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當懲戒體系不正義：支持廢除警察、監獄的廢除主義，是如何發想和發生的？

（唐凌，以社會學為藝術，反之亦然。牛津博士，英國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社會學系老師。文章改寫自筆者在公開大學寫的教材，教育務必要開放（open）。）

【編者按】：端傳媒「女人沒有國家？」專欄，名字源於伍爾芙的一句話「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們保留了一個問號，希望能從問號出發，與你探討女性和國家的關係，聆聽離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經驗。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符雨欣。

本期介紹一種根植於交叉性女權思想的社會思潮：廢除主義。這一思潮旨在指出內涵於國家暴力系統中的暴力，質疑懲誡體系的不正義性，並提出與「囚禁」相反思路的社會變革。它不僅僅是只看到女性的，也是看到種族、資本主義、酷兒等問題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思警權濫用、國家暴力的時候，這一思潮 think out of the box，提出新的視角。主張這一思潮的學者和行動者也大多數是女性。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後稱BLM）中，有一個響亮卻不多被中文世界討論的口號：「Defund the Police 取消資助警察」。

自2012年至今，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BLM，此起彼伏，有超過兩千萬人參與其中。它由接連的濫用警權事件串聯：2012年，一個弗羅裏達州的黑人男孩 Trayvon Martin 在便利店小偷小摸時被警察 Zimmerman 直接開槍打死，而 Zimmerman 一開始甚至都沒有被逮捕；2020年黑人 George Floyd 被警察 Dereck Chauvin 用膝蓋把脖子按在地下整整快9分鐘，活活窒息身亡，而這期間，Floyd 一直苦苦懇求：「我不能呼吸了」。

這些濫用警權的事件有一個明確的種族指向——過分針對黑人。但BLM不僅僅是關於種族平等的運動， 與此同時，它掀起對現有社會運行的權力結構的反思。警察、監獄和法院構成了國家合理實施暴力的系統，它們往往象徵着正義、公平。但萬一警察沒有揚善除惡，反而處處作惡怎麼辦？如果監獄裏關着的不僅是「邪惡」，也有「正義」呢？為什麼「越獄」在如此多的文化中都是自由的表徵？如果國家暴力系統的正當性被挑戰，那人們是不是可以想像另一種組織社會、連接彼此的方式？

這些聲音組成一種政治理念：廢除運動。這是一場旨在廢除包括警察、監獄在內的懲戒體系的運動，名稱源自廢除奴隸制運動，其概念也可以拓展到如國家邊界的管理上。它乍聽上去或許有些偏激，並將從根本上顛覆我們已有的社會運行模式的觀念，總之重點就在「廢除」二字。

那麼「廢除運動」是什麼呢？一種常見的疑問是，如果警察系統出現了不公平的問題，懲戒濫用警權的個體不足夠嗎？制度不是在改革嗎，比如從一開始不懲罰 Zimmerman，到馬上把 Chauvin 關起來，社會不是已經在進步了嗎？為什麼要「取消資助警察」？這是不是一種矯枉過正？

警察是正義嗎？

美國社會學家和學者 Dorothy Robert 總結了廢除主義的三個信條：

• 今天的懲戒體系可以追溯到奴隸制及其所依賴和維持的種族資本主義制度。
• 不斷擴大的刑事懲罰制度壓迫黑人和其他政治邊緣群體，以維持種族資本主義制度。
• 我們可以想象並建立一個更加人道和民主的社會，不再依靠監禁來解決社會問題。
  作為一名廢除主義者，她堅定地認為：「讓我們從奴隸制轉變為自由社會的唯一途徑，就是廢除監獄工業綜合體 （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

監獄工業綜合體一詞在 20 世紀 50 年代後被活動家和學者使用。它描述了政府和企業的利益在懲戒體系中的重疊。統治精英利用監視、安全和監禁來解決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Critical Resistance, n.d）監獄內的囚犯提供低工資勞動力，刑滿釋放人員則成為了失業或者廉價勞工，以讓對其他人的剝削得以延續（剝削建立在總有人願意用更低的工資做你的工作上）。

監獄也是新藥、新管理方法、監控設施的實驗田。地理學者 Ruth Wilson Gilmore 揭示了加州監獄迅速擴張的原因並不是犯罪數量的上升，而是 「金融資本、土地、勞動力和國家能力」四方擴張的需要。 對金融資本來說，與監獄相關的債券是一個利潤豐厚的項目；建造更多監獄解決了加州農村地區土地過剩的問題。底層黑人和棕色人種被輸送到監獄強制勞動，建造和管理更多的監獄也養活了更龐大的州政府。

