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專訪法社會學學者賀欣：中國離婚訴訟中的性別不平等，源自法官所處的制度困境

「他毒打了我六百多次！我一直想離婚，但之前兒子還小，現在兒子十八歲了，我迫不及待想離婚。」

這是發生在2013年某珠三角地方法院中的一幕，女當事人向法官哭訴著經年累月的家暴：被家暴的不僅是她，還有孩子，不僅發生於兩人之間，有時甚至女方父親也在場，也不僅是普通毆打，甚至有「掐脖子」等可能致死的行為。男當事人用「互毆」辯解，指責女方「沒有盡到妻子的責任」，但承認曾「掐脖子」。然而，幾乎已形成完整證據鏈的家暴事實，卻在接下來的離婚調解中被悄然抹去，法官只分割了二人共有的房產，男方因出價更高獲得房產所有權，向女方支付一半的房產款。僅僅兩個小時，這單離婚訴訟就以調解結案了。（註：競價是中國離婚訴訟中分割雙方共有財產的主要方式之一，優先高於評估價的一方獲得房產所有權，獲得所有權的一方需向另一方支付相應補償款。）

香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賀欣，將這個案例寫在了講述中國離婚法庭的學術作品，「Divorces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Gendered Outcomes」（《離婚在中國： 制度約束與性別後果》）的開頭。賀欣說，即使已過去十年，當時場景仍歷歷在目。

書中寫到，縱然女當事人為離了婚，不必再受家暴而覺得慶幸，但她原應得到更多的家暴賠償和財產分配，而這只是中國每年150餘萬件離婚訴訟中極為典型的一例而已。據中國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的數據，2016年的離婚訴訟中，14.86%由家庭暴力引發。而據北京千千律所的報告，2017年至2020年共1073份涉家暴的判決書中，僅6%被認定了家暴。

賀欣指出，除了家暴，在財產分割、子女撫養權認定等問題上，也有明顯性別不平等的離婚訴訟結果，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癥結，源自法官所處的制度環境。中國法律體系希望實現三個目標——公平、穩定、效率，但它們之間是有矛盾的。結案數和結案率決定了「效率」，「穩定」則意味著調解後不上訴，不產生上訪、自殺、他殺等惡性事件，不出現新的問題，在「效率」和「穩定」的緊箍咒下，「公平」就被讓渡了。

自2006年以來，「案件多、法官少」的描述多次出現在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中，而中國民事訴訟法將案件程序依複雜度限制在3個月或6個月內。與此同時，圍繞訴訟出現的「惡意事件」不僅涉及對法官績效的評估，甚至可能追責。

賀欣提到，一些當事人會以自身或家族勢力，暴力威脅法庭。例如，一位不堪家暴的女性起訴離婚，但丈夫情緒激動，威脅稱若裁定離婚就死在法官家中，甚至還一度因毆打妻子被當地公安局拘留三天，拘留期間拒絕吃喝。法官因丈夫心理狀態不穩定，先後五次駁回了妻子的離婚訴訟，並間接提醒女當事人「想辦法補償對方，讓其同意」。

於是，在離婚訴訟案件中，法官傾向於調解結案而非判決，調解給予了當事人似乎有法律審判的錯覺，又免於證據認定、上訴等法律程序的挑戰。調解中，為了實現當事人（主要是女性）的離婚訴求，往往就要犧牲認定家暴、細分財產、子女撫養權等方面的考量，主要以「和稀泥」的方式結案「了事」。

《離婚在中國》於2021年出版後，便在學界及公眾視野中引起大量關注和討論，賀欣的演講也在法官中流傳。賀欣說，他從未想過會有這樣大的影響力，甚至進入某種「標籤化」，不少博士生以為他只做離婚研究，事實上，他此前及之後的研究都不關於離婚，他的下一部書將聚焦於中國法院的變遷過程及判決機制。

