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的《刺猬》，是继《遇见你真好》（2018）之后他担任导演的又一部长片。电影采用双男主角色，由葛优及王俊凯领衔，塑造了王战团和周正两个无法与环境融合的边缘人。疯子和口吃，都是周围人不解、嘲笑的对象，一老一小在亲友的夹击下成了亲密战友。顾长卫回归他最擅长的畸零人主题，谱写了一曲理想主义哀歌，却简化了“疯癫”的内涵。
于世难容只有发疯
周正的大姑父王战团因为举报主任走私，被关了两个月禁闭，从此疯掉，没能见到的太平洋成为他心里永远的图腾。他跟小外甥抢哨子，指挥刺猬过马路，把从房顶上跳下来当飞翔，在街头狂奔追寻已逝去的棋友老贺，千言万语汇成疯狂吟诵的诗句：“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葛优奉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人物状态介于“疯迷”与“疯狂”之间，很难判断他是在反抗世俗还是已经失智，在街头蹦跳着演唱《爱江山更爱美人》给这个人物平添了可爱诙谐。
“爱”掩饰了更尖锐的东西。电影在角色功能性上需要时要她们兜底，为了戏剧效果反手就把她们打成理想主义者的绊脚石；她们勉励支撑生活最好不要疯掉，因为没有人给她们兜底。
王战团在家庭中几乎处于被隔绝的状态，他的丈母娘劝女儿与王离婚，女儿不离但给王下安眠药；周正的父母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儿子跟着这位姑父有个闪失。但周正和大姑父很亲近。他口吃，被同学霸凌，被父母带着四处求医受折磨，成绩不好被他们百般鄙薄；周正给唯一同情他的女同桌献上王战团的情诗，被班主任训诫被父亲追着打，走投无路要从阳台跳下去。王战团是唯一不把周正看作怪胎的人，周正则是唯一愿意听王战团讲“海底两万里”故事的人。他们都没有参加王战团女儿王海鸥的婚礼，王战团是怕给女儿丢人主动不去，周正是父亲嫌他留级丢人不让他去。两个异类在树头干杯汽水，爬上高高的烟囱看迎亲车队，远远眺望“婚礼”这一颇具标识性的世俗仪式，在精神上达成默契。
电影中出现了一个神婆角色，这是民间服膺的权威，用以体现秩序的压迫。家里人出于“为你好”的目的，请来了出马仙赵老师给王战团看病。赵老师逼着王战团把女友的自杀揽到自己头上，王似被驯服又似不服，问：“你姓赵，为啥你爹姓白？”赵老师又逼着周正认罪，承认忤逆父母。手持的木剑一下下打向周正，打得他牙齿松动、血泪横流，要将他的个人意志碾为齑粉。不容置疑的逼问与审判足以唤起所有关于权力与规训的记忆，周正在此时爆发出反权威的最强音：“我把你爹吃了！”
理想主义的道德净化
《刺猬》改编自郑执的小说《仙症》，小说中的王战团是个海军潜艇兵，因为在运动中不肯站队，在睡梦中却把两边的人都骂了，被打为反革命。前未婚妻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被批斗至死，母亲逃跑被火车轧死，与当兵的王战团失联。找到他时，他已经和周正的大姑结婚。未婚妻嫁了个杀猪的，天天被打跳井自杀。
改换故事背景，将原本疯癫的原因，由人性改为道德，抽离环境因素，泛化压制机制，窄化了疯癫的理由。电影重写了王与未婚妻关系，重写了他对李广源的态度，修正强化了一种道德感，即王战团其实是一个“好人”，因为不同流俗才被社会戕害至此。
王战团被赵老师逼问出实情后每天向白三爷汇报思想反省错误，梦想能再次登船。追求王海鸥的李广源不仅离过婚还大八岁，二十出头就把不少大姑娘跳进了家。王海鸥拒绝他多次，为接近她，李广源配药让她哄王战团吃，令他腿根吃出一块恶疮，又说吃刺猬可以治。王战团最后在精神病院死于心梗。在赵老师威吓毒打下，周正终于屈服认罪，向威权低头。
电影改编做出了几处重大改动。王战团的故事背景被搬到改革开放之后，因揭发犯罪致病，与未婚妻的仳离改成女方嫌贫爱富所托非人。李广源其实不赖，既没有配药故意接近王海鸥，也没有出吃刺猬的馊主意，只有王战团可以不顾世俗偏见接纳他，还多出一场婚礼显示他并非不通人情。王怀念着辜负自己的女友，这些都塑造了他其实重情重义的形象。
改换故事背景，将原本疯癫的原因，由人性改为道德，抽离环境因素，泛化压制机制，窄化了疯癫的理由。电影重写了王与未婚妻关系，重写了他对李广源的态度，修正强化了一种道德感，即王战团其实是一个“好人”，因为不同流俗才被社会戕害至此。但在小说中，王战团是一个不能免俗，有着人性弱点的人，与未婚妻无所谓深情，仅为自保就付出了疯癫的代价，对李广源的认可也并不出于纯粹的脱俗。他不仅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无意中会伤到他人的废子，是严密社会程序中的乱码。他的理想与世俗欲望混杂难分，总说一辈子就是顺杆儿往上爬，爬到顶那天就是尖儿。周正认罪后，灵魂被木剑一劈两半。屈服后的周正，在学业、事业上相继获得进展，还拥有了一个外籍未婚妻，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电影把压抑与疏离都具像化了，不断出现“被卡住了”的台词，卡住王战团和周正的，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上司、妻子、父母、老师、同学，是维系社会运行的规则与暴力，是其他人安之若素的常态，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亲朋。
