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周處除三害》為何港台冷待，大陸卻爆紅？陸港台三地影視體系啟示錄

甚至大陸國台辦發言人也要回答關於《周處除三害》的提問，影片在大陸的高熱度被解釋為「同胞同文同種，特別容易共情共鳴」，並「鼓勵台灣相關業者赴大陸發展」。

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在中國大陸熱映及票房大捷的話題，可謂超出一切預期。電影於3月1日在大陸正式公映，截至15日大陸地區票房已近4.5億人民幣，全國排片佔比還以20%居首，最終票房由較早時預估的1億元人民幣不斷提升至6億。

熱度首先體現在公映首周內，大陸社交平台的觀後感洗版。自媒體各自蹭流量發挖片中由演員、原型到衣著，或政治隱喻的話題；第二週由主流媒體以至外媒引為中國流行現象報道，甚至成為大陸國台辦發布會中要回應的提問，達到牽動兩岸文化及市場關係的層次（發言人當然也不放過統戰機會，把影片在大陸地區的受歡迎，解釋為「說明同胞同文同種，特別容易共情共鳴」，並「鼓勵台灣相關業者赴大陸發展」）。

《周處除三害》能成為這樣現象級爆款，固然已大大超過了單單作為一部犯罪電影的本質。有人研究它得以在中國大賣之道，有人刻意過度解讀當中的象徵比喻，有人復盤它的營銷策略。現在看來，除了作為爽片大快人心，令向來戲院觀影尺度保守的中國觀眾大開眼界以外，《周處除三害》帶出的整個華語片創作及市場的未來可能性討論更形重要。

市場層面，它的大尺度及受歡迎揭示了中國審查及分級制遲遲未能開放的滯後，連帶是對整個華語電影市場健康發展的可能性探討：作為一個不確定但又可能會有極大收益的市場，中國大陸影市如何能真正融入全球華語影視體系，通過大市場，大收入，豐富製作資本流，形成更健全的電影產業及生態。

在創作層面，作為香港導演於台灣攝制、而在中國大陸才獲得巨大成功的電影，它同時也突顯了陸港台三地電影環境的某種特徵及缺失，以至這些互動關係如何能互補進一步發揮，並形成一個新華語影視體系的可能。

作為一個不確定、但又可能會有極大收益的市場，中國大陸影市如何能真正融入全球華語影視體系，通過大市場，大收入，豐富製作資本流，形成更健全的電影產業及生態？

2024年的中國，審查尺度竟然放開了？

我想我是極為罕有、為了看「已刪剪版」而再看多次《周處除三害》的觀眾。在中國大陸上映之後，於網絡私域中，中國觀眾在尋找的，都是未刪減版的資源。事實上，中國觀眾從不是沒辦法去看這些大尺度的話題電影，大部分新片，無論是荷李活製作抑或韓日台港作品，基本上都能在中國的各種網上、社群中，找到盜版資源。所以《周處除三害》最基本的震撼，的確是源自它竟可以堂而皇之的得到龍標，在中國的院綫公開放映，並且沒有分級的限制。

這意味着這部不乏暴力與性暗示的成人口味作品，是能公開接觸到任何年齡的觀眾層。這也成為它得以引起鬨動的首要因素：尺度那麼大！如何通過的？——更好奇的是如何通過審查得到龍標，而非它的尺度有多大。

由此核心好奇引發，成功燃起的是中國觀眾由來已久的對電影院上片可供選擇的不滿，以至必須進場一看究竟的慾望。它假設了一個場景，是潛在已久的對中國開放審查尺度的幻想。今次最成功的發行及宣傳商聰明地抓住了這期待，並用一招反宣傳把影片推到風口：先是在點映場（優先場）之後傳出正式公映時要「換盤」即放刪剪版的風聲（比較兩版本其實刪去的不多，也不具影響性劇情），從而把此片尺度驚人的訊息傳遍。

說它是宣發方一個極成功的案例，因為從排期、影院排片率到宣傳上，都可說是按成功的冷門黑馬推廣方式進行。此片大陸引進方是星光聯盟，發行方是阿里影業。星光聯盟在這方面尤見往績，過往以小博大的例子有泰國片《天才槍手》和印度片《起跑綫》，分別有2.7億及2.1億人民幣票房。一般以批片模式以固定價格買斷影片中國公映版權，這雙刃劍意味有回本風險之餘，若能大賣則不需再和片主或製作方分拆利潤（亦有說法是今次是以包底再分帳方式計算分成，即台灣片方仍可能從大陸票房取得回報）。

此片尺度「驚人」卻可以通過大陸審查，這成功燃起了中國觀眾由來已久的、對電影院上片可供選擇的不滿，以至必須進場一看究竟的慾望。它假設了一種潛在已久、對中國開放審查尺度的幻想。

