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一週前，2024年7月26日，你是否還記得巴黎奧運會的開幕式？那是一場長達約四個半小時的表演，有美感、活力、冒犯性，刺激感官。進行到一個半小時左右，塞納河上緩緩升起10個為女性權力與權益奮鬥的法國女性雕像（因技術故障，波伏娃的雕像未升起），兩個半小時後則是滿屏的變裝皇后、酷兒，穿著豔麗活潑的人們。兩名表演者共享同性之吻，三位不同種族的表演者互相親吻後在鏡頭面前關上門，引人遐想。在屏幕前看到這些的女性主義者與酷兒們，很難不微笑和振奮起來。對於中文世界來說，這也是還不那麼被主流社會接受的酷兒形象第一次登上世界級的舞台。
然而，在酷兒戲仿與精心策劃的表演謝幕之後，性別二元制的現實隨著比賽重回公眾視野。從一開始，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運動員就被曝不能參加法國籃球隊，奧運進行到一半，對兩名生理女性拳擊運動員的性別爭議就引爆了。就算不談論這些熱點，巴黎奧運會自身也無法抵抗奧運傳統價值的召喚：一個強調民族國家的盛事，一個區分生理差異和性別二元的場域。
儘管如此，今年的巴黎奧運會終於在128年間首次實現了運動員性別平等。要知道在1924年的巴黎奧運會上，只有4%的參賽者是女性，她們僅能參加被認為「適合」她們的運動項目。另外今年共有193名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和非二元性運動員參賽，創下了紀錄。女子運動項目也獲得了更多黃金時段轉播機會，越來越多優秀的打破傳統形象的運動員出現在女子比賽中，動搖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審美制度。
酷兒們相繼出現在開幕式與賽場中，這當然值得慶祝。人們不得不去見證、感受和接觸，重新審視性別和身體的多樣性。這不僅是對異性戀中心主義的挑戰，也是對體育界長期以來忽視和排斥酷兒群體的一種回應。然而，當酷兒們為此慶祝與雀躍時，有些問題緩緩浮出水面：慶祝的對象是什麼？如何慶祝？奧運帶來的狂喜背後，酷兒正在被如何表現（present）和解讀？這個代表着最為國家主義與強調二元性別的場域被酷兒侵入，但那是成功的嗎？
與主流交換位置
無法提前審查的開幕式直播，在同一時間傳遞到全球解說員和觀衆眼前。各國的解說反應像一面鏡子，映襯出了各個社會不同的性別觀。在這方面，令人意外的是，台灣、中國大陸和香港竟然都陷入了同樣的「困境」：中文界的主持人們很多都無從下嘴。
比如 Drag Queen 表演時，香港 HOY TV 評述員徐家樂介紹英國跳水選手時愣住，不知怎麼開口，糊里糊塗不着邊際地講到：「到英國呢，我們特別注意到上屆打破了中國隊壟斷跳水金牌的這個選手。他是我們稱為老將的 Thomas Daley。他本屆決定再來。他本身是一個同性戀者，但大家已經完全包容他了」。而當滿屏的彩虹色與張揚的表達在央視CCTV進行轉播，畫面出現同性親吻，3名男女一同親熱時，解說員立刻陷入沉默。就連台灣的愛爾達直播中，男解說員在巴黎時尚秀 runway 出現那段也講，「時尚真的很難理解，我真的看不懂」。
觀衆們則不僅欣賞開幕式，也觀摩解說員的反應，以及屏幕後破防的人的反應。三重屏幕（開幕式、解說、觀衆反應）交織成多維度的喜劇，供有心的觀衆們觀賞。凝視兩端的主客體位置顛倒，權力位置也在這個時空中倒轉，提供了一種顛覆性體驗：解說員與一些觀衆的不適應、尷尬，不感到被接受，與坐立不安的狀態，是酷兒們在主流霸權社會下的日常；酷兒們則短暫體會着成為社會主體。