作為法律社會學學者，賀欣關心法律、系統、與人之間的關係，對他而言，婚姻是社會的鏡像，也是解構法律體系的重要切口。《離婚在中國》將在年內出版中文版，他也希望，相關研究能令更多法官意識到自己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拆解離婚法庭的性別不平等

「意外的東西很多，法官見得多了，會覺得沒什麼是意外，這每天都在發生，但對我來講，經常會發現很多意外。最主要的發現就很意外，比如家暴的劇烈程度、在離婚案件裏發生的普遍度。」

端傳媒：最初您是怎麼關注到「一審不判離」等離婚法庭當中性別不平等問題的？

賀欣：我先是關注離婚案件，後面才深入不平等的問題。關注離婚是很偶然的，我原來做法院其他方面的研究，比如合同執行，某次在基層法院跟一個法官聊天時，他跟我提起離婚案件判決的模式，他說基本上一審都不判離，判離是之後才會，又簡明扼要地解釋了原因。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因為這直接挑戰了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按法律來講，應是深入了解雙方情感是否破裂，而不是簡單地處理，所以就引起了我進一步了解、研究。

從我法律社會學的角度看，離婚本來就是很有趣的話題。它提供了一個直接切入法院決策過程的外部條件：雙方當事人、男女之間，有明顯的身分差別。

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离婚法庭有很嚴重的不平等。最早從家暴開始，然後擴展到其他領域，到後面才發現其實各個方面都有，所以就有寫本書的願望。

端傳媒：從2009年發布第一篇相關的論文，到2021年英文書出版，您跨度十年的田野調查主要集中在陝西和廣東，為什麼選這兩個地方？

賀欣：都是比較偶然的機會，（比如）同學、朋友，使得我的進入相對方便。另一個考慮因素是想形成對照，所以有意地找社會經濟發展條件不太一致的地方。

兩地的主要發現其實是一致的，不同點顯然是對比非常大。發達地區對女性權益的保護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應該是我們國家的發展方向；落後地區它其實顧不過來，一個是（性別）意識的問題，另外是其他社會因素的制約，當地有一些對家庭的理解跟發達地區是完全不一樣的，沒有辦法那麼輕易地讓你離婚，家暴也是「理所當然」，只能忍。

端傳媒：田野過程中，有哪些是您比較意外的？

賀欣：意外的東西很多，法官見得多了，會覺得沒什麼是意外，這每天都在發生，但對我來講，經常會發現很多意外。

最主要的發現就很意外，比如家暴的劇烈程度、在離婚案件裏發生的普遍度。看報道可能只是一個數字，百分之十幾，但你到那個場景，聽到她們的控訴、悲鳴，你才會發現（家暴）對一個人的影響，程度是完全超乎意料的。此外，法官的處理手法，最後的結果，都是衝擊我原來認知的。

「最初跟法官談的時候，他們都會特別強調照顧雙方的權利，所以是沒辦法一下子發現（不平等問題）的，要慢慢穿越過這些法條，才發現裏面其實大有文章，到最後涉及到文化，尤其是生育、性禁忌等議題，就更敏感。」

端傳媒：書中，您將離婚法庭中的性別不平等拆分成一審不判離、輕視家庭暴力、犧牲女性的子女撫養權、財產分割中的男性優勢，以及文化偏見等不同面向，這些是如何挖掘到的？

賀欣：逐漸發現的。法律上「兩性平等」寫得很清楚，有細緻的規定，財產也強調雙方平等，甚至最初跟法官談的時候，他們都會特別強調照顧雙方的權利，所以是沒辦法一下子發現的，要慢慢穿越過這些法條，才發現裏面其實大有文章，到最後涉及到文化，尤其是生育、性禁忌等議題，就更敏感。

最早發現是不判離，但當時並沒有特別專注不平等的問題，而是講不判離的這種現象，因為它本身就已挑戰了法律關於離婚自由的根本性規定。不判離產生的原因，是法官管理考核的機制，對法官的管理產生了一个预期不到的后果。同時，不判離還會產生一些直接的影響，比如家暴繼續，這顯然沒有保護女性的權利。

