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专访法社会学学者贺欣：中国离婚诉讼中的性别不平等，源自法官所处的制度困境

“他毒打了我六百多次！我一直想离婚，但之前儿子还小，现在儿子十八岁了，我迫不及待想离婚。”

这是发生在2013年某珠三角地方法院中的一幕，女当事人向法官哭诉着经年累月的家暴：被家暴的不仅是她，还有孩子，不仅发生于两人之间，有时甚至女方父亲也在场，也不仅是普通殴打，甚至有“掐脖子”等可能致死的行为。男当事人用“互殴”辩解，指责女方“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但承认曾“掐脖子”。然而，几乎已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家暴事实，却在接下来的离婚调解中被悄然抹去，法官只分割了二人共有的房产，男方因出价更高获得房产所有权，向女方支付一半的房产款。仅仅两个小时，这单离婚诉讼就以调解结案了。（注：竞价是中国离婚诉讼中分割双方共有财产的主要方式之一，优先高于评估价的一方获得房产所有权，获得所有权的一方需向另一方支付相应补偿款。）

香港大学法律学系教授贺欣，将这个案例写在了讲述中国离婚法庭的学术作品，“Divorces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Gendered Outcomes”（《离婚在中国： 制度约束与性别后果》）的开头。贺欣说，即使已过去十年，当时场景仍历历在目。

书中写到，纵然女当事人为离了婚，不必再受家暴而觉得庆幸，但她原应得到更多的家暴赔偿和财产分配，而这只是中国每年150余万件离婚诉讼中极为典型的一例而已。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的数据，2016年的离婚诉讼中，14.86%由家庭暴力引发。而据北京千千律所的报告，2017年至2020年共1073份涉家暴的判决书中，仅6%被认定了家暴。

贺欣指出，除了家暴，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认定等问题上，也有明显性别不平等的离婚诉讼结果，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症结，源自法官所处的制度环境。中国法律体系希望实现三个目标——公平、稳定、效率，但它们之间是有矛盾的。结案数和结案率决定了“效率”，“稳定”则意味着调解后不上诉，不产生上访、自杀、他杀等恶性事件，不出现新的问题，在“效率”和“稳定”的紧箍咒下，“公平”就被让渡了。

自2006年以来，“案件多、法官少”的描述多次出现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而中国民事诉讼法将案件程序依复杂度限制在3个月或6个月内。与此同时，围绕诉讼出现的“恶意事件”不仅涉及对法官绩效的评估，甚至可能追责。

贺欣提到，一些当事人会以自身或家族势力，暴力威胁法庭。例如，一位不堪家暴的女性起诉离婚，但丈夫情绪激动，威胁称若裁定离婚就死在法官家中，甚至还一度因殴打妻子被当地公安局拘留三天，拘留期间拒绝吃喝。法官因丈夫心理状态不稳定，先后五次驳回了妻子的离婚诉讼，并间接提醒女当事人“想办法补偿对方，让其同意”。

于是，在离婚诉讼案件中，法官倾向于调解结案而非判决，调解给予了当事人似乎有法律审判的错觉，又免于证据认定、上诉等法律程序的挑战。调解中，为了实现当事人（主要是女性）的离婚诉求，往往就要牺牲认定家暴、细分财产、子女抚养权等方面的考量，主要以“和稀泥”的方式结案“了事”。

《离婚在中国》于2021年出版后，便在学界及公众视野中引起大量关注和讨论，贺欣的演讲也在法官中流传。贺欣说，他从未想过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力，甚至进入某种“标签化”，不少博士生以为他只做离婚研究，事实上，他此前及之后的研究都不关于离婚，他的下一部书将聚焦于中国法院的变迁过程及判决机制。

作为法律社会学学者，贺欣关心法律、系统、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他而言，婚姻是社会的镜像，也是解构法律体系的重要切口。《离婚在中国》将在年内出版中文版，他也希望，相关研究能令更多法官意识到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拆解离婚法庭的性别不平等

“意外的东西很多，法官见得多了，会觉得没什么是意外，这每天都在发生，但对我来讲，经常会发现很多意外。最主要的发现就很意外，比如家暴的剧烈程度、在离婚案件里发生的普遍度。”

