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曉紅：在歷屆政府的「支持」下，極右翼在英國是如何被主流化的？

（白曉紅，記者、作家。著有《華人耳語：英國隱形勞工的真實故事》（2009年入圍英國歐威爾書獎）、《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2013年獲頒英國前衛圖書獎）、《隱形性產業：英國移民性工作者》、《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再見，烏斯曼
Made in Italy 背後的剝削和種族隔離》）

當位於英格蘭利物浦北部的南港（Southport）於7 月 29 日發生兒童被謀殺事件時，網路上的猜測和假新聞立即瘋傳。我的直覺告訴我，發生在無辜社區的可怕謀殺事件，將立即被這個國家的種族主義者和新法西斯分子以某種方式利用。果然，在當局公佈嫌疑人姓名之前，假資訊和網路動員就把數千名白人帶上了街頭。幾天之內，騷亂已在利物浦、赫爾、利茲、曼徹斯特、布萊克浦、米德爾斯伯勒、諾丁漢、博爾頓、桑德蘭、羅瑟勒姆、塔姆沃思、貝爾法斯特、普利茅斯、達靈頓蔓延開來。過去一週在英國各地的城鎮中展現出的街頭場景，令人不寒而慄地感覺到「EDL 回來了」，種族暴力又回到了英國街頭。

這一週以來，社會大眾驚愕之餘，開始問到：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今天的局面？跟整件事情息息相關的媒體，也假惺惺地問，怎麼極右派「突然」上了街頭？怎麼會有這樣的暴力？(然而部分媒體只是把重點放在暴力，將這件事情劃定為治安問題，躲開了「為什麼這些人有這樣的思想」這個問題。）

我從2011年開始，為《憤怒的白人》這本書做採訪。那幾年期間見過，接觸過許多極右份子，其中有少數參與幾年後因為某些因素而痛改前非，也有不少食古不化的納粹份子。而為數更多的，是年輕到中年的「被領導的」 種族主義者和白人至上主義者。所謂「被領導」，就是在這個結構鬆散的極右組織裡，永遠是跟隨領導人，盲從假消息，可以被立即動員的基層份子。

這些屬於多數的基層份子，他們的資訊來源就是社交媒體上的假消息，以及右翼主流媒體。這些媒體散播的種族歧視和種族主義，就是這些人每日生活裡面種族偏見的注射劑。

過去馬克思與恩格斯有關「主宰思想」（ruling ideas，1845）的理論曾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必定是社會上的主宰/主導思想。這是因為統治階級控制主要生產工具，他們因此能夠形塑社會的價值觀和文化。社會上主宰/主導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包括種族主義。統治階級透過各個意識形態機構，比如媒體，宣揚他們的意識形態，以維持鞏固他們的制度。工人階級因而形成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錯誤認知自己的位置，方便的讓統治階級能夠維持社會的階級制度。極右派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不是社會的反面（anomaly），而是從社會的主導意識型態發展而來，是社會的一部分。

我想試著從這個方向，來談談英國統治者跟他們的媒體，是如何導致今天的狀況。

伊斯蘭恐懼症主流化的過程

羅賓遜當時告訴我：「五年前，當我們談論這些問題時，我們被迴避並被稱為種族主義者。現在，他們，政治家和媒體，都在談論同樣的問題……我在牛津聯盟的演講很受歡迎……這些想法變得更加主流。」

英國極右翼團體 EDL（English Defense League）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組織鬆散的團體，由少數高層領導和管理，他們透過網路上假訊息，宣揚種族主義意識形態。該組織的策略家能夠利用工人階級成員的邊緣化和疏離感，尋找替罪羔羊並製造敵人，引導這些人走上街頭。他們想像「英國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脅，而他們的目標是捍衛這種生活方式。

在2009-2011年 EDL 的鼎盛時期，領導階層能夠透過社群媒體動員，在全國各地的城鎮組織遊行。即使當創始人湯米·羅賓遜（Tommy Robinson）於2013年10月離開該組織並前往奎利亞姆基金會（Quilliam Foundation，之前由政府資助的反極端主義智庫）工作時，EDL 模式仍在繼續並持續下去。

現在，面對街頭騷亂，政府和社會對暴力事件的反應是震驚，難以置信。然而，極右翼活動的激增是可以預見的——無論是在英國還是整個歐洲。

2024年6月，歐洲議會選舉結果讓一些人感到震驚，反移民極右派取得了重大進展。例如，在義大利、法國和德國，過去的邊緣事物現在已成為主流。極右翼政黨不再需要談論離開歐盟。歐盟中間派政黨在國家和歐盟的層次上，都採用了極右派的有關移民的政治話語，並希望藉此留住選民。中間偏右派成功地將極右翼融入了俱樂部。喬治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領導的義大利兄弟會（Fratelli d’Italia，FDL）等新法西斯政黨，希望從內部改變歐盟。正如歷史學家大衛布羅德所說，像它們這樣的政黨現在在歐盟內越來越有能力製定歐盟議程。