警察和監獄是懲戒的一體兩面，是社會中唯一可以對內合理執行暴力的機構。而其暴力的合理性來自於「正義」。但廢除主義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看待懲戒體系的角度。懲戒體繫有沒有可能並不正義呢？監獄工業綜合體一詞正讓我們反思：或許被管制的、被監控的、被懲罰的並不是壞人，而是因為制度本身的不公義而被社會邊緣化的人。

批判種族理論學者指出，奴隸制並沒被廢除，它以監獄的形式繼續系統性地讓黑人和棕種人處於社會的底層，成為被重點監視的對象，困在系統性貧窮的囹圄中。我們在不同的社會中都能找到這樣的黑人群體：穆斯林、原住民、難民⋯⋯酷兒學者也指出在中產化的驕傲話語論述中，被排除的第一波人正正是監獄中的酷兒，努力躋身主流的同性戀為了更好地「驕傲」，就跟身陷囹圄酷兒夥伴割席。但事實是，主流從不可能真正接受酷兒群體，酷兒群體不管多主流，永遠都是被管控、監視的對象。稍有越軌，就會瞬間從中心跌回邊緣。

我們總能在「正常化了」的部分邊緣群體身上看到一份近乎表演的模板化的「好」，但這正體現了某種矯枉過正的自我審查——只有比「正常人」更好、更優秀，才能贏得尊重。

BLM 運動是在美國歷史上唯一的黑人總統奧馬巴執政時期興起的運動——誰說黑人做了總統就有了種族平等？「國王已死，但是主僕的思維長青。（The king is dead but long live the king）」 廢除運動的名字就指向這種奴隸制的延續。

而早在1998 年，3500 多名活動家、學者、囚犯、勞工運動活動家、女權主義者和 LGBTQ 活動家等就聚集到加州伯克利，參加「批判抵抗（Critical Resistance）」大會。這次會議促成了廢除組織「批判抵抗」的成立，其共同創始人包括 Angela Davis、Rose Braz 和 Ruth Wilson Gilmore。

Angela Davis 在1970年代初因一把登記在自己名下的槍支而被關 18 個月，持槍人試圖拿着這把槍越獄和襲擊法官。但由於 Davis 支持這些黑人囚犯，她被列入聯邦調查局的通緝名單，她也因為此案成為公衆人物，頻頻出現在媒體和流行文化的創作中。釋放後，她把自己的知名度用於提高人們對監獄問題的認識上。她的著作《監獄過時了嗎》（Are Prisons Obsolete）是廢除主義的奠基之作。

所有我們認為不可動搖的觀念都無一不隨着時間而變化。《監獄過時了嗎》一書先講了廢除死刑的過程。死刑曾廣泛存在於世界各個地方，是不同社會中最嚴厲的懲罰，但自 1970 年代以來，出於對人權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國家廢除了死刑，截至2022 年，世界上超過 70% 的國家廢除了死刑。

我們的認知習慣把人分成好人和壞人，後者就需要受到前者嚴厲的管制和懲罰。有正當性的懲罰能讓人覺得「大快人心」，但當人們開始同情罪犯並質疑懲罰的輕重的時候，本質上，人們就是在質疑政權的正當性。

廢除主義認為，「罪犯」不是最本質的問題，罪犯犯罪不是因為這個人本身就無可救藥的壞，而是因為我們糟糕的社會讓人變壞，「壞人」是社會問題的症狀表徵，任何對個體的懲戒都只能治標不治本。監獄關得了個體，但是關不住父權結構下的物化和厭女，而後者才是性暴力的根源。資本主義社會崇尚個人主義、生產力，在這樣的社會裏，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註定是競爭和剝削。

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是不可能「夜不閉戶」的，在這裏，窮人為生存奔波勞累，富人處心積慮地守護自己的財產，而制度性貧窮讓部分人生來就貧困，並且其發展依賴這部分人的貧困。

種族資本主義在監禁系統中

「種族資本主義制度」是廢除主義者很關注的不公義的體制，Ta們認為是殖民和資本主義讓黑人面臨制度性貧困。在 2014 年，佔世界人口 5%的美國有全球監禁人數的 20%。從 1972 年到 2007 年，美國每 10 萬人中的監禁人數翻了五倍（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4, p.35）。這個現象被稱為大規模監禁（mass incarceration）。