端传媒：最初您是怎么关注到“一审不判离”等离婚法庭当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

贺欣：我先是关注离婚案件，后面才深入不平等的问题。关注离婚是很偶然的，我原来做法院其他方面的研究，比如合同执行，某次在基层法院跟一个法官聊天时，他跟我提起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他说基本上一审都不判离，判离是之后才会，又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原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这直接挑战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按法律来讲，应是深入了解双方情感是否破裂，而不是简单地处理，所以就引起了我进一步了解、研究。

从我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离婚本来就是很有趣的话题。它提供了一个直接切入法院决策过程的外部条件：双方当事人、男女之间，有明显的身分差别。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离婚法庭有很严重的不平等。最早从家暴开始，然后扩展到其他领域，到后面才发现其实各个方面都有，所以就有写本书的愿望。

端传媒：从2009年发布第一篇相关的论文，到2021年英文书出版，您跨度十年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陕西和广东，为什么选这两个地方？

贺欣：都是比较偶然的机会，（比如）同学、朋友，使得我的进入相对方便。另一个考虑因素是想形成对照，所以有意地找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不太一致的地方。

两地的主要发现其实是一致的，不同点显然是对比非常大。发达地区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应该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落后地区它其实顾不过来，一个是（性别）意识的问题，另外是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当地有一些对家庭的理解跟发达地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办法那么轻易地让你离婚，家暴也是“理所当然”，只能忍。

端传媒：田野过程中，有哪些是您比较意外的？

贺欣：意外的东西很多，法官见得多了，会觉得没什么是意外，这每天都在发生，但对我来讲，经常会发现很多意外。

最主要的发现就很意外，比如家暴的剧烈程度、在离婚案件里发生的普遍度。看报道可能只是一个数字，百分之十几，但你到那个场景，听到她们的控诉、悲鸣，你才会发现（家暴）对一个人的影响，程度是完全超乎意料的。此外，法官的处理手法，最后的结果，都是冲击我原来认知的。

“最初跟法官谈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强调照顾双方的权利，所以是没办法一下子发现（不平等问题）的，要慢慢穿越过这些法条，才发现里面其实大有文章，到最后涉及到文化，尤其是生育、性禁忌等议题，就更敏感。”

端传媒：书中，您将离婚法庭中的性别不平等拆分成一审不判离、轻视家庭暴力、牺牲女性的子女抚养权、财产分割中的男性优势，以及文化偏见等不同面向，这些是如何挖掘到的？

贺欣：逐渐发现的。法律上“两性平等”写得很清楚，有细致的规定，财产也强调双方平等，甚至最初跟法官谈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强调照顾双方的权利，所以是没办法一下子发现的，要慢慢穿越过这些法条，才发现里面其实大有文章，到最后涉及到文化，尤其是生育、性禁忌等议题，就更敏感。

最早发现是不判离，但当时并没有特别专注不平等的问题，而是讲不判离的这种现象，因为它本身就已挑战了法律关于离婚自由的根本性规定。不判离产生的原因，是法官管理考核的机制，对法官的管理产生了一个预期不到的后果。同时，不判离还会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比如家暴继续，这显然没有保护女性的权利。

不平等问题里最早发现的是家暴。当时，我坐在那里听完庭审，回去的时候，才意识到家暴在调解书上被抹掉了。道理也很简单，要追求调解的结果，就必然不会触及家暴的议题，因为触及，男方就不承认，跟你对抗。他说没打，或对打，或该打，因为（女方）不干活等，有很多理由。法官为了追求调解的结果，就会避开不谈家暴，谈财产、子女，双方接受分配方案，事情就结了。

后面逐渐发现子女抚养权其实也很不平衡，接着是财产权。子女扶养权就是判的时候偏向男性，这是很普遍的现象。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发现说，大数据上，总体超过50%的孩子都判给女方，但大数据本身的材料就是有缺陷的，它没有包括调解的文书。即使调解文书是同意（判给女方）的，这种同意也是（女方）要付出代价的。另外，50%也不是一个清楚的线，因为没有规定是男女各50%的机会拿到子女抚养权，法律的底线是看最优于子女的原则，是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发展的原则，若按照这个基本原则，也有可能是女方多。

数据说明不了问题，关键是其中的机制，是形成问题的原因、证据、系统。

“提出离婚的70%是女性，她们想尽早从婚姻枷锁里解脱出来。你不判离，当然就是限制她的自由，限制她的选择权，而且时间很重要。”

端传媒：您在书里提到，“for women，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对女性来说，迟到的正义就是没有正义），为什么这样说呢？