不平等問題裏最早發現的是家暴。當時，我坐在那裏聽完庭審，回去的時候，才意識到家暴在調解書上被抹掉了。道理也很簡單，要追求調解的結果，就必然不會觸及家暴的議題，因為觸及，男方就不承認，跟你對抗。他說沒打，或對打，或該打，因為（女方）不幹活等，有很多理由。法官為了追求調解的結果，就會避開不談家暴，談財產、子女，雙方接受分配方案，事情就結了。

後面逐漸發現子女撫養權其實也很不平衡，接著是財產權。子女扶養權就是判的時候偏向男性，這是很普遍的現象。雖然現在也有一些發現說，大數據上，總體超過50%的孩子都判給女方，但大數據本身的材料就是有缺陷的，它沒有包括調解的文書。即使調解文書是同意（判給女方）的，這種同意也是（女方）要付出代價的。另外，50%也不是一個清楚的線，因為沒有規定是男女各50%的機會拿到子女撫養權，法律的底線是看最優於子女的原則，是未成年人保護、未成年人發展的原則，若按照這個基本原則，也有可能是女方多。

數據說明不了問題，關鍵是其中的機制，是形成問題的原因、證據、系統。

「提出離婚的70%是女性，她們想儘早從婚姻枷鎖裏解脫出來。你不判離，當然就是限制她的自由，限制她的選擇權，而且時間很重要。」

端傳媒：您在書裏提到，「for women，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對女性來說，遲到的正義就是沒有正義），為什麼這樣說呢？

賀欣：提出離婚的70%是女性，她們想儘早從婚姻枷鎖裏解脫出來。你不判離，當然就是限制她的自由，限制她的選擇權。而且時間很重要，「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是適用所有場景的，比如討債、平反，生命是有限的，長期生活在這種不確定性的焦慮裏，當然就是正義的沒有實現。

另外在婚姻這個領域，很多人恰恰就是用不同意離婚做槓桿，來要別的東西，拖著你，要子女撫養權，要財產，我要這樣、那樣。

端傳媒：在逐步發現問題的過程中，有沒有印象深刻的案件？

賀欣：大量案件都是覺得不可思議的。就像我旁聽的第一個家暴案件，法庭一開始是風平浪靜的，一對中年夫婦進來，雙方都沒有律師，那個房間裏只有五個人——一個法官、他的書記員、兩個雙方當事人、和坐在後面的我，法官問女方為何要離婚，她一開始說話，我就整個懵了。

她開口就說被打了600多次，怎麼打的，誰在場，用何手段、方式，而那個男的反應很淡然，為自己辯護說互毆，然後法官分別質詢他們，整個過程我現在都歷歷在目。

法官沒有特別的反應，她非常職業，每年要處理幾百件離婚案件，這對她來說就像吃飯走路一樣，遇到太多了。有的執法人員開始的時候會投入、會同情，會努力想幫助他們，但時間長了，他們就會認識到必須拉開距離，否則沒辦法展開工作，而且也不一定能幫到他們，因為這個制度就是這樣的。法官作為一個基層的糾紛處理人，其實碰到的社會陰暗面非常多，很坦率地說，這個社會就不是那麼整潔的，各種人都有，各種事情都會發生，作為一個制度的、大機器的小螺絲釘，能做的很有限。

公平、穩定、效率：法庭運作的邏輯

「我們的法院從根本上來講是一個執行政策的法院，今天如果維穩是一個首要政策，那維穩很重要；明天如果保交樓很重要，別的就先別談了，保交樓從根本上講，也是穩定。」

端傳媒：您在書裏提到，中國法律體系有三個目標：公平、穩定和效率，但是實現這三個目標是理想但不現實的，為什麼這麼說？

賀欣：它們之間有矛盾。要效率，那肯定有時會犧牲公平；要穩定，更不用講，穩定和公平不完全是一個事情，除非你把公平做很過度的理解，所以這些目標之間是有矛盾的，它體現在很多具體的案件上。