电影中的王战团没有死在精神病院，他逃了出来，游向心心念念的太平洋。周正也没有被驯服，两人以绝对追寻理想的方式，达到了“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的境界，这和小说中与世俗的取容是完全相反的。故事情节于是出现了矛盾：坚决不肯屈服的周正，是如何在世俗取得相对成功的？如果这种结果能够实现，那故事前半所想讲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困顿，是否就更多是个人的主观因素，而非社会的一种结构问题？电影以报警结束冲突，赵老师被警察带走，周正反威权的最强音，是在公权力的保护下达成的，简直如同黑色幽默。
电影把压抑与疏离都具像化了，不断出现“被卡住了”的台词，卡住王战团和周正的，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上司、妻子、父母、老师、同学，是维系社会运行的规则与暴力，是其他人安之若素的常态，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亲朋。他俩则如同刺猬，弱小无害，却因为浑身长刺令人敬而远之，发疯成了唯一出路。
疯癫背后的女人
社会对疯癫通常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鄙视，一种是神话，两种都是误解。前者认为疯癫者纯是有病，后者认为世俗者全都有罪。当电影选择第二种时，也就牺牲了王战团周围的其他人物。
小说中的大姑不愿离婚，因为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也有不愿承认家里有个精神病人的面子心理，也许还有“从一而终”的心态作祟。她是婚姻的受害者，被王战团的疯癫和迷糊困住，也是无知觉疯癫撕扯的一环。到了电影里，她不愿离婚的主要原因成了爱，这个角色和王战团一样被净化了。于是，她也就成了卡住王战团这个超凡脱俗之人的最大桎梏。电影用周正的视角审视她，看她向基督忏悔，不堪重负给王战团下安眠药，并自比潘金莲，周正投之以最大的仇视，却没有给她的困境以更多体贴。故事最后安排她出家当居士来赎罪，要周正高高在上地原谅她。在书中众人对李广源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王战团至少没能为女儿争取利益。而电影为了显示王战团“脱俗”的正确，净化了李广源，教条化巩固了“爱情”不容质疑的神圣地位，却不肯深入其中的复杂，以及无法脱离现实的琐屑。
电影的这些解读和描写，将疯癫简化为理想主义，对理想主义者过剩的同情、道德化的净化拔升，强烈表达了价值观与情绪，却失去了生活更复杂的面貌。其他人成为俗气的施压者，他们为理想主义者吃的苦被弱化了。
周正遭受的打击更多来自父亲，嫌他丢人骂他打他，他的母亲更像是一个在家里话语权不够的盲从者。但他事业小成归来，一边对着母亲说“我不原谅”，转头就和真正压迫他的父亲在阳台上婉转和解。小说中找了一个本土出生的外籍华人未婚妻却只提外文名，其实这个人物除了和“我”亲热没有别的功能；电影中干脆改为混血儿，将男性意淫进一步推向顶峰。女同桌算是周正眼中难得的好女性，她没有自己的人物线，功能就是关心他、保护他。同学的妈妈充满了对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班主任则轻易对一点青春萌动就歇斯底里。周正献给女同桌的诗给她也惹了祸，他一跑了之，电影极力渲染他的愤怒，女同桌从此被丢开，再也没有出来过。
电影的这些解读和描写，将疯癫简化为理想主义，对理想主义者过剩的同情、道德化的净化拔升，强烈表达了价值观与情绪，却失去了生活更复杂的面貌。其他人成为俗气的施压者，他们为理想主义者吃的苦被弱化了，尤其是王战团的一双儿女，完全被忽略了。女性成为秩序的代言人，电影想要写人物的困境，却在故事里延续了对女人的偏见，对她们的处境失于体察。如果没有大姑照顾王战团的生活，如果没有母亲对父亲的暴戾做缓冲，王战团和周正的遭遇可能更糟，甚至活不下去。电影对这些细节和背景暗线完全不着笔墨，不去体现大姑宁肯折磨自己不离婚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周正的母亲只能屈从于丈夫的意志？“爱”掩饰了更尖锐的东西。电影在角色功能性上需要时要她们兜底，为了戏剧效果反手就把她们打成理想主义者的绊脚石；她们勉励支撑生活最好不要疯掉，因为没有人给她们兜底。
《刺猬》以大量符号和隐喻抒发了被现实卡住的愤懑，描摹了理想主义者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却疏于关照其他人群，尤其是为这些反叛者托底的女性。复杂性的缺失削弱了理想主义的成色与厚度。当疯癫被赋予道德意义，它对秩序的反诘被削弱了。以“理想主义”为准则区分出“对”与“错”后，世界成了以“现实”为准则的反向版本，仍旧不脱二元对立，却与“疯癫”有悖，对应着不待见理想主义者，却爱在文艺作品中推崇赞美的现实。女性的处境明明息息相关却被忽略了，或许我们只能期待女性导演们的视角来观察这一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