贺欣：提出离婚的70%是女性，她们想尽早从婚姻枷锁里解脱出来。你不判离，当然就是限制她的自由，限制她的选择权。而且时间很重要，“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是适用所有场景的，比如讨债、平反，生命是有限的，长期生活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焦虑里，当然就是正义的没有实现。

另外在婚姻这个领域，很多人恰恰就是用不同意离婚做杠杆，来要别的东西，拖着你，要子女抚养权，要财产，我要这样、那样。

端传媒：在逐步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件？

贺欣：大量案件都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就像我旁听的第一个家暴案件，法庭一开始是风平浪静的，一对中年夫妇进来，双方都没有律师，那个房间里只有五个人——一个法官、他的书记员、两个双方当事人、和坐在后面的我，法官问女方为何要离婚，她一开始说话，我就整个懵了。

她开口就说被打了600多次，怎么打的，谁在场，用何手段、方式，而那个男的反应很淡然，为自己辩护说互殴，然后法官分别质询他们，整个过程我现在都历历在目。

法官没有特别的反应，她非常职业，每年要处理几百件离婚案件，这对她来说就像吃饭走路一样，遇到太多了。有的执法人员开始的时候会投入、会同情，会努力想帮助他们，但时间长了，他们就会认识到必须拉开距离，否则没办法展开工作，而且也不一定能帮到他们，因为这个制度就是这样的。法官作为一个基层的纠纷处理人，其实碰到的社会阴暗面非常多，很坦率地说，这个社会就不是那么整洁的，各种人都有，各种事情都会发生，作为一个制度的、大机器的小螺丝钉，能做的很有限。

公平、稳定、效率：法庭运作的逻辑

“我们的法院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执行政策的法院，今天如果维稳是一个首要政策，那维稳很重要；明天如果保交楼很重要，别的就先别谈了，保交楼从根本上讲，也是稳定。”

端传媒：您在书里提到，中国法律体系有三个目标：公平、稳定和效率，但是实现这三个目标是理想但不现实的，为什么这么说？

贺欣：它们之间有矛盾。要效率，那肯定有时会牺牲公平；要稳定，更不用讲，稳定和公平不完全是一个事情，除非你把公平做很过度的理解，所以这些目标之间是有矛盾的，它体现在很多具体的案件上。

比如香港，它可能比较公平，但牺牲效率。香港民事案件中产都打不起，只有富豪、或有法援（注：法律援助）支付费用的人打得起，一般人谁会耗一两年、两三年去等民事案件，这事情本就不值得。中国大陆效率非常高，绝大多数案件一个月之内结案，普通程序也就六个月而已。这在日本、香港、台湾、美国都是不可思议的，唯一可比的是俄罗斯。

有效率意味着法官压力非常大，每年全国4500多万案件（注：2023年，中国大陆全国法院收案4557.37万件），只有12万多一点的法官，每个法官平均每天需要至少处理一个案件，而且这是按每年365天计算，但实际工作日只有200多天，可想而知压力有多大，每天要处理一件以上。每个案件是有很多流程的：通知当事人、取证、开庭、考虑后面的因素，如果要出文书还要做评估，其实工作压力非常大。

在这种状况下，要求做到多大的公平，其实就有点吹毛求疵，或者说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这个制度就是这么运转的，所以这三者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同时达到。

大的角度来说，制度在三者中比较看重稳定，但它各地方、各时期重点又不一样。我们的法院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执行政策的法院，今年年底我会有一本新书讲法院的运作。整体来说，三者都是在执行政策，今天如果维稳是一个首要政策，那维稳很重要；明天如果保交楼很重要（注：指房企违约或破产情况下保证已缴付楼款的买家可以收到楼），别的就先别谈了，法律程序、公平都先缓缓，先保交楼，保交楼从根本上讲，也是稳定。

端传媒：刚才讲到每个法官身上的案子压力很大，那增加法官人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贺欣：会好，但现在员额制改革后，使得这成为很大的瓶颈。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做员额制改革，其直接结果就是员额由中央来配，定了以后就很难动。法院的人组成很复杂，有中央编、省编、行政编、事业编等，员额制就是跟中央的编制挂钩，还涉及到资格审查，要考、审查，要有经验，所以没办法一下子提高法官人数。

