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一周前，2024年7月26日，你是否还记得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那是一场长达约四个半小时的表演，有美感、活力、冒犯性，刺激感官。进行到一个半小时左右，塞纳河上缓缓升起10个为女性权力与权益奋斗的法国女性雕像（因技术故障，波伏娃的雕像未升起），两个半小时后则是满屏的变装皇后、酷儿，穿著艳丽活泼的人们。两名表演者共享同性之吻，三位不同种族的表演者互相亲吻后在镜头面前关上门，引人遐想。在屏幕前看到这些的女性主义者与酷儿们，很难不微笑和振奋起来。对于中文世界来说，这也是还不那么被主流社会接受的酷儿形象第一次登上世界级的舞台。
然而，在酷儿戏仿与精心策划的表演谢幕之后，性别二元制的现实随著比赛重回公众视野。从一开始，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运动员就被曝不能参加法国篮球队，奥运进行到一半，对两名生理女性拳击运动员的性别争议就引爆了。就算不谈论这些热点，巴黎奥运会自身也无法抵抗奥运传统价值的召唤：一个强调民族国家的盛事，一个区分生理差异和性别二元的场域。
尽管如此，今年的巴黎奥运会终于在128年间首次实现了运动员性别平等。要知道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有4%的参赛者是女性，她们仅能参加被认为“适合”她们的运动项目。另外今年共有193名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和非二元性运动员参赛，创下了纪录。女子运动项目也获得了更多黄金时段转播机会，越来越多优秀的打破传统形象的运动员出现在女子比赛中，动摇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审美制度。
酷儿们相继出现在开幕式与赛场中，这当然值得庆祝。人们不得不去见证、感受和接触，重新审视性别和身体的多样性。这不仅是对异性恋中心主义的挑战，也是对体育界长期以来忽视和排斥酷儿群体的一种回应。然而，当酷儿们为此庆祝与雀跃时，有些问题缓缓浮出水面：庆祝的对象是什么？如何庆祝？奥运带来的狂喜背后，酷儿正在被如何表现（present）和解读？这个代表着最为国家主义与强调二元性别的场域被酷儿侵入，但那是成功的吗？
与主流交换位置
无法提前审查的开幕式直播，在同一时间传递到全球解说员和观众眼前。各国的解说反应像一面镜子，映衬出了各个社会不同的性别观。在这方面，令人意外的是，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竟然都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中文界的主持人们很多都无从下嘴。
比如 Drag Queen 表演时，香港 HOY TV 评述员徐家乐介绍英国跳水选手时愣住，不知怎么开口，糊里糊涂不着边际地讲到：“到英国呢，我们特别注意到上届打破了中国队垄断跳水金牌的这个选手。他是我们称为老将的 Thomas Daley。他本届决定再来。他本身是一个同性恋者，但大家已经完全包容他了”。而当满屏的彩虹色与张扬的表达在央视CCTV进行转播，画面出现同性亲吻，3名男女一同亲热时，解说员立刻陷入沉默。就连台湾的爱尔达直播中，男解说员在巴黎时尚秀 runway 出现那段也讲，“时尚真的很难理解，我真的看不懂”。
观众们则不仅欣赏开幕式，也观摩解说员的反应，以及屏幕后破防的人的反应。三重屏幕（开幕式、解说、观众反应）交织成多维度的喜剧，供有心的观众们观赏。凝视两端的主客体位置颠倒，权力位置也在这个时空中倒转，提供了一种颠覆性体验：解说员与一些观众的不适应、尴尬，不感到被接受，与坐立不安的状态，是酷儿们在主流霸权社会下的日常；酷儿们则短暂体会着成为社会主体。
中国的酷儿网友们在不同平台下带着自嘲与幽默的评论，更是将这个戏剧推向高潮：“央视解说已经汗流浃背了，久久没有人开口说话” ，“这是CCTV这辈子播过尺度最大的东西，解说员全闭麦了”。尴尬感被酷儿观众们捕捉并放大，成为了集体幽默的源泉。“今天，全中国的同性恋聚在电视机前，庆祝我们的好姐妹 CCTV 西化的一天”（当时豆瓣热评，现在已经消失不见）。“巴黎开幕式就这么水灵灵的给中国带来了LGBTQ”。
对于惯性被审查和压制话语的酷儿来说，幽默是此刻TA们最好的反击武器，在不断地规范下，TA们早已学会不断重申某个词的含义或者“改良”来抗议：“百合女人最好的秘密～（编注：百合女人指 Lesbian 之间的情谊）”“亚当（Adam Lambert）来中国也得喝中药（编注：有中国砖家曾发表喝中药可以治疗同性恋的观点）”。