比如香港，它可能比較公平，但犧牲效率。香港民事案件中產都打不起，只有富豪、或有法援（註：法律援助）支付費用的人打得起，一般人誰會耗一兩年、兩三年去等民事案件，這事情本就不值得。中國大陸效率非常高，絕大多數案件一個月之內結案，普通程序也就六個月而已。這在日本、香港、台灣、美國都是不可思議的，唯一可比的是俄羅斯。

有效率意味着法官壓力非常大，每年全國4500多萬案件（註：2023年，中國大陸全國法院收案4557.37萬件），只有12萬多一點的法官，每個法官平均每天需要至少處理一個案件，而且這是按每年365天計算，但實際工作日只有200多天，可想而知壓力有多大，每天要處理一件以上。每個案件是有很多流程的：通知當事人、取證、開庭、考慮後面的因素，如果要出文書還要做評估，其實工作壓力非常大。

在這種狀況下，要求做到多大的公平，其實就有點吹毛求疵，或者說沒有完全理解他們的生存狀態，這個制度就是這麼運轉的，所以這三者是我覺得沒有辦法同時達到。

大的角度來說，制度在三者中比較看重穩定，但它各地方、各時期重點又不一樣。我們的法院從根本上來講是一個執行政策的法院，今年年底我會有一本新書講法院的運作。整體來說，三者都是在執行政策，今天如果維穩是一個首要政策，那維穩很重要；明天如果保交樓很重要（註：指房企違約或破產情況下保證已繳付樓款的買家可以收到樓），別的就先別談了，法律程序、公平都先緩緩，先保交樓，保交樓從根本上講，也是穩定。

端傳媒：剛才講到每個法官身上的案子壓力很大，那增加法官人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賀欣：會好，但現在員額制改革後，使得這成為很大的瓶頸。我們花了很大力氣做員額制改革，其直接結果就是員額由中央來配，定了以後就很難動。法院的人組成很複雜，有中央編、省編、行政編、事業編等，員額制就是跟中央的編制掛鉤，還涉及到資格審查，要考、審查，要有經驗，所以沒辦法一下子提高法官人數。

之前強調立案登記制，但實際上法院在採取各種辦法不登記。這個制度不停在變，不停產生新的問題，於是不停用後面的方式去解決前面的問題。例如現在又會強調訴源治理，強調「楓橋經驗」，強調把糾紛解決在基層，不要往上走，首先就是不要上訪。現在法院說你不要來法院，最好私下就調解了，否則處理不過來，有資源的法院還專門建立訴前的和解調解機制，立案前先找人把案子過一遍。

調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可能是簡單的，因為它不產生新的問題。判決可能上訪，可能不執行，但調解只要同意，資金到位，和稀泥嘛，連判決書都不用寫。

端傳媒：以调解代替判决是只在家事案件出現嗎？

賀欣：其他地方也會，畢竟判決要判得準，法律事實要搞清楚，判了以後馬上就面臨上訴的問題，當事人要挑戰你的決定。民事領域這樣，刑事也是。例如刑事領域現在特別講「認罰從寬」，這不是「坦白從寬」的那個政策，而是要接受具體的刑期、罪名，接受要給受害者的補償，接受這些就可以從寬。

「這些法官都是活生生的人，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不僅懂法律，也懂政治、人情，他們會在這個制度空間下，還想出很多辦法來，也完全超乎我意外，是不斷挑戰原來認知的。」

端傳媒：那麼，身在系統中的法官，有多大自主權去儘量平衡性別不平等的情況？

賀欣：自主權是有的，有相對大的自由裁量權，只是制度的緊箍咒罩下來，要麼沒有辦法顧及，要麼不願意去做、沒時間做、或覺得沒必要去做。比如你上來就判離婚，但搞出上訴，或搞出惡性事件，就很違背法官的理性和常規經驗。