之前强调立案登记制，但实际上法院在采取各种办法不登记。这个制度不停在变，不停产生新的问题，于是不停用后面的方式去解决前面的问题。例如现在又会强调诉源治理，强调“枫桥经验”，强调把纠纷解决在基层，不要往上走，首先就是不要上访。现在法院说你不要来法院，最好私下就调解了，否则处理不过来，有资源的法院还专门建立诉前的和解调解机制，立案前先找人把案子过一遍。

调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可能是简单的，因为它不产生新的问题。判决可能上访，可能不执行，但调解只要同意，资金到位，和稀泥嘛，连判决书都不用写。

端传媒：以调解代替判决是只在家事案件出现吗？

贺欣：其他地方也会，毕竟判决要判得准，法律事实要搞清楚，判了以后马上就面临上诉的问题，当事人要挑战你的决定。民事领域这样，刑事也是。例如刑事领域现在特别讲“认罚从宽”，这不是“坦白从宽”的那个政策，而是要接受具体的刑期、罪名，接受要给受害者的补偿，接受这些就可以从宽。

“这些法官都是活生生的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仅懂法律，也懂政治、人情，他们会在这个制度空间下，还想出很多办法来，也完全超乎我意外，是不断挑战原来认知的。”

端传媒：那么，身在系统中的法官，有多大自主权去尽量平衡性别不平等的情况？

贺欣：自主权是有的，有相对大的自由裁量权，只是制度的紧箍咒罩下来，要么没有办法顾及，要么不愿意去做、没时间做、或觉得没必要去做。比如你上来就判离婚，但搞出上诉，或搞出恶性事件，就很违背法官的理性和常规经验。

在有资源支持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些新的举措能帮助改善当事人状况的。例如，有的离婚案件，男方是刺头，很恨、很愤怒，有很多要胁，也有可能报复法官，像马彩云这样的事也发生过（注：马彩云曾是北京昌平区法院法官，2016年遭一位涉婚姻财产纠纷的男性当事人枪杀）。法官出事基本上都是家事的案件，所以一些地方法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就不停换人，第一次开庭见你的是这个法官，下次换另一个，再让你接触心理咨询师、调解员，总之都是不一样的人，于是你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做的决定。宣判时，面对气焰嚣张的当事人，就找几个法官一起做宣判，形成威严的阵势，从气场上压制。

这些法官都是活生生的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仅懂法律，也懂政治、人情，他们会在这个制度空间下，还想出很多办法来，也完全超乎我意外，是不断挑战原来认知的。

但这些都需要资源，需要专业化，法官换人一定是在有很多法官的地方，至少有三五个人才能一起做这样的事，另外就是有资源支撑找到咨询师、社工。有的小城市只有一两个法官，那就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新的变化？

“人身保护令全国一年就几千件，而我们有3000多家法院，离婚案件每年150至200万件，百分之十几、二十几都有家暴，这个数字就像是一个笑话，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机制。”

端传媒：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中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但实际的签发数字非常少，从2016年到2023年9月，中国大陆各级人民法院共签发1.5万余份，平均每年只有2千份。您在书中也提到，人身安全保护令请愿书和批准的数量都“低得离谱”，有公众和法官缺乏认识的原因，还强调了法院的激励机制也不利于它的发布，因为这会为法官带来额外的工作，又牵扯到警方、居委会等，会制约法官的效率。现在还是这样吗？

贺欣：人身保护令有的地方甚至一年没有一个，不奇怪，好多年份一个都没有。全国一年就几千件，而我们有3000多家法院，离婚案件每年150至200万件，百分之十几、二十几都有家暴，这个数字就像是一个笑话，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机制。

发达地区是有资源、也有能力做的，因为那完全是一个人口流动频繁、思想开放多元、女性比较独立的社会，据我了解，珠三角地区的人身保护令可以说很完美，绿色通道，当天立案，不用等号排队，甚至可以远程，在派出所或妇联就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的证据也只看书面陈述，不用实质审查，填写被打经历、最严重的情况，越详细越好，接下来是问对方有没有地方住，因为如果对方没有地方住，赶出去就成社会问题了，填好表后也不需要经过听证，上来就批。他们也会告诉当事人，保护令跟离婚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警告，没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如果你不服，可以行政复议，再进行听证。

这个系统的运作需要各方因素配合，特别是需要专业化，需要资源，需要领导重视，需要他们有这个社会条件。一些缺乏社会资源的地方就很难做，因为只是移植法律，改变不了根本的社会性，比如彩礼盛行、倾家荡产保生孩子、生男孩这样的地方。