可以说在这次开幕式上，情绪收获最多的是中国酷儿，TA们说，“美美的赢了～法国人都体会不到我们的快乐”。同时我们也需要为自己自豪，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观众，还同时是这些文化的生产者、参与者、推广者。
这出戏剧带来的情感刺激不会随着开幕式的结束而消散，反而是酷儿时间中不断流动的真实微光。酷儿学者 Eliza Steinbock 将微光（shimmering）理论应用于跨性别身份和经历的流动性与动态性上，因为在性别规范霸权的社会中，酷儿的生命经验与身份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不断地运动与变换。正如网友听到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时，疫情3年的遭遇与苦痛瞬间闪回。有理由相信，这次狂喜体验将成为一种持久的滋养力量，不断温补生活与欲望，并形成个人的政治力量。
庆祝转移
但是，这些成就归功于谁？
有一些法国人强调，“我们的政府绝对不是酷儿友好，也并非那么包容。”就在开幕式期间，法国奥委会大张旗鼓地禁止法国穆斯林女运动员佩戴头巾。在2018年的巴黎酷儿骄傲游行中，酷儿群体指责法国政府未能有效应对针对酷儿个体的暴力和歧视问题；针对LGBTQ+群体的攻击和犯罪案件在2022年上升了近30%。2023年下半年，酷儿组织指责法国政府在处理LGBTQ+无家可归者问题上提供的紧急庇护和支持服务方面存在不足。与此同时，极右翼势力的兴起也对LGBTQ+权利构成了威胁，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公共场合发表反LGBTQ+言论，煽动仇恨。
这场奥运会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巴黎市中心多地封闭，政府的学生公寓被收回，在巴黎奥运会前几周乃至几年间大规模穷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被“打包”送去比利时。“世界医生”组织的一名组织者保罗·阿劳齐（Paul Alauzy）认为，法国政府正在“将不受欢迎的人转移，并将苦难推离奥林匹克城市。”
因此我们仍旧要警惕庆祝的对象。有些庆祝话语闪现了一种经典模式，例如，“果然是法国”“下辈子让我生在法国” “法国巴黎永远的艺术之都”“荣耀属于法兰西”等。这种言论是一种对于国家主义的无意识依恋，在这种依恋下，将开幕式的成功归功于法国作为国家的象征，将法国描绘成一个包容的酷儿乌托邦。然而，这种观点隐含着民族主义逻辑，并可能陷入后殖民的意识形态陷阱，将“法国等于文明进步，中文地区不文明进步”这种二元对立强化。相反，法国的酷儿成就并非来自于政府的主动推动，而是那些反抗政府和社会压迫的酷儿个体和群体抗争的结果。
开幕式上的表演者之一 Le Filip，一名出身阿尔及利亚的变装皇后，在表演结束后明确表示：“不要将奥运会等同于马克龙政府，开幕式导演团队和法国政府并不是一体的。”这种无意识的国族主义不仅掩盖了酷儿的真正贡献，还可能帮助政府收编酷儿话语。而反对者们应用的是同一套话语，嘲讽酷儿的出现是一种符号式的装点，是一种代表西方进步的虚假装饰，甚至觉得仅仅表现酷儿是没有关注到更广泛的交叉性，比如：酷儿不能够代表法国的工人阶层和法国历史。
Le Filip 则反击到：“不是我们是酷儿，就不是工人阶级了，而且 dragqueen 一直存在于世界历史中。这是一种强硬形成的对立。但酷儿跟任何阶级都不对立，每个阶级中都存在酷儿。”另外，正如女权活动家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所警告的：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将成就归功于政府，无意识的用国家主义的话语工具来对抗民粹主义，结果终究会和他们一样强化这个本身充满压迫的制度。
在这次开幕式演出结束后，导演团队和许多酷儿表演者们，都收到了恐吓，辱骂与死亡威胁。据巴黎诉讼办公室周五表示，开幕式导演兼艺术总监托马斯乔利社交网络上收到了威胁和恐同言论的攻击，他已向法国相关机关申诉。Le Filip 表示“有很多我的同行和同行者收到了仇恨信息，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早就不在意那些人怎么想了”。同是表演者之一的芭芭拉・布奇，于29日在 Instagram 上贴出一份由律师姆塞拉蒂（Audrey Msellati）撰写的声明稿，指布奇遭受了“极端暴力的网络骚扰和诽谤”，她已经向警方报案。