而《周處除三害》若確認以這模式引進，相信此前無人能猜到它能大賣的情況下，可以估計其引進買斷價該不會超過它在台灣本土的票房即大約1000萬人民幣。依此推算，若以6億票房收官，引進方肯定獲利豐厚。當中的訊息同樣明顯，市場一旦稍為寬鬆，好的作品理應可得到更大回報。

如何選有潛力的作品靠眼光，然而眼光以外得有策略，宣發方首先是避開了賀歲黃金檔，在四部大陸賀歲片放了近一個月後才推出，比起收20億至30多億（但質素完全不值）的《熱辣滾燙》和《飛馳人生2》等片，卻又能做出單日票房超過這些賣座片的新聞，兼且以硬派黑暗犯罪片的類型，對比這些正向乖巧作，成功釋放出一個票房逆襲的奇片氣場（不過以同期放映作品比較，它票房表現確實比晚一週才上映的《沙丘2》 更佳），而後慢慢從好評口碑中建立正向上升排片及票房效應。

當中最難以克服的，實在是院綫是否願意給時間讓口碑發酵，因為現存中國院綫最大問題即為大片獨大之時，院綫都寧願一整天排滿了大片，個別冷門片一般只獲得首或尾場檔期，若沒足夠時間去慢慢發酵的話，命運就是迫得草草收場或像《紅氈先生》般撤檔另覓檔期。所以無論是檔期製定，到院綫默契，它的成功除了因影片質素，也有著宣發方熟悉業內運作及打通關係的能力和經驗使然。至於一切最核心的一步，即如何使影片在沒有大刪剪下保留並通過，恐怕就不足為外人道了。

爽、惡、敢：真性情對照大陸劇情臉譜化

它綜合了一系列對中國來說都算敏感的內容：暴力、裸露、宗教，經過主旋律電影壓倒市場的時期，這些因素滿足了中國公眾想看些「不同的東西」的渴望。

但宣傳話題只能吸引人進場，觀影後的口碑才是最重要的持續動力。《周處除三害》傳遞了宣傳上允諾的爽、惡、敢的看點，同時又滿足了另一些需求，而且這需求是中國大陸獨有，這也解釋了雖然是同一部電影，此片在台灣或香港公映時卻未能大熱的原因。

這要回到電影本身說起，以至它出現於一個怎樣的中國電影市場時機。它首先綜合了一應對中國而言都算敏感的內容：暴力、裸露、宗教。坊間用爽片，敢拍，大尺度，阮經天最帥演出，去解釋它的受歡迎，當然是較單純的從文本及成品角度理解，但更宏觀的社會環境也需要補充：過去三年除了因疫情影響入場欲，在新的意識形態加強管制下，同時也是新主旋律電影壓倒性佔據中國電影市場的時期。

基於表達自由的收緊，愛國主義風氣再配合「抗美援朝」的紀念，對比荷李活大片日漸失去吸引力，無論是打正旗號的愛國戰爭片，到一應馴化或得宏揚正面積極價值的商業作品，成為了無可選擇下的主流。但是這些宣揚「正向」的電影，若非戰爭片或中式科幻般過度面譜化，就是電視劇般濫情。這才得以了解，宣傳上以「最惡電影」招來的《周處除三害》是如何滿足了公眾想看些「不同的東西」的渴望。

這種「不同的東西」，反映在影視作品中，有去年大熱的電視劇《狂飆》，票房大賣的《孤注一擲》。除了以更多感官駭人鏡頭取得視覺震撼優勢，這些作品在角色描寫上有不一樣的處理，其實是回歸到一種自由市場創作的核心：更為真人真性情的設計，而非樣板式的英雄。

套在港產片的傳統，就是那些具吸引力的角色，往往都是悲劇梟雄，或說是「令觀眾熱愛同情又代入的壞人」，簡稱「好的壞人」。那其實可追溯至中國傳統小說中對「賊」的敬仰，所以香港黑幫電影從結構上來說，是延續了中國演義傳統，人物講求義氣，有本身的處事標準，俠客精神，時而通過「捨身成仁」而達到救贖或淨化的昇華。

但問題是，這個本應是相當中國的傳統，在近幾十年的中國大陸電影史被中斷了。在一切講求正面的宣傳時代，犯罪片的賊人必須大奸大惡，最終必得伏法，正義的警員必然是完人，盡責甚至神通廣大。劇本上出現的警務人員，必須經歷重重正面的調校，避免負面描寫去爭取通過。這使作為受歡迎的犯罪電影變得面譜化，意味着可觀性大打折扣。