而大規模監禁是有種族針對性的：黑人男性在每個年齡段的入獄率是白人男性的 3.8 至 10.5 倍⋯⋯（美國司法部，2015 年，第 14 頁）；黑人女性被監禁的可能性是任何年齡組白人女性的 1.6 至 4.1 倍（美國司法部，2015 年，第 14 頁）。非裔美國人法律活動家、學者 Michelle Alexander（2010 年）認為，尼克斯時期的「禁毒戰爭運動」是大規模監禁的起源。她在著作《新吉姆·克勞法》（New Jim Crow） 中揭示，看似「不分膚色」的反毒品政策實際上創造了一種新的種族控制方式。Alexander 認為大規模監禁和奴隸制以及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勞法》異曲同工，都鞏固了白人至上主義。

儘管 1865 年《美國憲法》第 13 條修正案在聯邦層面廢除了奴隸制，但美國南部的一些州仍保留了權利去制定自己的法律和規則來實施種族隔離措施並剝奪非裔美國人的權利。這些法規被稱為《吉姆·克勞法》。吉姆·克勞一開始指的是吟遊表演中一個叫吉姆·克勞的角色，在表演中，白人演員扮成黑臉以嘲弄黑人。而吉姆·克勞法則代指廢奴運動之後不同州的種族隔絕政策。典型例子包括分出有色巴士和有色候車室，讓白人和非白人公民在使用公共設施方面存在嚴格的隔離。

教育機構中的人種隔離也是一個例子。一些州還對日常交往提出要求，如「黑人男性不能與白人男性握手，因為這意味着社會地位平等」。這時期還會對黑人處以吊死（lynching）的懲罰，把「可能對公共社會造成威脅」「可能強姦白人女性」的黑人男性吊死在公共空間，以「殺雞儆猴」。但赤裸的事實明明是，有更多的白人強姦黑人女性。吉姆·克勞法叩問着我們每個人，奴隸制真的廢除了嗎？

20 世紀 60 年代，《1964 年民權法案》和《1965 年投票權法案》的通過正式結束了吉姆·克勞法。對許多人來說，這表明美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無種族歧視」的時代， 1964 年的《民權法案》正式禁止基於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或民族血統的歧視。然而，種族主義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歧視可以變得隱晦，但不代表不存在。即使政策中沒有公開提及種族，很多政策仍可以是關於種族控制的。「禁毒戰爭運動」就是一個例子。
「禁毒戰爭運動」始於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1969-1974 年）。 他聲稱毒品是「頭號公敵」，增加了對毒品管制機構的撥款，並成立了緝毒署（DEA）。這場運動在 1980 年代的里根政府（1981-1989 年）時期得到了全面發展。聯邦政府通過了嚴厲的懲罰措施，各州也相繼效仿。

許多政策暗含種族主義和偏見。例如，對吸食塊狀可卡因的人判處的監禁比粉末可卡因更長。前者通常由美國黑人使用，而後者通常由白人吸食。1986 年通過了《反藥物濫用法》。該法案對使用毒品施加了更嚴厲的懲罰，並對公共住房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結果，很多底層非裔美國人失去了獲得公共住房的機會。但由於缺乏其他工作機會，Ta們只能參與毒品交易，成為被監禁的對象。

2010 年代入獄的黑人比 1850 年代被奴役的黑人還要多。犯罪記錄剝奪了他們的選舉權，並合法化了「就業、住房、教育、公共福利和陪審團服務方面的歧視 」（《新吉姆·克勞法》，第141頁）。本質上，大量的黑人還是過着非人的生活。大規模監禁系統性地將黑人邊緣化。

反對廢除主義的一般有兩類人：監獄改革者和監獄女權主義者（Carceral feminists）。監獄改革者要求改善監獄條件。這點確實重要。然而，監獄改革者只注意到監獄中的問題，卻沒有反思懲戒系統本身，如除了種族主義和階級歧視，研究人員還發現，同性戀群體、原住民群體和移民也被系統性地邊緣化，成為被重點管制的對象。監獄和警察從根本上是為統治者服務的。