国家收获了荣誉，而个人承担风险、面临威胁。
赛场上的二元与传统
包容多元的表演不能遮蔽奥运会的本质，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哪个场域像体育赛场那样，以性别二元意识为基础，并且如此强调生理身体的差异性。
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长期以来将运动员严格分为女性和男性的类别来进行竞争。对于性别二元认知的逐渐演变和复杂化，也跟奥运会对于性别鉴定方法的变化紧紧绑定在一起。
不仅如此，生理性别差异还通过奖牌、荣誉和媒体关注来加强，并且在运动员的形象建构、媒体报道以及公众对运动成绩的理解中被不断再生产和巩固。
最初，竞技运动设立性别鉴定主要是针对女性运动员。这种鉴定方式起源于1960年代，因为出现了许多肌肉结实的女性运动员，因此国际田联打著“确保没有男人冒充女人”的幌子，开始了这种检测。最初是通过检查外生殖器官来区分性别——通过肉眼观察身体的外部特征。后来则逐渐深入到生理内部，通过染色体等生物指标进行检测。
这种差别对待背后，反映了对女性运动员（女性性别）“真实性”的怀疑：认为女性身份容易被伪装，并且女性身体可能不具备“天然”的运动能力。额外的审查和验证，与早期对女性在公共领域表现能力的怀疑相一致，暗示女性的身体不适合参与竞争性体育运动或公共事务。通过对女性运动员的性别检测，社会试图控制女性在体育领域中的地位，并通过技术手段强化男强女弱的二元制规范。
性别界限被划分得越来越清晰和不可逾越，性别差异内化为一种生物学上的必然性，更精确的检测手段被用来控制和管理个体的性别身份。
随着跨性别女性运动员的出现，国际奥委会（IOC）转向检测运动员体内的激素水平，特别是睾酮水平。这种测试旨在确保跨性别女性运动员的睾酮水平在“女性范围”内，以允许她们参加女子比赛。尽管这种方法比以往的测试更精细，但仍然面临争议，尤其是对于那些生理上睾酮水平较高的女性运动员。
随着酷儿群体通过各种形式的抗议以及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运动员参与率的增加，IOC在2021年更新了其性别政策。取消了之前“一刀切”的标准，转而采用更为灵活和个性化的评估方式，取消了强制性的睾酮限制：IOC不再规定统一的睾酮水平标准来限制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
这项新的政策承认不同运动项目对体力、耐力等要求各不相同，因此决定权下放到各单项体育联合会，让它们根据各自项目的特点制定适合的政策。这意味着对女性性别的定义在不断扩展，偏离了传统的霸权规范，女性性别的定义也变得更加丰富。同时，性别多样性的增加也在提高公众对性别理解的意识。
尽管如此，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参赛的事件仍然总是处在舆论的风波。跨性别女性运动员总是被以保护“生理顺性别女性”运动员的权益为由抗议其参加，并且羞辱其真实性别。这样的争论在劳雷尔·哈伯德的案例中达到高潮，她是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公开跨性别运动员，在 2020 年奥运会上引发了巨大争议。哈伯德是自2012年完成性别确认后，按照国际奥委会（IOC）的规定降低了体内睾酮水平，并开始参加女性举重项目的。今年巴黎奥运会拳击比赛中，这样的舆论指责又发生在台湾和阿尔及利亚的拳击选手，林郁婷和 Imane Khelif 身上，在网民误以为她们是跨性别运动员时，对于跨性别的惯常羞辱和指责泼水般倒到她们头上。
另外，跨性别中不仅仅只有跨性别女性，也存在跨性别男性。Hergie Bacyadan 是菲律宾跨男拳击手运动员，从未注射过任何激素，仍以女性身份参加赛事。但是他几乎没有引起过巨大的争论。反而美国女跨男拳击手 Patricio Manuel 曾多次击败男性运动员取得冠军，舆论却不乏对他的激素水平的质疑。人们不相信由女性“转化”来的男性，有这么强大的力量，通常会问：他为了变性摄入的荷尔蒙，真的没有超标吗？
尤其在中文语境中，官方关于跨性别和酷儿话语的教育与资料是缺乏的。在性别矛盾尤其显著的环境中，很容易跟随 KOL 的言论，导致中文圈关于体育的性别讨论与跨性别女性牢牢绑定在一起，体育似乎只是作为话语工具反对跨性别存在的合理性。
一场以欢快的酷儿庆祝拉开帷幕的奥运会，还是被现实社会狠狠打了脸，拳击手们遭遇的风波还未停止，并且揭开了更多体育组织背后的权力和腐败问题。而那些容易被跨性别议题触发却往往缺失寻找真相动力的舆论，不知何时才会转变。