中國的酷兒網友們在不同平台下帶着自嘲與幽默的評論，更是將這個戲劇推向高潮：「央視解說已經汗流浹背了，久久沒有人開口說話」 ，「這是CCTV這輩子播過尺度最大的東西，解說員全閉麥了」。尷尬感被酷兒觀衆們捕捉並放大，成為了集體幽默的源泉。「今天，全中國的同性戀聚在電視機前，慶祝我們的好姐妹 CCTV 西化的一天」（當時豆瓣熱評，現在已經消失不見）。「巴黎開幕式就這麼水靈靈的給中國帶來了LGBTQ」。
對於慣性被審查和壓制話語的酷兒來說，幽默是此刻TA們最好的反擊武器，在不斷地規範下，TA們早已學會不斷重申某個詞的含義或者「改良」來抗議：「百合女人最好的秘密～（編註：百合女人指 Lesbian 之間的情誼）」「亞當（Adam Lambert）來中國也得喝中藥（編註：有中國磚家曾發表喝中藥可以治療同性戀的觀點）」。
可以說在這次開幕式上，情緒收穫最多的是中國酷兒，TA們說，「美美的贏了～法國人都體會不到我們的快樂」。同時我們也需要為自己自豪，因為我們不僅僅是觀衆，還同時是這些文化的生產者、參與者、推廣者。
這齣戲劇帶來的情感刺激不會隨着開幕式的結束而消散，反而是酷兒時間中不斷流動的真實微光。酷兒學者 Eliza Steinbock 將微光（shimmering）理論應用於跨性別身份和經歷的流動性與動態性上，因為在性別規範霸權的社會中，酷兒的生命經驗與身份並非靜止不變，而是不斷地運動與變換。正如網友聽到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時，疫情3年的遭遇與苦痛瞬間閃回。有理由相信，這次狂喜體驗將成為一種持久的滋養力量，不斷溫補生活與慾望，並形成個人的政治力量。
慶祝轉移
但是，這些成就歸功於誰？
有一些法國人強調，「我們的政府絕對不是酷兒友好，也並非那麼包容。」就在開幕式期間，法國奧委會大張旗鼓地禁止法國穆斯林女運動員佩戴頭巾。在2018年的巴黎酷兒驕傲遊行中，酷兒群體指責法國政府未能有效應對針對酷兒個體的暴力和歧視問題；針對LGBTQ+群體的攻擊和犯罪案件在2022年上升了近30%。2023年下半年，酷兒組織指責法國政府在處理LGBTQ+無家可歸者問題上提供的緊急庇護和支持服務方面存在不足。與此同時，極右翼勢力的興起也對LGBTQ+權利構成了威脅，他們通過社交媒體和公共場合發表反LGBTQ+言論，煽動仇恨。
這場奧運會也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巴黎市中心多地封閉，政府的學生公寓被收回，在巴黎奧運會前幾周乃至幾年間大規模窮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者被「打包」送去比利時。「世界醫生」組織的一名組織者保羅·阿勞齊（Paul Alauzy）認為，法國政府正在「將不受歡迎的人轉移，並將苦難推離奧林匹克城市。」
因此我們仍舊要警惕慶祝的對象。有些慶祝話語閃現了一種經典模式，例如，「果然是法國」「下輩子讓我生在法國」 「法國巴黎永遠的藝術之都」「榮耀屬於法蘭西」等。這種言論是一種對於國家主義的無意識依戀，在這種依戀下，將開幕式的成功歸功於法國作為國家的象徵，將法國描繪成一個包容的酷兒烏托邦。然而，這種觀點隱含着民族主義邏輯，並可能陷入後殖民的意識形態陷阱，將「法國等於文明進步，中文地區不文明進步」這種二元對立強化。相反，法國的酷兒成就並非來自於政府的主動推動，而是那些反抗政府和社會壓迫的酷兒個體和群體抗爭的結果。