成為主流一直是湯米·羅賓遜的願望。他在2013年至2016年期間我的採訪中重申了這一點。他一度說：「因為它太重要了，不容忽視。我們要做的是提供一個可信的平台……如果你繼續生活在邊緣，繼續疏遠人們，那麼就會產生大問題……這些問題必須在更廣闊的平台上討論…我想接觸到更廣大的受眾。」

在英國，歷屆政府、國家機構和中右翼（centre-right）政治力量，多年來一直將極右翼納入主流。這不僅可以追溯到英國脫歐以來，還可以追溯到2001年 9/11。

在反恐戰爭的背景下，「預防」（Prevent）策略於2003年推出，作為英國國家反恐政策（CONTEST）的一部分。2015年，「預防」成為公共部門機構的法律義務，其中監控是其基本特徵。在「預防」實踐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與穆斯林和伊斯蘭教被當作有著內在的聯繫。「激進化」被視為恐怖主義傳送帶的一部分，根據「預防」策略的說法，「恐怖主義是症狀；意識形態是根本原因」。恐怖威脅被視為植根於意識形態，即宗教。因此，恐怖主義威脅被視為伊斯蘭威脅。

這就是伊斯蘭恐懼症，核心是將穆斯林和伊斯蘭教視為威脅，並且在文化上與西方文明不相容。因此，「預防」策略實踐了伊斯蘭恐懼症，將其製度化，並為其提供了理由。毫無疑問，這加劇並加深了穆斯林在英國已經處於的不安全地位。事實上，「預防」組織是傳播伊斯蘭恐懼症並將其灌輸到社會的主要國家機構。它促進了伊斯蘭恐懼症的正常化，使其從極右翼言論的地位提升為社會可接受的語言和實踐。

在此框架下，穆斯林成為「預防」策略的主要對象。2007年4月至2010年12月期間，67%的「預防」轉介涉及穆斯林；2012年4月至2015年4月期間，至少69%的轉介涉及穆斯林，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期間，至少68%的轉介涉及穆斯林。儘管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穆斯林占英格蘭和威爾斯人口的4.8%。

這種情況導致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增加。根據2023年的政府數據，英國沒有任何團體比穆斯林面臨更多與信仰相關的仇恨犯罪。截至2023年3月的一年中，在所有（有記錄的）宗教仇恨犯罪中，超過十分之四是針對穆斯林的。

媒體一直是異化（Othering）和種族化穆斯林的一部分。它的運作方式之一是以宗教為中心，而讓英國的外交政策看起來好像置身事外。這樣，在大眾媒體上，「伊斯蘭極端主義」甚至可以被與極右派極端主義、新法西斯主義歸為一類。

當羅賓遜於2013年離開 EDL 並與奎利姆基金會合作時，大多數媒體都在談論羅賓遜和的奎利姆基金會的共同點：將激進伊斯蘭等同於新法西斯主義。奎利亞姆在評論「湯米致力於打擊各種極端主義」時被媒體多次引用，這是一場可笑的悲劇。就在羅賓遜離開 EDL 的兩個月前，他自豪地告訴我「EDL 創造了英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街頭運動」，而且他從未對新法西斯在該運動中的存在表示任何反對，或任何離開的願望。媒體對湯米跟奎利亞姆的表演進行了附和，強化了「意識形態（宗教）正在推動激進化] 的論述。

可以預見的是，羅賓遜的奎利亞姆計畫並沒有持續太久。兩方的機會主義，致使這個合作計劃根本無法長久。2015年初，他成立了 Pegida UK（於德國成立的反穆斯林團體「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的外延組織），於是「湯米」又回到了街頭。他曾希望 Pegida UK 能夠吸引更多「中產階級」人群。在表象背後，一些 EDL 成員透露，EDL 的一些分支組織一直在組織 Pegida UK。特別是 「西北異教徒」和 「東北異教徒」 這些支派，由保皇派和白人至上主義者組成。 「他們很多人都是新納粹分子，」一位駐倫敦的 EDL 人士告訴我，「但說實話，他們的許多想法是受到主流社會接受的。」

