再次登船。追求王海鷗的李廣源不僅離過婚還大八歲，二十出頭就把不少大姑娘跳進了家。王海鷗拒絕他多次，為接近她，李廣源配藥讓她哄王戰團吃，令他腿根吃出一塊惡瘡，又說吃刺蝟可以治。王戰團最後在精神病院死於心梗。在趙老師威嚇毒打下，周正終於屈服認罪，向威權低頭。
電影改編做出了幾處重大改動。王戰團的故事背景被搬到改革開放之後，因揭發犯罪致病，與未婚妻的仳離改成女方嫌貧愛富所托非人。李廣源其實不賴，既沒有配藥故意接近王海鷗，也沒有出吃刺蝟的餿主意，只有王戰團可以不顧世俗偏見接納他，還多出一場婚禮顯示他並非不通人情。王懷念著辜負自己的女友，這些都塑造了他其實重情重義的形象。
改換故事背景，將原本瘋癲的原因，由人性改為道德，抽離環境因素，泛化壓制機制，窄化了瘋癲的理由。電影重寫了王與未婚妻關係，重寫了他對李廣源的態度，修正強化了一種道德感，即王戰團其實是一個「好人」，因為不同流俗才被社會戕害至此。但在小說中，王戰團是一個不能免俗，有著人性弱點的人，與未婚妻無所謂深情，僅為自保就付出了瘋癲的代價，對李廣源的認可也並不出於純粹的脫俗。他不僅是一個受害者，也是一個無意中會傷到他人的廢子，是嚴密社會程序中的亂碼。他的理想與世俗慾望混雜難分，總說一輩子就是順桿兒往上爬，爬到頂那天就是尖兒。周正認罪後，靈魂被木劍一劈兩半。屈服後的周正，在學業、事業上相繼獲得進展，還擁有了一個外籍未婚妻，再也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
電影把壓抑與疏離都具像化了，不斷出現「被卡住了」的台詞，卡住王戰團和周正的，是一個又一個具體的人：上司、妻子、父母、老師、同學，是維繫社會運行的規則與暴力，是其他人安之若素的常態，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親朋。
電影中的王戰團沒有死在精神病院，他逃了出來，游向心心念念的太平洋。周正也沒有被馴服，兩人以絕對追尋理想的方式，達到了「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的境界，這和小說中與世俗的取容是完全相反的。故事情節於是出現了矛盾：堅決不肯屈服的周正，是如何在世俗取得相對成功的？如果這種結果能夠實現，那故事前半所想講的，理想在現實中的困頓，是否就更多是個人的主觀因素，而非社會的一種結構問題？電影以報警結束衝突，趙老師被警察帶走，周正反威權的最強音，是在公權力的保護下達成的，簡直如同黑色幽默。
電影把壓抑與疏離都具像化了，不斷出現「被卡住了」的台詞，卡住王戰團和周正的，是一個又一個具體的人：上司、妻子、父母、老師、同學，是維繫社會運行的規則與暴力，是其他人安之若素的常態，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親朋。他倆則如同刺蝟，弱小無害，卻因為渾身長刺令人敬而遠之，發瘋成了唯一出路。
瘋癲背後的女人
社會對瘋癲通常存在兩種態度，一種是鄙視，一種是神話，兩種都是誤解。前者認為瘋癲者純是有病，後者認為世俗者全都有罪。當電影選擇第二種時，也就犧牲了王戰團周圍的其他人物。
小說中的大姑不願離婚，因為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也有不願承認家裡有個精神病人的面子心理，也許還有「從一而終」的心態作祟。她是婚姻的受害者，被王戰團的瘋癲和迷糊困住，也是無知覺瘋癲撕扯的一環。到了電影裏，她不願離婚的主要原因成了愛，這個角色和王戰團一樣被淨化了。於是，她也就成了卡住王戰團這個超凡脫俗之人的最大桎梏。電影用周正的視角審視她，看她向基督懺悔，不堪重負給王戰團下安眠藥，並自比潘金蓮，周正投之以最大的仇視，卻沒有給她的困境以更多體貼。故事最後安排她出家當居士來贖罪，要周正高高在上地原諒她。在書中眾人對李廣源的質疑並非沒有道理，王戰團至少沒能為女兒爭取利益。而電影為了顯示王戰團「脫俗」的正確，淨化了李廣源，教條化鞏固了「愛情」不容質疑的神聖地位，卻不肯深入其中的複雜，以及無法脫離現實的瑣屑。
電影的這些解讀和描寫，將瘋癲簡化為理想主義，對理想主義者過剩的同情、道德化的淨化拔升，強烈表達了價值觀與情緒，卻失去了生活更複雜的面貌。其他人成為俗氣的施壓者，他們為理想主義者吃的苦被弱化了。
周正遭受的打擊更多來自父親，嫌他丟人罵他打他，他的母親更像是一個在家裡話語權不夠的盲從者。但他事業小成歸來，一邊對著母親說「我不原諒」，轉頭就和真正壓迫他的父親在陽台上婉轉和解。小說中找了一個本土出生的外籍華人未婚妻卻只提外文名，其實這個人物除了和「我」親熱沒有別的功能；電影中乾脆改為混血兒，將男性意淫進一步推向頂峰。女同桌算是周正眼中難得的好女性，她沒有自己的人物線，功能就是關心他、保護他。同學的媽媽充滿了對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班主任則輕易對一點青春萌動就歇斯底里。周正獻給女同桌的詩給她也惹了禍，他一跑了之，電影極力渲染他的憤怒，女同桌從此被丟開，再也沒有出來過。
電影的這些解讀和描寫，將瘋癲簡化為理想主義，對理想主義者過剩的同情、道德化的淨化拔升，強烈表達了價值觀與情緒，卻失去了生活更複雜的面貌。其他人成為俗氣的施壓者，他們為理想主義者吃的苦被弱化了，尤其是王戰團的一雙兒女，完全被忽略了。女性成為秩序的代言人，電影想要寫人物的困境，卻在故事裡延續了對女人的偏見，對她們的處境失於體察。如果沒有大姑照顧王戰團的生活，如果沒有母親對父親的暴戾做緩衝，王戰團和周正的遭遇可能更糟，甚至活不下去。電影對這些細節和背景暗線完全不著筆墨，不去體現大姑寧肯折磨自己不離婚的根源是什麼？為什麼周正的母親只能屈從於丈夫的意志？「愛」掩飾了更尖銳的東西。電影在角色功能性上需要時要她們兜底，為了戲劇效果反手就把她們打成理想主義者的絆腳石；她們勉勵支撐生活最好不要瘋掉，因為沒有人給她們兜底。
《刺蝟》以大量符號和隱喻抒發了被現實卡住的憤懣，描摹了理想主義者所面臨的嚴酷現實，卻疏於關照其他人群，尤其是為這些反叛者托底的女性。複雜性的缺失削弱了理想主義的成色與厚度。當瘋癲被賦予道德意義，它對秩序的反詰被削弱了。以「理想主義」為準則區分出「對」與「錯」後，世界成了以「現實」為準則的反向版本，仍舊不脫二元對立，卻與「瘋癲」有悖，對應著不待見理想主義者，卻愛在文藝作品中推崇贊美的現實。女性的處境明明息息相關卻被忽略了，或許我們只能期待女性導演們的視角來觀察這一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