開幕式上的表演者之一 Le Filip，一名出身阿爾及利亞的變裝皇后，在表演結束後明確表示：「不要將奧運會等同於馬克龍政府，開幕式導演團隊和法國政府並不是一體的。」這種無意識的國族主義不僅掩蓋了酷兒的真正貢獻，還可能幫助政府收編酷兒話語。而反對者們應用的是同一套話語，嘲諷酷兒的出現是一種符號式的裝點，是一種代表西方進步的虛假裝飾，甚至覺得僅僅表現酷兒是沒有關注到更廣泛的交叉性，比如：酷兒不能夠代表法國的工人階層和法國歷史。
Le Filip 則反擊到：「不是我們是酷兒，就不是工人階級了，而且 dragqueen 一直存在於世界歷史中。這是一種強硬形成的對立。但酷兒跟任何階級都不對立，每個階級中都存在酷兒。」另外，正如女權活動家奧德麗·洛德（Audre Lorde）所警告的：主人的工具永遠不會拆除主人的房子。將成就歸功於政府，無意識的用國家主義的話語工具來對抗民粹主義，結果終究會和他們一樣強化這個本身充滿壓迫的制度。
在這次開幕式演出結束後，導演團隊和許多酷兒表演者們，都收到了恐嚇，辱罵與死亡威脅。據巴黎訴訟辦公室週五表示，開幕式導演兼藝術總監托馬斯喬利社交網絡上收到了威脅和恐同言論的攻擊，他已向法國相關機關申訴。Le Filip 表示「有很多我的同行和同行者收到了仇恨信息，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早就不在意那些人怎麼想了」。同是表演者之一的芭芭拉・布奇，於29日在 Instagram 上貼出一份由律師姆塞拉蒂（Audrey Msellati）撰寫的聲明稿，指布奇遭受了「極端暴力的網絡騷擾和誹謗」，她已經向警方報案。
國家收穫了榮譽，而個人承擔風險、面臨威脅。
賽場上的二元與傳統
包容多元的表演不能遮蔽奧運會的本質，在全球範圍內，幾乎沒有哪個場域像體育賽場那樣，以性別二元意識為基礎，並且如此強調生理身體的差異性。
像奧運會這樣的大型國際體育賽事，長期以來將運動員嚴格分為女性和男性的類別來進行競爭。對於性別二元認知的逐漸演變和複雜化，也跟奧運會對於性別鑑定方法的變化緊緊綁定在一起。
不僅如此，生理性別差異還通過獎牌、榮譽和媒體關注來加強，並且在運動員的形象建構、媒體報道以及公衆對運動成績的理解中被不斷再生產和鞏固。
最初，競技運動設立性別鑑定主要是針對女性運動員。這種鑑定方式起源於1960年代，因為出現了許多肌肉結實的女性運動員，因此國際田聯打著「確保沒有男人冒充女人」的幌子，開始了這種檢測。最初是通過檢查外生殖器官來區分性別——通過肉眼觀察身體的外部特徵。後來則逐漸深入到生理內部，通過染色體等生物指標進行檢測。
這種差別對待背後，反映了對女性運動員（女性性別）「真實性」的懷疑：認為女性身份容易被僞裝，並且女性身體可能不具備「天然」的運動能力。額外的審查和驗證，與早期對女性在公共領域表現能力的懷疑相一致，暗示女性的身體不適合參與競爭性體育運動或公共事務。通過對女性運動員的性別檢測，社會試圖控制女性在體育領域中的地位，並通過技術手段強化男強女弱的二元制規範。
性別界限被劃分得越來越清晰和不可逾越，性別差異內化為一種生物學上的必然性，更精確的檢測手段被用來控制和管理個體的性別身份。
隨着跨性別女性運動員的出現，國際奧委會（IOC）轉向檢測運動員體內的激素水平，特別是睾酮水平。這種測試旨在確保跨性別女性運動員的睾酮水平在「女性範圍」內，以允許她們參加女子比賽。儘管這種方法比以往的測試更精細，但仍然面臨爭議，尤其是對於那些生理上睾酮水平較高的女性運動員。