在论证谁是真女人的过程中，也很容易落入反跨的话语陷阱与性别二元的霸权规范。在2022年的加拿大纪录片《谁充当主：运动残酷记事》（类别：女人）中就记录了四位因为这类性别审查而失去比赛资格，或者甚至是被强迫进行“治疗矫正”以改变自己的身体数据的女性运动员的故事。
多样女性
对于女性这个性别的控制，不仅体现在二元制度与身体的技术监管上，在视觉表现与媒体话语中更是如此。
体育赛事和组织有时会对女性运动员的身体形象提出不成文的规定或期望，例如适当的体重、身高、服装要求等。她们往往不仅要面临着和男性一样的训练压力，还要面临对于“理想运动女性”视觉期待的双重压力。
比如，在沙滩排球，体操，田径，拳击，曲棍球等赛事中，奥运会常常以“增加观赏性”为由，要求女性运动员穿着特定的服装。在报道时也常常对女性运动员的外貌进行过度关注。今年引起争议的中国女子跨栏选手吴艳妮，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吴艳妮一直因为化妆和“高调”被讨论，因为她实在是不符合“中国理想女性运动员”的模样。
也是在这样对于女性运动员形象有所要求的情况下，JK罗琳在X直接附上林郁婷和 Imane的照片，问：“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疯狂？一名女拳击手遭受了改变生活的伤害？女拳击手被杀？”，“有什么照片能更好地概括我们的新男权运动吗？”罗琳企图用两位选手不符合传统女性气质的外貌挑动支持者的神经，甚至可以说，罗琳只是在用外表对两位女性拳击手进行“非女性”气质的羞辱。
这加剧了对于“女性定义”的“精确性”的要求。被指派为女性的人，要经过一层又一层身体的审查，从外生殖器官-染色体-激素水平，最后无论拥有多么精确的判断标准，话语模式总是又回到身体表现规范上，对于性别的视觉上的刻板印象就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头隐形大象：“要看起来像个女性”。
幸而，体育赛场上不断涌现出具有力量和不同风貌的女性与酷儿运动员，她们正持续冲击这些既定规范。美国田径选手理查德森以她的爆发力和速度闻名，她在赛场上的奔跑风格充满力量与技巧。而她那夸张的美甲和妆容也在赛场上绽放光彩，挑战着传统体育美学的界限。
美国体操选手拜尔斯在本次奥运会上也大放异彩，彻底颠覆了大众对于体操女运动员的审美认知。小红书上的多位网友评论道，太有生命力了，旺盛蓬勃，体操比赛原来不只需要幼小的女孩。不仅如此，拜尔斯在2018年1月通过社交媒体公开表示，自己也是臭名昭著的美国体操界性侵丑闻中拉里·纳萨尔性侵案的受害者之一。并且她在随后的时间里遭遇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最终在东京奥运会上选择退赛。然而，今年她强势回归，并公开表示自己其实是ADHD患者，即使是奥运冠军也可以袒露自己的脆弱，而不是仅仅作为国家荣誉的挂饰。
也有越来越多的同性情侣运动员在比赛结束后在镜头前亲吻，这种公开的亲密展示在排球、足球等赛事中变得越来越常见。
奥运会已接近尾声。令人狂喜的开幕式与仍旧保守的赛场虽然虽然是两个维度，一个是冲破一切冒犯的审美，一个是在禁锢下不断努力的酷儿们，但是其实都是在不断打破定义与束缚。虽然开幕式后就是叫嚣着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场域，但是观众对于运动员的酷儿阅读可以打破运动员被国家主义话语的完全收编。在网络中，大家不分国籍的欣赏各国女运动员以及她们传播的力量感，是对女性的欣赏与赞美。而观看女性运动员与酷儿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和嗑酷儿CP那种视觉和情感带来的刺激，也是生活的重要情感来源，这种情感跌宕在身体中。
在开幕式 Festivité 一幕中，多名变装皇后登场，排阵被认为呈现了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也有人认为是众神的盛宴。一切主流审美被击碎，违背主流审美的身体形态大胆地出现在画面中，“丑陋的”、“怪异的”、“不男不女的”、“肥胖的”，这也是第一次，“不合时宜的”性欲望与性表达在被主流舞台规范下赤裸裸地登上舞台。
只是，这种庆祝与骄傲需要小心，不要依附于国家主义或西方进步主义的思维，否则将抹杀酷儿成就的真正意义。对于酷儿与体育关系讨论的扁平化就像这次开幕式和正式比赛的场域一样割裂。如变装皇后所说，酷儿存在在任何场域，体育场域也是，不能被单一的话题掩盖其它更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希望我们可以在审美和认知中一起向前，骄傲着并且反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