因此，建設更人道、更美的監獄並不能挑戰我們社會中的剝削和壓迫關係。只要我們的社會仍然是種族資本主義的，那不管懲戒體系如何改革，它都不會真正服務有色人種。同理，異性戀霸權-父權社會的懲戒體系是不會真正服務女性和性小衆的，若有保護，那也是保護了社群內有特權的個體們。所以解決問題的答案不會是改革，只能是廢除。

而監獄女權主義者則屬於主流女權主義的一種。監獄女權主義者希望依靠警察、法院和監獄來解決性別暴力問題，Ta們希望我們的社會可以更加嚴厲地懲罰性暴力施暴者。監獄女權主義者通常是順性別的異性戀白人女性，她們被視為性別暴力受害人的原型。她們被自己的特權所矇蔽，沒有認識到黑人、棕色人種、亞裔、殘疾人和同性戀群體在刑事處罰系統中有着完全不同的經歷。支持廢除主義的女權主義者則尖銳地指出，國家對囚犯的暴力正是父權結構下家庭暴力的翻版——暴力倖存者發現自己任由施虐伴侶擺布，更不要說暴力系統自身存在滋生性暴力的空間。

沒有暴力系統，豈不是天下大亂？

但是，如果不把犯人關起來的話，難道任由強姦犯、殺人犯逍遙法外嗎？廢除主義者是不是希望天下大亂？

這是常見而合理的疑問。

而廢除主義者會從兩個方向拆解這些質疑：

1）我們已有的體系真的懲戒了強姦犯、殺人犯嗎？若有的話，這些人屬於什麼階層？有多少經濟犯罪者逍遙法外？特權階級的性暴力施暴者真的被懲罰了嗎？懲戒體系裏面的強姦、虐囚又要怎麼看呢？

這些「個例」都指向了世界各地「法制」社會背後統一的邏輯，法制是特權階級、統治階級的「法治」。「主人的工具不能拆除主人的房子」，任何對於已有系統的改進在廢除主義者看來最後都只是拆東牆補西牆的糖衣。罪犯不是問題本身，而是結構性問題的體現。廢除運動主張重新分配我們的資源和力量，以解決資本主義、異性戀霸權-父權制、種族主義等相互連接的系統性問題。

2) 我們有沒有可能想象另一種正義？我們熟悉的是報應型正義，「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個正義觀讓我們合理化了依賴權威、國家機構實施暴力的機制。但所有的細分工、強組織都難免墮入權力壓制的邏輯，而廢除主義是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潮高度重合的。

廢除主義鼓勵我們想象一種變革型正義。變革型正義試圖了解人們犯罪的結構性問題。以偷竊為例，報應型正義會對偷竊者進行懲罰和罰款。而變革型正義試圖了解人們為什麼要偷竊。以美國為例，是歷史上對黑人的歧視和剝削造成了黑人社區的貧困，而我們要做的，是更徹底的再分配。

疫情期間，一些廢除主義者們在洛杉磯西南邊上的英格爾伍德（Inglewood）開始了集體耕種、療愈的實踐。Ta們在克倫肖大道（crenshaw blvd）大道上建起了一個廢除主義小圓屋（Abolitionist Pod）。除了共同種植以外，這個空間也承辦一些展覽和藝術療愈的工作坊、放映會。主理團隊在Ta們的網站上寫到 「Defund the police so that we can lead with love.（取消資助警察，然後讓我們在愛中相互引領。）」

這些實踐看上去似乎跟其他藝術生態小組大同小異，那為什麼這是「廢除的實踐」呢？
我們對廢除運動的關注焦點大多落在抗爭性和批判性上，這樣會讓我們陷入一個常見的誤會——「抗爭者們只是希望天下大亂，但是絲毫不去建設這個社會。」但我們不能忘記，所有的批判都是為了「建立一個以關懷（Care）而非監禁為基礎的社會」。廢除主義小圓屋（Abolitionist Pod）就是這樣的關懷實踐。

Crenshaw Dairy Mart 一位參與者說，在共有土地種植自己的食物，提供了一種不用「依賴於店鋪」的生活方式，讓大家在小範圍內體驗資本主義市場框架之外的食物和資源的分配體系。在目前種族資本主義制度中，貧窮的有色人種很難負擔得起食物。然而，在共有土地上，大家一起分配種植的食物。不公的商業模式剝削有色人種的勞動力，卻沒有給Ta們提供足夠的報平酬。Ta們過不上有尊嚴的生活，但沒人從結構性的角度追問盜竊的原因，只是簡單的把盜竊者監禁起來。