2015年2月，就在 Pegida UK 成立之前，我去觀察了西米德蘭茲郡達德利（Dudley）的 EDL 遊行。這是媒體為極右派意識型態當擴音器的另一個例子。那天，超過1200人到場。這些憤怒的白人來自中部和東北部。他們來達德利做什麼？反對修建清真寺。

他們認為這象徵著穆斯林對他們的文化和人口的接收，儘管2011年的人口普查發現，在達德利超過30萬人的人口（包括該鎮本身的8萬人）中，只有4.1%是穆斯林。EDL 也再次談論「伊斯蘭化」，儘管迄今為止該行政區人數最多的宗教團體（63.5%）是基督徒。但聳人聽聞的媒體卻大肆通報清真寺建設問題。英國獨立黨的比爾·埃瑟里奇（Bill Etheridge）是該地區的歐洲議會議員，他也反對建造它。當地的《星報》刊登了擬建清真寺的裁切圖像，但沒有顯示建築群的整個平面圖。該計劃包括一個企業和教育中心、一個社區中心、一個體育中心和一個擁有120個停車位的兩層停車場。

此時，EDL 的街頭運動受益於2014年和2015年的事件：首先是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擔任教育部長期間，對伯明翰學校的「特洛伊木馬」調查（Trojan Horse Scandal，這項調查後來被證實完全沒有事實根基）。記者彼得·奧本（Peter Oborne）提醒我們，戈夫「推動了一場國家批准的，針對伯明翰市中心弱勢穆斯林社區的襲擊，摧毀了許多伯明翰教師的職業生涯，並破壞了數千名穆斯林兒童的教育前景」。整件事都是根據一封假信編造的故事而展開的，即英國「伊斯蘭主義者」正在「密謀接管」伯明翰學校！大眾媒體一遍又一遍地轉載這些謊言。

隨後，2015年歐洲出現的新恐怖主義威脅也讓 EDL 受益匪淺。媒體對這些事件的報導以及圍繞這些事件的政治言論，使得 EDL 傳播的想法越來越被社會接受。 「文明衝突」論點再次主導了《查理週刊》辯論的主流報道，「宗教激進化」敘事成為常態（正如2015年1月 BBC 全景節目《英國伊斯蘭之戰》所展示的那樣）。這些與達德利（Dudley）的 EDL 種族主義者非常吻合，他們聲稱「伊斯蘭教是問題所在」。

羅賓遜當時告訴我：「五年前，當我們談論這些問題時，我們被迴避並被稱為種族主義者。現在，他們，政治家和媒體，都在談論同樣的問題……我在牛津聯盟的演講很受歡迎……這些想法變得更加主流。人們現在正在傾聽我們的聲音。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

羅賓遜自信地宣稱 EDL 是「一股不會消失的力量」，儘管他本人仍在尋找一個更受人尊敬的平台。

保守黨統治下的反移民種族主義

我們可以預見，極右翼團體必定會經常出現在英國街頭，而且他們的聲音只會越來越大，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多年來一直得到當權者的認可並被變成政策。

在媒體的幫助下，中間右翼政黨推進了仇視伊斯蘭教的程度。保守黨的十四年統治鞏固並深化了新工黨所取得的「成果」。奧本評論說，保守黨建立了對英國穆斯林的控制和監視結構，同時賦予合法性給極右翼。

強生（Boris Johnson）在他的政府領導下，沒有採用2019年伊斯蘭恐懼症的定義，該定義由國會的議會小組（APPG）提議，將伊斯蘭恐懼症定義為「根植於種族主義，是一種針對穆斯林身份的表達或針對當事人認同的穆斯林身份的種族主義」。同時，強生與其他政客經常利用「言論自由」阻止有關英國伊斯蘭恐懼症的討論。

前任首相蘇納克更誇張。APPG 對仇視伊斯蘭教的定義，在蘇納克政府上任幾天後就被正式拒絕。正如 APPG 調查報告所說，「伊斯蘭恐懼症」是英國穆斯林用來描述他們的經驗的一個詞。伊斯蘭恐懼症是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將伊斯蘭恐懼症納入反種族主義架構裡，對於打擊結構性種族主義至關重要。APPG 承認，二十年來缺乏廣泛採用的仇視伊斯蘭教的工作定義，降低了承認歧視和偏見的門檻，使得穆斯林在不能訴諸法律情況下很容易受到仇視，導致社會仇視伊斯蘭教的現象正常化和增加。