隨着酷兒群體通過各種形式的抗議以及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運動員參與率的增加，IOC在2021年更新了其性別政策。取消了之前「一刀切」的標準，轉而採用更為靈活和個性化的評估方式，取消了強制性的睾酮限制：IOC不再規定統一的睾酮水平標準來限制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比賽。
這項新的政策承認不同運動項目對體力、耐力等要求各不相同，因此決定權下放到各單項體育聯合會，讓它們根據各自項目的特點制定適合的政策。這意味着對女性性別的定義在不斷擴展，偏離了傳統的霸權規範，女性性別的定義也變得更加豐富。同時，性別多樣性的增加也在提高公衆對性別理解的意識。
儘管如此，跨性別女性運動員參賽的事件仍然總是處在輿論的風波。跨性別女性運動員總是被以保護「生理順性別女性」運動員的權益為由抗議其參加，並且羞辱其真實性別。這樣的爭論在勞雷爾·哈伯德的案例中達到高潮，她是第一位參加奧運會的公開跨性別運動員，在 2020 年奧運會上引發了巨大爭議。哈伯德是自2012年完成性別確認後，按照國際奧委會（IOC）的規定降低了體內睾酮水平，並開始參加女性舉重項目的。今年巴黎奧運會拳擊比賽中，這樣的輿論指責又發生在台灣和阿爾及利亞的拳擊選手，林鬱婷和 Imane Khelif 身上，在網民誤以為她們是跨性別運動員時，對於跨性別的慣常羞辱和指責潑水般倒到她們頭上。
另外，跨性別中不僅僅只有跨性別女性，也存在跨性別男性。Hergie Bacyadan 是菲律賓跨男拳擊手運動員，從未注射過任何激素，仍以女性身份參加賽事。但是他幾乎沒有引起過巨大的爭論。反而美國女跨男拳擊手 Patricio Manuel 曾多次擊敗男性運動員取得冠軍，輿論卻不乏對他的激素水平的質疑。人們不相信由女性「轉化」來的男性，有這麼強大的力量，通常會問：他為了變性攝入的荷爾蒙，真的沒有超標嗎？
尤其在中文語境中，官方關於跨性別和酷兒話語的教育與資料是缺乏的。在性別矛盾尤其顯著的環境中，很容易跟隨 KOL 的言論，導致中文圈關於體育的性別討論與跨性別女性牢牢綁定在一起，體育似乎只是作為話語工具反對跨性別存在的合理性。
一場以歡快的酷兒慶祝拉開帷幕的奧運會，還是被現實社會狠狠打了臉，拳擊手們遭遇的風波還未停止，並且揭開了更多體育組織背後的權力和腐敗問題。而那些容易被跨性別議題觸發卻往往缺失尋找真相動力的輿論，不知何時才會轉變。
在論證誰是真女人的過程中，也很容易落入反跨的話語陷阱與性別二元的霸權規範。在2022年的加拿大紀錄片《誰充當主：運動殘酷記事》（類別：女人）中就記錄了四位因為這類性別審查而失去比賽資格，或者甚至是被強迫進行「治療矯正」以改變自己的身體數據的女性運動員的故事。
多樣女性
對於女性這個性別的控制，不僅體現在二元制度與身體的技術監管上，在視覺表現與媒體話語中更是如此。
體育賽事和組織有時會對女性運動員的身體形象提出不成文的規定或期望，例如適當的體重、身高、服裝要求等。她們往往不僅要面臨着和男性一樣的訓練壓力，還要面臨對於「理想運動女性」視覺期待的雙重壓力。
比如，在沙灘排球，體操，田徑，拳擊，曲棍球等賽事中，奧運會常常以「增加觀賞性」為由，要求女性運動員穿着特定的服裝。在報道時也常常對女性運動員的外貌進行過度關注。今年引起爭議的中國女子跨欄選手吳豔妮，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吳豔妮一直因為化妝和「高調」被討論，因為她實在是不符合「中國理想女性運動員」的模樣。