在有資源支持的情況下，還是有一些新的舉措能幫助改善當事人狀況的。例如，有的離婚案件，男方是刺頭，很恨、很憤怒，有很多要脅，也有可能報復法官，像馬彩雲這樣的事也發生過（註：馬彩雲曾是北京昌平區法院法官，2016年遭一位涉婚姻財產糾紛的男性當事人槍殺）。法官出事基本上都是家事的案件，所以一些地方法官在處理類似案件時就不停換人，第一次開庭見你的是這個法官，下次換另一個，再讓你接觸心理諮詢師、調解員，總之都是不一樣的人，於是你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誰做的決定。宣判時，面對氣焰囂張的當事人，就找幾個法官一起做宣判，形成威嚴的陣勢，從氣場上壓制。

這些法官都是活生生的人，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不僅懂法律，也懂政治、人情，他們會在這個制度空間下，還想出很多辦法來，也完全超乎我意外，是不斷挑戰原來認知的。

但這些都需要資源，需要專業化，法官換人一定是在有很多法官的地方，至少有三五個人才能一起做這樣的事，另外就是有資源支撐找到諮詢師、社工。有的小城市只有一兩個法官，那就幾乎沒有迴旋的餘地。

新的變化？

「人身保護令全國一年就幾千件，而我們有3000多家法院，離婚案件每年150至200萬件，百分之十幾、二十幾都有家暴，這個數字就像是一個笑話，不是一個很有效的機制。」

端傳媒：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中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但實際的签发數字非常少，從2016年到2023年9月，中國大陸各级人民法院共签发1.5万余份，平均每年只有2千份。您在書中也提到，人身安全保護令请愿书和批准的數量都「低得离谱」，有公眾和法官缺乏認識的原因，還強調了法院的激励机制也不利於它的發佈，因為這會為法官帶來額外的工作，又牽扯到警方、居委會等，會制約法官的效率。現在還是這樣嗎？

賀欣：人身保護令有的地方甚至一年沒有一個，不奇怪，好多年份一個都沒有。全國一年就幾千件，而我們有3000多家法院，離婚案件每年150至200萬件，百分之十幾、二十幾都有家暴，這個數字就像是一個笑話，不是一個很有效的機制。

發達地區是有資源、也有能力做的，因為那完全是一個人口流動頻繁、思想開放多元、女性比較獨立的社會，據我了解，珠三角地區的人身保護令可以說很完美，綠色通道，當天立案，不用等號排隊，甚至可以遠程，在派出所或婦聯就可以申請。人身保護令的證據也只看書面陳述，不用實質審查，填寫被打經歷、最嚴重的情況，越詳細越好，接下來是問對方有沒有地方住，因為如果對方沒有地方住，趕出去就成社會問題了，填好表後也不需要經過聽證，上來就批。他們也會告訴當事人，保護令跟離婚沒有關係，只是一個警告，沒有非常直接的影響，如果你不服，可以行政復議，再進行聽證。

這個系統的運作需要各方因素配合，特別是需要專業化，需要資源，需要領導重視，需要他們有這個社會條件。一些缺乏社會資源的地方就很難做，因為只是移植法律，改變不了根本的社會性，比如彩禮盛行、傾家蕩產保生孩子、生男孩這樣的地方。

端傳媒：2021年英文書出版之後，婚姻家庭的相關法條又有過幾次修改，從2021年引起很大社會關注和爭議的「離婚冷靜期」，到離婚訴訟的一些細節修改，例如分居滿一年再提訴訟要判離婚、哺乳期撫養權判女性等，再到到近一兩年提到非常多的「高價彩禮」，這些修改對離婚訴訟及離婚程序可能帶來，或已經帶來怎樣的影響？有哪些是您覺得非常值得關注的？

