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越發稀薄的文革比喻，如何限制包括#Metoo在內的中國政治想像？

（白秋渠，中國政治研究者）

2018年7月，當中國的#MeToo運動引起的網絡激辯正火熱進行時，學者劉瑜在個人微信帳號的一條朋友圈曾將爭論推向了一個高峰。劉瑜將#MeToo行動者在社交網絡上曝光侵害的行為，比作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她認為#MeToo行動者的行為具有「集體性的、遠距離的、帶有狂歡性質的公審」的性質，違背了法治精神中的證據為先和程序正義，以此批評#MeToo行動者在法制之外尋求公平正義的鬥爭模式。劉瑜的評論旋即引發大量批評。

從社會運動的組織形式、行動模式和訴求而言，#MeToo與文革截然不同：前者沒有明確的中心組織，以社交媒體為主要的行動平台，以講述被侵害的故事為行動方式，訴求是揭露和挑戰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文革則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權威領袖毛澤東繞過黨的建制體系，以反官僚為口號發動學生和工人，對黨內「走資派」進行攻擊的運動。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使得直接比較很難幫我們更好地理解#MeToo。

但在分析的效果之外，文革在劉瑜的批評裏還起到了重要的修辭作用：它讓讀者迅速地聯想到文革在公衆記憶中存留的形象：混亂、暴力、無秩序，從而引發旁觀者心中對這一形象的恐懼——而恐懼，一向是政治中最具有動員力量的情感之一。

這種修辭作用體現的是文革作為一個歷史比喻，在中國公共政治討論中的巨大回響。自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有限的公共政治討論空間裏，文革作為參照系反覆出現——僅在近年間，中國政府對私營經濟日益嚴厲的態度被評論者視為向計劃經濟和「文革時代」回歸的信號；嚴苛的新冠防疫政策因大規模發動社會基層管理力量和執行中的暴力被海內外評論者比作「回到文革時代」；大學課堂上屢現的學生舉報教學內容的行為被解讀為文革歸來的先兆；窮遊的大學生因各種節省支出的行為在社交媒體上被指為「免費旅遊」，進而聯想為文革中的大串聯。

在這樣的使用裏，文革早已不再是一個單獨的、發生在數十年前的歷史事件。經過不同角度、針對不同事件的比喻，文革的身上已經附着了大量政治判斷、道德評價，以及對中國社會未來的解讀。「文革」這個符號既變成了當代中國公民理解政治和社會事件的一件工具，也承載了中國社會各式各樣的政治想象。

歷史記憶一向是理解未來的依據，在不同的共同體中，被視為重要政治記憶的事件也各不相同。例如在二戰後的德國，多次關於德國社會未來方向的爭論呈現成了關於納粹歷史的爭論。當代美國也正在進行一場關於奴隸制與美國建國之間的關係的歷史辯論。尤其是當社會變化的跡象出現，未來開始變得不確定時，我們容易感到迷惘，也就更容易去歷史中尋找相似的過去，以期獲得理解未來的框架。正因如此，時代變化的關口，歷史比喻的使用和關於歷史的爭論都會增多。依賴於歷史比喻來摸索不確定的未來，大概是政治共同體的常態。

但這種使用歷史的方法未必總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在與未來。尤其是當公共討論中的政治記憶以碎片化的、符號式的形態出現時，它就更容易脫離歷史語境，變成道德判斷的大棒，方便評論者給當前正在發生的新事件蓋棺定論。這既無助於讓我們進一步理解歷史變化的複雜，也限制了我們的政治想象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越使用歷史比喻，反而對歷史就越無知。

在當代中國，關於文革的歷史比喻經常是這樣被運用的。要全面地理解「文革」這個符號在當代政治討論中所起到的作用，就需要將它形成的過程還原到歷史中。本文將追溯這個符號在中國公共討論裏成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裏，我們會看到關於文革的論述和中國社會不同時代的重要議題是如何相互塑造的。如果說前者為後者提供了有侷限性的討論時事和理解未來的框架，後者則在一波又一波的討論中為前者不斷賦予新的意義，使文革逐漸從歷史事件演變附帶大量價值判斷的符號。

中共如何定調文革

如何解讀文革是整個七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高層政治的核心命題之一，它與共產黨在毛澤東身後的發展方向息息相關。在後毛時代的開端，主張「兩個凡是」的華國鋒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撥亂反正派幹部之間的一個政爭要點，便是如何為文革下歷史結論的問題。1981年發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成稿的。

這份由胡喬木主持起草、經鄧小平和胡耀邦批示，並經過多次黨內高層討論而成文的決議，被學者廣泛視為最能體現後毛時代共產黨對文革官方論述的公文。鄧小平在在起草過程中曾多次提出意見，明確將如何評價毛澤東當作決議的核心問題，並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 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在進退兩難的境地下，1981年的《決議》選擇了一個雙向妥協的立場。史學家德里克（Arif Dirlik）認為，《決議》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也將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毛澤東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毛澤東一分為二，以此來調和難以調和的矛盾。