在布雷弗曼（Braverman）和戈夫（Gove）等人的任內發生的事情——後者被稱為英國伊斯蘭恐懼症的主要設計師（當時是負責住房和社區事務的國務大臣）——說明了保守黨對伊斯蘭恐懼症的應對方式。正如奧本指出的那樣，戈夫制定了保守黨對英國穆斯林的政策，並將他們變成「內部的敵人」（用柴契爾當時關於煤礦工人的話來說）。戈夫將伊斯蘭教與所謂的「伊斯蘭主義」區分開來，聲稱後者是一種與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不相容的「極權主義」形式。

例如，在我居住的位於倫敦東部的陶爾哈姆（Tower Hamlets），戈夫十年來兩次派人調查這裡的區政府。該區政府由獨立市長拉赫曼（Lutfur Ra​​hman）領導，拉赫曼是穆斯林。戈夫第二次派出了英國駐敘利亞、利比亞和沙烏地阿拉伯大使約翰·詹金斯（John Jenkins）爵士。詹金斯是 Policy Exchange 組織的高級研究員，該組織是戈夫等人於2002年創立的右翼智庫。

保守黨統治下，脫歐的種種承諾並無兌現，長年以來的公共設施經費裁減，醫療體系凋敝，保守黨卻同時在玩種族牌，把移民跟難民設定為公共敵人，推出了最倒退的移民政策。 「非法移民法案」被國會通過，是我在這個國家看過最殘忍的一份移民法案。該法案涉及的侵犯人權行為，招致了聯合國的批評。然而英國媒體卻洋洋得意地保持沉默。對於這項法案的內容及其產生的影響，沒有進行任何分析、任何調查、也沒有提出問題。整個保守黨時期的反移民言論都是種族主義且令人震驚的，「盧安達計畫」的慘無人道更是達到了極致。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症已經完全正常化。英國的蘇納克和義大利的喬治亞·梅洛尼互相稱讚對方在「阻止船隻」方面所做的工作。蘇納克對她說了聲「謝謝」，表明他受到了她的啟發。英國極右翼徹底膽大妄為起來，白人至上主義者在過去一周的騷亂中不斷高喊「停船！」（Stop the boats）這句口號，重複著他們政客的話。

當新上任的工黨首相施凱爾譴責街頭暴力時，他應該做的是指出這些騷亂的種族主義本質，並撤銷歷屆政府實施的極具破壞性的政策。但我們的希望不能寄託在工黨身上。即使在大選後的第一周，工黨仍然繼續迎合種族主義——重申其邊境政策，邊境部隊立刻把那些從英吉利海峽獲救的13名移民送回法國。施凱爾嘗試與歐洲達成尋求庇護者返回協議。他表示，他還考慮將在英吉利海峽攔截的移民送往國外，以處理他們的庇護申請。在廢除保守黨的盧安達政策後，工黨還根據遣返協議將55名越南移民驅逐回越南。我們可以預見，極右翼團體必定會經常出現在英國街頭，而且他們的聲音只會越來越大，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多年來一直得到當權者的認可並被變成政策。

民眾的反擊

「雖然貧窮和絕望從來都不是藉口，但它們為極右翼種族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就是為什麼正如我們團結起來並擊敗了老闆一樣，我們現在也必須團結起來，擊敗我們在工人階級社區中大量目睹的種族主義暴力浪潮。」

總有一天，我們必須對社會上的每個人說： 「不種族主義」是不夠的。反種族主義運動和集體行動，是對抗極右派的方式。

在陶爾哈姆（Tower Hamlets），正是許多反種族主義人士多年的集體努力才將 EDL 抵擋在門外——這是典型的倫敦東區抵抗極右翼的傳統，如1936年10月4日那天，東倫敦人走上街頭，抵擋進來這個地區示威的2000多名英國法西斯聯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BUF）默失李（Osward Mosley）的支持者。這些法西斯份子本來想從倫敦市中心遊行進入東倫敦，他們驚訝地發現，在東倫敦等著他們的，是十萬多名反法西斯者。當時東倫敦的工會人士、共產黨黨員、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團體，以及許多猶太裔和其他族裔的居民，都共同參加了這個行動，打敗了法西斯份子，將他們趕出了東倫敦。

1960-70年代以來，在東倫敦陶爾哈姆（Tower Hamlets）這個地區，遭受到種族主義最深切影響的，是當地的孟加拉移民社區。70年代種族襲擊事件經常發生，在1978年那年，一位25歲的孟加拉移民 Altab Ali 從成衣廠下班後回家路上被三名白人殺死。接下來的二十年中也有許許多多的嚴重的種族攻擊事件，成為當地居民的集體記憶。由於當時警方並沒有意願保護少數民族社區，當地的孟加拉移民社區不得不開始想辦法防衛自身，年輕人成立了各種社區協會，對抗種族主義的威脅。這些協會為孟加拉青年構成了重要的保護網，他們也在當中學習到如何組織自身，保護社區。他們變得越來越有信心。每當有種族主義者來到這個地區，這些青年就會集結起來，讓種族主義者無法進來。那時候他們的抵抗對象主要是英國國家黨（BNP）。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1990年代，當時孟加拉移民漸漸看到，他們社區外也有別人願意加入他們的陣營，包括白人跟加勒比海移民。這個地區的孟加拉移民了解到，他們不需再孤軍奮戰。