也是在這樣對於女性運動員形象有所要求的情況下，JK羅琳在X直接附上林鬱婷和 Imane的照片，問：「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這種瘋狂？一名女拳擊手遭受了改變生活的傷害？女拳擊手被殺？」，「有什麼照片能更好地概括我們的新男權運動嗎？」羅琳企圖用兩位選手不符合傳統女性氣質的外貌挑動支持者的神經，甚至可以說，羅琳只是在用外表對兩位女性拳擊手進行「非女性」氣質的羞辱。
這加劇了對於「女性定義」的「精確性」的要求。被指派為女性的人，要經過一層又一層身體的審查，從外生殖器官-染色體-激素水平，最後無論擁有多麼精確的判斷標準，話語模式總是又回到身體表現規範上，對於性別的視覺上的刻板印象就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頭隱形大象：「要看起來像個女性」。
幸而，體育賽場上不斷涌現出具有力量和不同風貌的女性與酷兒運動員，她們正持續衝擊這些既定規範。美國田徑選手理查德森以她的爆發力和速度聞名，她在賽場上的奔跑風格充滿力量與技巧。而她那誇張的美甲和妝容也在賽場上綻放光彩，挑戰着傳統體育美學的界限。
美國體操選手拜爾斯在本次奧運會上也大放異彩，徹底顛覆了大衆對於體操女運動員的審美認知。小紅書上的多位網友評論道，太有生命力了，旺盛蓬勃，體操比賽原來不只需要幼小的女孩。不僅如此，拜爾斯在2018年1月通過社交媒體公開表示，自己也是臭名昭著的美國體操界性侵醜聞中拉里·納薩爾性侵案的受害者之一。並且她在隨後的時間裏遭遇了嚴重的心理問題，最終在東京奧運會上選擇退賽。然而，今年她強勢回歸，並公開表示自己其實是ADHD患者，即使是奧運冠軍也可以袒露自己的脆弱，而不是僅僅作為國家榮譽的掛飾。
也有越來越多的同性情侶運動員在比賽結束後在鏡頭前親吻，這種公開的親密展示在排球、足球等賽事中變得越來越常見。
奧運會已接近尾聲。令人狂喜的開幕式與仍舊保守的賽場雖然雖然是兩個維度，一個是衝破一切冒犯的審美，一個是在禁錮下不斷努力的酷兒們，但是其實都是在不斷打破定義與束縛。雖然開幕式後就是叫囂着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場域，但是觀衆對於運動員的酷兒閱讀可以打破運動員被國家主義話語的完全收編。在網絡中，大家不分國籍的欣賞各國女運動員以及她們傳播的力量感，是對女性的欣賞與讚美。而觀看女性運動員與酷兒運動員在賽場上拼搏，和嗑酷兒CP那種視覺和情感帶來的刺激，也是生活的重要情感來源，這種情感跌宕在身體中。
在開幕式 Festivité 一幕中，多名變裝皇后登場，排陣被認為呈現了達芬奇的名作《最後的晚餐》，也有人認為是衆神的盛宴。一切主流審美被擊碎，違背主流審美的身體形態大膽地出現在畫面中，「醜陋的」、「怪異的」、「不男不女的」、「肥胖的」，這也是第一次，「不合時宜的」性慾望與性表達在被主流舞台規範下赤裸裸地登上舞台。
只是，這種慶祝與驕傲需要小心，不要依附於國家主義或西方進步主義的思維，否則將抹殺酷兒成就的真正意義。對於酷兒與體育關係討論的扁平化就像這次開幕式和正式比賽的場域一樣割裂。如變裝皇后所說，酷兒存在在任何場域，體育場域也是，不能被單一的話題掩蓋其它更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希望我們可以在審美和認知中一起向前，驕傲着並且反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