《決議》雖在標題裏就表明其處理的歷史問題是「建國以來」的，卻在開頭長篇幅地書寫了毛澤東和共產黨從建黨至建國（亦即「新民主主義時期」）、乃至建國前十年在工業化、土地改革的等方面的功績，以此來平衡後文對文革和晚年毛澤東的批評。文化大革命被定性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內亂」。毛澤東本人承擔文革的主要責任， 「反革命集團」的野心、共產黨制度建設的缺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不足，以及中國的「封建專制遺產」都被指為文革發生的輔助原因。《決議》的結尾重申了毛澤東思想對共產黨的指導意義。

在維持一定的意識形態延續性的同時，後毛時代的新領導層也獲取了重新闡釋毛澤東思想的權力：淡化了毛澤東思想中對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的論述，將「實事求是」重新定義為毛澤東思想最重要的「活的靈魂」。這樣的重新闡釋，使得80年代展開的改革仍然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名義進行。

1981《決議》是共產黨歷史上僅有的三份歷史決議之一。通過歷史決議，共產黨往往嘗試以自身權威和強大的宣傳力量來終結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辯論，製造統一的意識形態議程，以免社會上對歷史問題的求索動搖執政的根基。但政治行為的目的不應和結果混為一談。史學家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在她對黨史方法論的研究中就曾指出，1981年的《決議》未能塑造出關於文革乃至二十世紀黨史的權威論述，也無力阻止民間涌現對文革成因的諸多討論。在下文中，我們會更進一步地看到這一點。

雖然1981《決議》未能壟斷關於文革的歷史敘事，但它也給我們理解80年代之後中國公共空間對文革記憶的運用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線索。比如，1981《決議》用了一定的篇幅描述在文革的混亂和暴力，以此將「穩定」置於後毛時代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核心地位。80年代以後的公共政治討論裏，文革常常成為混亂和暴力的代名詞，「回到文革」的指控也因此能喚醒人們對混亂和暴力的恐懼。但《決議》將文革中的暴力簡單歸因為自下而上的群衆運動所導致的失控和混亂，對共產黨自上而下對群衆運動的血腥鎮壓則視而不見。社會學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以中國2213個縣市的地方誌的數據統計為基礎，指出在文革中絕大多數暴力並不來自於造反派，而是來自於國家力量的鎮壓。1981《決議》自然對此絕口不談，實則導致整個80年代對如何避免文革帶來的混亂和暴力的討論，在一開始就出現了方向性的偏差。

另一方面，1981《決議》濃墨重彩地描述了撥亂反正的過程，將自身包裝成有自我糾錯能力的政黨，實際上也將其執政權力的合法來源綁定在對文革錯誤的糾正之上。這使得一切對文革記憶的運用，哪怕是那些看似不具顛覆性的，都隱約觸及後毛時代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1986年和1988年，中宣部兩次下發通知，約束、限制出版敘述文革歷史的出版物。但在那之前，以討論文革成因為源頭的辯論早已蔓延開來，並在1989年達到高峰。

八十年代「文革」在自由主義運動中的共鳴作用

2016年，在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旅居美國的自由派異見知識分子胡平這樣介紹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文革浩劫不只是中共思想專制的頂點，也是其盛極而衰，走向破產的起點。正是在這種廣泛而深刻的恐懼下，少數人萌生了明確的自由理念，多數人則具備了接受這套理念的願望和基礎。」

胡平的描述反映的是70到80年代，中國自由派的自我認知。80年代的自由派逐漸放棄毛時代的政治語言，將文革時期的苦難、動盪和混亂納入敘述，將文革解讀為缺乏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法治、私有財產等價值的結果，以此推動自由主義價值在中國落地。自由派異見人士陳奎德日後在總結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時，認為有四種文革經驗塑造了自由主義的萌動：對等級制和血統論的反彈、對失敗的公有經濟的反彈、對秩序失範和國家恐怖主義的反彈和對政治迫害泛化的反彈。尤其是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之後，以周揚為代表的共產黨黨內理論家失勢，學界中的知識分子則走上公共討論的前線。

在80年代中後期的幾波自由主義運動裏，文革記憶起到了重要的情感共鳴的作用。胡平本人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五次重新修改了《論言論自由》的稿子。這份在民運圈內傳抄甚廣的小冊子明確地以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論證言論自由的價值：「在過去二十年間，我國曾經有過驚人數量的冤、假、錯案，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因言治罪所致……我們應當吸取什麼教訓呢？至少有一點，那就是再也不要搞因言治罪了。」徐友漁在多年之後回憶中國自由主義的探索時，也認為「對於『文革』教訓的反思與總結，是對各種主義作取捨的重要因素。」

強調文革中的苦難，讓自由派能夠迅速地找到政治動員的情感基礎，讓受衆與自由主義價值形成情感共鳴。也正因此，對於八十年代的自由派而言，捍衛自由主義價值與捍衛他們眼中的文革記憶是同一場鬥爭。在這個過程中， 文革記憶的面相隨着自由主義論述的擴張而逐漸增多。八十年代自由派所反對的價值——積極自由、「專制殘餘」、極權主義等等——被附着到文革記憶之上。