賀欣：都沒有實質的改變。比如離婚冷靜期，它實際不涉及訴訟離婚，只是雙方同意，去民政局辦理手續時，需要一個冷靜期，不要搞拍腦袋式的離婚。第二個哺乳期的問題，之前法律也有規定，只是當時不這麼絕對。關於分居一年，就是令法官有更多理由幫助當事人離婚。這些都是從一些具體的因素做改變。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的法律從規定上看，本來就沒什麼問題，比如有家暴的就應當離婚，那實質沒有落實，或者重新定義家暴。我的研究批評的不是法律有多差，而是內在的運作方式是如何影響結果的。

至於彩禮，很難改變，涉及觀念和文化。特別經濟下行，對一些人家來說，妹妹嫁不出去，兒子就取不了媳婦。另外一個原因是農村男多女少，適婚女性可能到城裡，或不願意結婚，於是解決辦法就是競價。其實明文禁止可能都很難，禮物、請客，民間有很多規避的方式。

端傳媒：您之前也提到，其實中國的法院對於整個政策的風向是非常敏感的，目前有關婚育有一個很重要的風向是低生育率、低結婚率、高離婚率，那這些會不會影響家事法庭之後的審判？

賀欣：我覺得不會，要看具體政策，一些小的方面也許會有，比如法官在一審時更傾向於不判離，但不會從根本上不讓離婚。

離婚訴訟的問題在於，有一方不願意離的時候，法院解決方式就是拖，只要你願意拖，拖夠時間，遲早可以離。還有就是撫養權分配、財產分配、家暴認定上，女性可能要拿這些去做談判，想要快點離，就要讓渡一些東西。

這種男女不平等在农村肯定更嚴重，尤其是從夫居（註：指結婚後妻子與子女在夫家居住）嚴重的地方，或男方有很重的對後代的期待和要求。如果是大城市的年輕人，結婚離婚有什麼了不起，都在過自己的生活，但農村有土地問題，有周圍的兄弟妯娌，都很難處理。

「坦率地講，我不想預測這個社會怎麼變化，我想我們還是會強調兩性平等、家庭和諧這種主流的方式，一些禁忌我覺得還會長期存在，因為對社會原有的結構、制度、價值衝擊太大了。」

端傳媒：現在有一些女性會因為看到體系中的不平等，而選擇不進入婚姻，您覺得就個體而言，是一種可行的路徑嗎？這會帶來怎樣的改變嗎？

賀欣：我沒有辦法替代她們去思考，社會開始變得更寬容，非婚生子女可以有，單親母親也都接受，從我這種自由主義的訓練和立場來講，是支持的。但它也不是一個解決方案，因為它不解決停留在婚姻裏的，只是個體避開制度。

坦率地講，我不想預測這個社會怎麼變化，我想我們還是會強調兩性平等、家庭和諧這種主流的方式，一些禁忌我覺得還會長期存在，因為對社會原有的結構、制度、價值衝擊太大了，變化可能是很緩慢的。

端傳媒：整個調研的過程中，您對於中國法院的運行機制，以及婚姻家庭，有產生一些新的理解和想法嗎？

賀欣：這是相輔相成的，我一開始是研究具體的案件，在其中找切入點，做了具體案件後，開始形成關於中國法院一些根本性的看法，從而促使我著手去做關於法院的書。

婚姻家庭也是一樣，我原來從沒想過婚姻制度是這樣的，國家是這樣對待這個制度的。婚姻家庭是看待中國社會變遷的鏡子，對我來說是很生動的，不僅是農村到城市的過程，也包括法律的變化，觀念的變化——以前婚都不能離，現在離婚成為常事；以前子女撫養權都不願意要，現在變成互相爭奪的對象，但當然一些地方還是主要搶奪男孩，所以其中的變和不變都反映了這個社會。

如果想理解中國社會的發展，不看家庭、不看離婚，就會缺失很重要的部分。我們看到經濟發展，看到數字，但其中有很多生動的故事，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家庭，關起門來時有多少家暴，分財產時有多少考量，是怎麼互動的，我想這些都是這個社會的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