EDL 把東倫敦這個區域當作是一種挑戰，把陶爾哈姆描述成「獅子窩」（lion den），總是把它當作攻擊目標。他們的目的是想要在穆斯林社區裡製造最大的騷亂。

過去十年多來，東倫敦的穆斯林社區和反種族主義組織，共同對抗種族主義和法西斯分子。東倫敦的清真寺，倫敦穆斯林中心，歐洲伊斯蘭聯盟，東倫敦團結聯盟（UEE，成立於2009年，是一個跨信仰的組織），陶爾哈姆跨信仰聯盟，反法西斯聯盟（UAF），科爾多瓦基金會，反戰聯盟等等，多年來共同合作努力，護衛大家的社區，最終抵擋住了EDL。

EDL 第一次嘗試進入這個地區是在2010年6月。當時反法西斯聯盟（UAF）和東倫敦團結聯盟（UEE）動員了上千人的遊行，EDL 無法敵對，就放棄了他們的計畫。

當地的孟加拉移民此時早已有了反抗種族主義的經驗，已熟悉如何動員居民。一位反種族主義的活躍人 Abdullah Faliq 告訴我，他的活動為他帶來了人身威脅，EDL 寫信說他們會「割斷他的喉嚨」。他說當時的種族襲擊越來越多，有些穆斯林婦女在街上被人摘掉頭巾，有些穆斯林男人被襲擊。Faliq 一點也不怕這些威脅，它更是堅定了他反種族主義的意志。

EDL 第二次想要進入這個地區是在2011年9月，並被大大挫敗。他們600多人在路上被鐵路工人和商店員工堵住，RMT 鐵路工會故意用健康安全的名義把地鐵站關了，所以EDL 無法把地鐵站當作他們的行動起點。這一天一直被大家記得，作為反種族主義運動的勝利日。「我們把他們踢出去了，」 一位工會成員這麼說。反法西斯聯盟也說，這是這個區域抵抗極右派最有意義的時刻之一。

反法西斯聯盟認為，2011年的勝利，是因為有一個廣大的反 EDL 聯盟，集結了各個工會以及社區裡的許多組織。 當EDL於2013年秋再度試圖進入陶爾哈姆的時候，當地社區早已經驗十足，反法西斯聯盟和東倫敦團結聯盟共同動員了跨社區的反對 EDL 大遊行，並再度有各工會的支持。集會的地點，正是紀念 Altab Ali 所建立的公園。我當時也親眼目睹了遊行聲勢的浩大。

十多年來，EDL 幾次試圖遊行經過清真寺，但每次都遭到當地社區的共同阻撓。所有宗教信仰的領袖站在清真寺前說：「這是我們的清真寺，我們要站在一起保衛它。」 他們的成功合作，抵擋共同敵人，就是許多社區反抗種族主義工作的最佳楷模。

今天，代表數百萬少數族裔和移工的反種族主義人士和當地工會，對極右派的猖獗表達了他們的憤怒。世界聯合之聲（UVW）就是其中之一。這個基層工會的成員主要由移工組成，對全國各地移民、穆斯林和其他少數群體遭受種族主義暴力的社區表示聲援。

UVW 表示：「我們作為清潔工、保全、服務員、搬運工、季節性水果採摘工、快遞員、護理人員以及許多其他重要角色努力工作。當我們爭取更好的薪資和條件時，我們也是在為所有工人爭取同樣的待遇。然而，我們常常被貶低、並被當作二等工人對待。我們中的許多人經常經歷公開和製度化的種族主義。我們許多人也經常感到自己被忽視，而我們與其他人一樣擁有同樣的希望和需求。我們不僅在我們所做的工作中，而且在我們帶來的文化中，為社會做出了寶貴的貢獻。」

「雖然貧窮和絕望從來都不是藉口，但它們為極右翼種族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就是為什麼正如我們團結起來並擊敗了老闆一樣，我們現在也必須團結起來，擊敗我們在工人階級社區中大量目睹的種族主義暴力浪潮。這些社區在同樣的統治強權手中遭受苦難… 我們必須尋求開展工人階級團結，根除和摧毀社會各個層面的種族主義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