套在港產片的傳統，具吸引力的角色往往都是悲劇梟雄，那可追溯至中國傳統小說中對「賊」的敬仰，亦即香港黑幫電影從結構上延續了中國演義傳統。但近幾十年的大陸電影，是一切講求正面的宣傳時代。

港產片和台灣片：填補大陸的蒼白

但在中國現在一切難以「盡吐」，連網絡用詞都要左閃右避的環境中（如政府會寫成「zf」非因為簡便，而是避免被認為是敏感內容而遭審查），其實積存了一種不能盡吐的壓抑與自我調節。

此外，所謂「爽」，就是盡情盡興，引申到最近逝世的電影學者大衛·博威爾（David Bordwell）對香港電影的借用形容「盡皆過火，盡是癲狂」，《周處除三害》無疑是這傳統下有趣的演化。當中國觀眾在追尋過往港產片或現在合拍片的犯罪處理時，最欣賞的便是這種會「去到盡」的精神。

遠些的例子如《英雄本色》是「好的壞人」的典型，頭破血流的警員傑仔把槍遞上讓Mark哥「私了」大哥成才大快人心，到最後都令人忘了主角其實是犯罪份子。又如前兩年《神探大戰》要去到有怪物在神探腦海中出現。

但在中國現在一切難以「盡吐」，連網絡上用詞都要左閃右避的環境中（如政府會寫成「zf」不是因為簡便，而是避免被認為是敏感內容而遭審查），其實是積存了一種不能盡吐的壓抑與自我調節。以至拍出來的犯罪片往往過度悉心迴避「時地人」的真實所指，又得把犯罪動機以至警方的最終戰勝落入套路，同時模糊化了現實及城市特徵。

中國大陸製作而言，近年不少犯罪片要發生在南方某個名字實際不存在的城鎮，甚至講東南亞鄰國的都不能真正說是哪國家； 合拍片而言，警匪或犯罪片則常設定為過去的時代，近年尤流行1990年代，以至英殖時期的香港，以便「壞」警察可以出現，亦避免被認為有影射當下的暗示。而這實則大大削弱了故事的盡興度並留了蒼白。

港產片和台灣片一直填補著這蒼白，因為兩者都同屬華人社會，但在故事及場面處理上卻更為開放。一定程度上，它既中國化，但又非中國大陸，使中國觀眾產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幻象。審查也會方便通過，因為當中的亂象，都可歸咎為非社會主義環境下的腐敗。一應不方便在「本地」影視作品出現的惡，只可能在「彼方」那制度不完善的平行世界中出現。

這種特別是處境和誇張暴力的異地移植，必須要在離開中國大陸的時空才得尋回，當中還有一個更實際的理由：今時今日，在中國已很難發生這些重型搶劫及黑幫街頭暴力。嚴格的社會通訊管控，處處監控攝像頭，基本上排除了大集團或系統性的打鬥。暴力一般以別的形式存在，但反過來這確使觀眾對表象的以暴易暴式動作更為渴求。

它既中國化，但又非中國大陸，使中國觀眾產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幻象。審查也會方便通過，當中亂象都可歸咎為非社會主義環境下的腐敗。不方便在「本地」影視作品出現的惡，只可能在「彼方」那制度不完善的平行世界中出現。

冷待與熱捧：港台與大陸的期待落差

《周處除三害》另一尺度突破是邪教的情節，尤其是當代宗教以及敎主對迷惑人心的描寫，及其後引起的教堂大屠殺，這在宗教被視為敏感題材的中國大陸而言也極罕見，也一如所料惹來最多討論。

片中邪教的象徵在大陸觀眾群體中有了不同的過度解讀，無論是比喻作台獨論述古惑人心，抑或是美國的對台瞞騙，這些角度顯然過份隨意，反過來亦可當為自我國家情狀的指涉，都並非嚴謹的解讀。這裡唯一有意思的，是真正作為肌理豐富滿有意涵的開放文本，它邀請及激發了更多想像，而非一部只為傳達單一既定訊息的教化作品。

再而是一反警方必然更為精明的傳統，《周處除三害》中探員查案比黑道小子更差，到最後再有同情壞人的處理，也屬不尋常的警察形象。一般陸片的公安形象描寫上恪守規範，通常多為香港合拍片才會出現非面譜式警員，例如《神探》裡的神經質警探。《第八個嫌疑人》探員退休後才碰巧找到嫌疑人的橋段，也一洗英明神武的處理。

一些較高質素的內地導演拍的犯罪片，拍出來往往更像文藝片！例如婁燁、賈樟柯，如忻鈺坤的《心迷宮》以至最近期《河邊的錯誤》，論爆炸力和犯罪刺激場面的刻劃，港風依然有一定期待值。

這種高反差的警察形象，再上一次能在中國大陸銀幕上看到的極端例子，已是2012年杜琪峰《毒戰》中的孫紅雷角色，片中他作為臥底警員不僅有吸毒鏡頭，最終結局更是一反常態，不是戰勝賊匪而是倒臥血泊而亡。