通過共同種植，廢除主義著們想要展示的「並非一個沒有偷竊的世界」，而是「一個沒有飢餓的世界」。 （Imagining Abolition (Episode 3): The Abolitionist Pod）

在《監獄過時了嗎》這本書中，Davis 以這樣一個故事結尾： 1993年在南非，一個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白人女孩 Amy Biehl 在開普敦送她的黑人朋友回家的路上被幾個高喊着反白人口號的黑人殺害。他們用石頭砸 Amy的車，逼她停車，然後將她從車裏拽出、謀殺。在這一年，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已經運作了45年，非白人第一次可以投票，距離曼德拉帶領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勝出僅需要再等一年。當時26歲的Amy是美國人，她選擇通過富布萊特項目（fullbright program）來到南非正是因為收到了曼德拉的感召。

參與襲擊的四名男子被判謀殺罪名成立，判處十八年監禁。幾年後，他們向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C) 申請特赦。TRC於1995年在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結束之後成立，目的就是促進變革型正義，幫助每一個人去更好地銘記、消化和原諒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給人性造成的扭曲。任何有政治動機的的犯罪者都可以向 TRC 申請特赦，以獲得一次對自己行為的全面反思的機會。

在1998年的聽證會上，Amy 的父母決定支持他們的赦免申請。在特赦聽證會上，Biehls 夫婦與殺害他們女兒的兇手握手。Amy的父親說：「想達到和解，最重要是坦然、真誠的對話⋯⋯我們願意為一個在沒有對話機會的情況下被奪走的人命和解。」

四名男子向 Amy 的父母道歉，在服刑四年後獲釋出獄。 他們對 Amy 的父母說：「我知道你們失去了你們所愛的人。但希望你們可以原諒我，把我當成你們的孩子。」

其實早在1994年，Amy的父母就成立了Amy基金會（前稱Amy Biehl基金會）來給年輕人賦能（提供教育、工作培訓和機會）以「織起一道反暴力的屏障」。Amy的媽媽說：「Amy 是我很棒的老師。我們必須處理生命帶給我們的事情。你越能接受並向前走，就越好」。爸爸則說：「我們的工作是對女兒生命的慶祝」。 （故事總結自：《監獄過時了嗎》；Amy Biehl | MY HERO；Amy Foundation |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時，我的反應是把書合上，「搞笑，這不是天方夜譚嗎？怎麼可能？！」 但後來慢慢發現這個故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一顆種子。每個人都知道什麼是虐待，但是知道什麼是善待之後的人生就可能埋着一點點小小的變化。若不相信每一個靈魂都有被救贖的可能，若不相信制度的改變可以激發出人性中的善，我們就始終無法走出以囚禁作為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

變革，非報復

報應型正義只會讓我們陷入管控和暴力的漩渦。我們每個人都可能被制度逼上絕境。歷史中的每一次保守的轉向也都總會打着「社會運動」、「追求改變」、「伸張正義」的旗號。近期英國的反移民運動也號稱自己是為了守護英國的美好價值，而上台不久的工黨馬上進行壓制，並號稱要把右翼活動者都關進監獄裏，保守主義者則叫囂說，現在監獄針對的是白人了。

這正是考驗廢除主義者的最好時機。身為移民的我，也在體驗如何讓自己突破國族和種族的單一框架，而通過交叉性思考慢慢理清這些仇恨背後、對於英國經濟問題的轉嫁和監獄工業綜合體 （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的再次顯現⋯⋯眼前恨我的人其實跟我一樣，不過是困在制度中的悲慟的人。

廢除主義是關於大愛的修行。它不可能在一天內被實現。它也只能在種種制度問題被解決以後，才能大規模實踐。它的關注重點在制度本身的結構性問題給人性造成的扭曲。而所有絕對相信「人性本善」的理論或許都無法完全應對「單純的惡」。目前筆者所知道的廢除主義討論中的解決方案是類似把這樣人的聚在「康復中心」這樣的機構而不是「監獄」。

或許廢除主義的底色中確實有那麼一點天真。但這種固執的天真不正正是潘多拉盒子的希望嗎？廢除主義是一把利劍也是一顆種子，這把劍直指制度的種種問題，而變革型正義是一顆種子，它指向一個交叉性女權主義者嚮往的未來 ——「當一切互相纏繞又同根同源的壓迫都消失，我們安好、而自由的擁抱每一個Ta人和自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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