端传媒：2021年英文书出版之后，婚姻家庭的相关法条又有过几次修改，从2021年引起很大社会关注和争议的“离婚冷静期”，到离婚诉讼的一些细节修改，例如分居满一年再提诉讼要判离婚、哺乳期抚养权判女性等，再到到近一两年提到非常多的“高价彩礼”，这些修改对离婚诉讼及离婚程序可能带来，或已经带来怎样的影响？有哪些是您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

贺欣：都没有实质的改变。比如离婚冷静期，它实际不涉及诉讼离婚，只是双方同意，去民政局办理手续时，需要一个冷静期，不要搞拍脑袋式的离婚。第二个哺乳期的问题，之前法律也有规定，只是当时不这么绝对。关于分居一年，就是令法官有更多理由帮助当事人离婚。这些都是从一些具体的因素做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法律从规定上看，本来就没什么问题，比如有家暴的就应当离婚，那实质没有落实，或者重新定义家暴。我的研究批评的不是法律有多差，而是内在的运作方式是如何影响结果的。

至于彩礼，很难改变，涉及观念和文化。特别经济下行，对一些人家来说，妹妹嫁不出去，儿子就取不了媳妇。另外一个原因是农村男多女少，适婚女性可能到城里，或不愿意结婚，于是解决办法就是竞价。其实明文禁止可能都很难，礼物、请客，民间有很多规避的方式。

端传媒：您之前也提到，其实中国的法院对于整个政策的风向是非常敏感的，目前有关婚育有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是低生育率、低结婚率、高离婚率，那这些会不会影响家事法庭之后的审判？

贺欣：我觉得不会，要看具体政策，一些小的方面也许会有，比如法官在一审时更倾向于不判离，但不会从根本上不让离婚。

离婚诉讼的问题在于，有一方不愿意离的时候，法院解决方式就是拖，只要你愿意拖，拖够时间，迟早可以离。还有就是抚养权分配、财产分配、家暴认定上，女性可能要拿这些去做谈判，想要快点离，就要让渡一些东西。

这种男女不平等在农村肯定更严重，尤其是从夫居（注：指结婚后妻子与子女在夫家居住）严重的地方，或男方有很重的对后代的期待和要求。如果是大城市的年轻人，结婚离婚有什么了不起，都在过自己的生活，但农村有土地问题，有周围的兄弟妯娌，都很难处理。

“坦率地讲，我不想预测这个社会怎么变化，我想我们还是会强调两性平等、家庭和谐这种主流的方式，一些禁忌我觉得还会长期存在，因为对社会原有的结构、制度、价值冲击太大了。”

端传媒：现在有一些女性会因为看到体系中的不平等，而选择不进入婚姻，您觉得就个体而言，是一种可行的路径吗？这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吗？

贺欣：我没有办法替代她们去思考，社会开始变得更宽容，非婚生子女可以有，单亲母亲也都接受，从我这种自由主义的训练和立场来讲，是支持的。但它也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它不解决停留在婚姻里的，只是个体避开制度。

坦率地讲，我不想预测这个社会怎么变化，我想我们还是会强调两性平等、家庭和谐这种主流的方式，一些禁忌我觉得还会长期存在，因为对社会原有的结构、制度、价值冲击太大了，变化可能是很缓慢的。

端传媒：整个调研的过程中，您对于中国法院的运行机制，以及婚姻家庭，有产生一些新的理解和想法吗？

贺欣：这是相辅相成的，我一开始是研究具体的案件，在其中找切入点，做了具体案件后，开始形成关于中国法院一些根本性的看法，从而促使我着手去做关于法院的书。

婚姻家庭也是一样，我原来从没想过婚姻制度是这样的，国家是这样对待这个制度的。婚姻家庭是看待中国社会变迁的镜子，对我来说是很生动的，不仅是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也包括法律的变化，观念的变化——以前婚都不能离，现在离婚成为常事；以前子女抚养权都不愿意要，现在变成互相争夺的对象，但当然一些地方还是主要抢夺男孩，所以其中的变和不变都反映了这个社会。

如果想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不看家庭、不看离婚，就会缺失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看到经济发展，看到数字，但其中有很多生动的故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关起门来时有多少家暴，分财产时有多少考量，是怎么互动的，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社会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