可以說，《周處除三害》在台港地區的冷待，和大陸地區的熱捧，更多是出於一種期待的落差。台港觀眾看到的是精力旺盛但牽強的反轉，最後那不合理帶荒誕的屠殺，反而是去得不夠盡。它要麼去到塔倫天奴（Quentin Jerome Tarantino）式的血腥漫畫化，要麼就需要把故事說得更完整。但中國觀眾看到的，卻是禁忌與常規被打破，像在此壓抑的大環境中收到一個開放的訊號，或至少是一個小小的排解焦慮的發洩出口。

這種「不同的東西」，在大陸觀眾看來，是相比內地導演極為不一樣的犯罪片處理手法，因為有趣的現象是：除了呆板的面譜式處理遭詬病之外，一些較高質素的內地導演拍的犯罪片，拍出來往往更像文藝片！例如婁燁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賈樟柯《天註定》和《江湖兒女》，忻鈺坤的《心迷宮》，以至最近期的《河邊的錯誤》，論爆炸力和犯罪刺激場面的刻劃，港風依然有一定期待值。

台港觀眾看到的是精力旺盛但牽強的反轉，最後那不合理帶荒誕的屠殺，反而是去得不夠盡。但中國觀眾看到的，卻是禁忌與常規被打破，像在此壓抑的大環境中收到一個開放的訊號，或至少是一個小小的排解焦慮的發洩出口。

港產片作為一種方法：未來華語電影可能性？

我們當然不必和應那些把《周處除三害》的成功歸納為市場從此開放的論調，但某種鬆動和新可能確實正在發生，問題是這些個別的案例能否形成一種令電影投資及創作人可依循的標準。正是這種賈樟柯提及的不確定性令電影人卻步，也打擊了市場（不確定性包括劇本是否通過、拍成之後完版能否拿龍標、公映期間有沒其他政策改變或突發事件，以至更多不能解釋的「技術原因」）。

顯然，今天中國觀眾對電影的追求，已遠遠拋離中國官方可容許的水平。以此片的話題及反應看來，它預視了一個更開放的審查及公映制度下，中國電影市場的潛在可能。就如南韓在1990年代中開始放寬電影尺度後才得以成就今天的南韓影視黃金時代，問題是，當年南韓電影業的巨變，依存的社會條件，是一個更宏觀的整個社會改革和轉型的氛圍，而非單憑偶有一兩部嚴苛制度以外被恩賜公映的漏網之魚。

在這客觀環境受制的創作境遇下，《周處除三害》最有意思的正是一種華語片系統組成的新可能。短期內，要有敢拍的華語作品，無論是這裡舉例的犯罪片，抑或各種怪力亂神異端類型，著實是反諷地不能求於最多華人的大陸市場，而是需要從大陸地區以外的華人社會開發。渠道是常規各地院綫，以至各種串流平台。能否在大陸公映也好，「域外」的華語作品依然是開拓新疆界的先鋒，培養並延展著新一代的觀眾口味。

顯然，今天中國觀眾對電影的追求已遠遠拋離中國官方容許的水平。這時代也是地域文化市場打破重組之時，所謂某地特有風格已難純粹存在，例如韓片也曾極受港片啟發，混和揉合，根本上訴諸一種泛亞洲風格乃至更跨域的全球市場。

這時代其實也是地域文化市場打破重組之時，所謂某地特有的風格已難以純粹存在，好比《周處除三害》在死心不息又惺惺相惜的警員追兇的處理上，以至色調和硬拼打鬥設計上也可說帶有韓片風格，然而韓片當然也曾極受港片的啟發，根本上已混和揉合，訴諸一種泛亞洲風格乃至更跨域的全球市場。

而一直談論的港產片的氣質與傳承，甚至是作為一種方法，實際上已在香港以外異地再植，無論是香港導演黃精甫在台灣拍攝一部滿有港味韓風的台灣犯罪片在中國大陸爆紅，抑或是李子俊在中國大陸拍一部港式內地犯罪片《第八個嫌疑人》在香港得獎。前者是外向型堆滿了各種顯眼的大尺度，後者是內向地把大鵬這疑犯角色刻劃成前述的令人同情的壞人，無疑也極盡各師各法之能事，一個在不設限的自由市場中，一個在被容許的範圍下，試探著未來華語電影的可能性。

什麼時候，中國大陸能真正從審查尺度上開放它的市場，讓觀眾享受真正值得入場支持的好電影？這是個沒人說得準的政策問題。在這天出現之前，電影人要考慮的不應是向後的想如何迎合這個市場，而是向前推進，等這市場有一天追得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