這樣的解讀則激起了來自另一批知識分子的反彈，那就是在「批林批孔」的廢墟中重整旗鼓的新儒家。史學家龐樸在1978年發表的《孔子思想的再評價》一文被廣泛認為是儒家在思想界復興的起點。80年代上半葉，中華文化書院、中華孔子研究所等機構紛紛成立，一系列在海外和本土新儒家的學術會議陸續召開，儒家在文化熱中影響力逐漸擴大，從學術研究的興趣變為在公共空間中有相對明晰的政治立場和方向的話語。要介入公共空間的討論，就必須回應公共空間關注的問題。

這在陳來於80年代末寫就的幾篇論文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在《化解「傳統」與「現代」的緊張》一文中， 陳來寫道：「我們經歷了多次擁抱『矯枉過正』和『造反有理』、呼喊『決裂』與『專政』 的經驗，這一切終於由『文革』悲壯的十年給了『極端的革命』以歷史的總結。 」在新儒家的眼中，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犯下了一個亟待糾正的錯誤，那就是視傳統為現代化的敵人，欲除之而後快，導致中國社會失去了精神內核，陷入混亂和失序，而文革正是這一現象最明顯的代表。新儒家認為當時中國的當務之急，並不是進一步尋求「西化」改革，而是重新確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發展中的作用，用傳統價值的凝聚力緩衝經濟發展對國民的精神世界帶來的衝擊。

80年代如今被部分中國知識人視為黃金年代。如DT君在端傳媒的文章所言，八十年代是知識分子在中國重獲尊重的年代，也是其他社會階級的社會組織飽經波折的時代。這種特殊的社會結構使得知識分子經常成為異議政治僅存的碩果，也放大了知識分子主導的談話、沙龍和公共寫作的影響力。在這些知識生產中，文革記憶於80年代的時代辯論以及知識分子引領的運動相互吸納、相互補充。

記憶為辯論和運動提供了以情感和生活體驗為基礎的溝通平台，辯論和運動則為記憶塗上了面向未來的色彩，使那個年代的社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形成了一條相對明確的線索。對於剛剛經歷完巨大震盪、面臨着巨大不確定性的中國社會而言，這樣的線索提供了一定的確定性。儘管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對「如何避免下一次文革」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他們在「需要避免下一次文革」上達成了共識。

在後毛澤東時代的起點，避免下一次文革被塑造成中國社會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在相對寬鬆的環境下，這套以避免下一次文革為情感基礎的敘事得以打通思想辯論和社會運動之間的鴻溝，文革記憶也生長出諸多面相。在90年代之後，這套話語得以延續，但隨着歷史條件的變化，知識分子無力再支撐起貫穿社會的政治動能，他們對文革的使用也逐漸符號化，變成純粹的、他們所反對的政治的標簽。

後天安門時代，文革記憶在市場化辯論中的碎片化

天安門事件的慘痛結果讓整個中國知識界再度陷入反思，迷惘、絕望和犬儒一度在以啓蒙為己任的自由派中蔓延開來。以知識分子領導社會運動的模式推動中國的自由民主化已難以實現，應該如何尋求新的民主化策略？這是胡平在他1992年出版的《中國民運反思》中所處理的問題。在對文革的恐懼與對天安門事件的恐懼相互疊加的時刻裏，胡平開始反思後毛時代公共空間理解政治創傷的方法是否正確。他認為，對六四所造成的殘酷結果的恐懼，雖然「嚴重地摧毀了中共的政權的形象」，但也「嚴重地嚇阻了人民的公開反抗」。他指出民運力量要「克服自身的恐懼感和無力感」，而這就要求人們「記住應該記住的，忘記應該忘記的」。

在這種思路的主導下，胡平重新審視了文革對後毛時代民主運動的影響。藉由楊小凱（楊曦光）的陳述，胡平指出，文革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運動對70年代末期一系列社會運動的行動者提供了民主參與的機會，也讓他們能夠在78年的民主牆運動期間熟練掌握大字報、油印等公共表達技能。

作為文革的親歷者，胡平顯然無意漠視文革帶來的殘酷和創傷。但在天安門之後的時間節點上，胡平意識到，若對文革的歷史解讀僅僅侷限於對創傷的恐懼，那無益於推動一種以阻止殘酷為目的的政治，反而可能讓人的行動力被恐懼所壓垮。因此，無論是記憶天安門還是記憶文革，都不能僅僅把這些事件當作恐懼的對象，而要考量充滿殘酷的政治時代如何為反抗政治提供可能性。換句話說，歷史性危機和危機的餘聲迫使政治參與者反思自己解讀歷史的方式。胡平提供了一條重新審視文革的思路，但這條思路未能被天安門之後留在大陸的大部分知識人採納。

相反，在後天安門時代，自由派愈發認為需要為自己解讀歷史的方式辯護，而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新論敵的出現：新左派。在市場化在90到00年代進一步展開的語境裏，自由派和新左派的爭論聚焦於中國是否應該進入全球市場、對資本主義的批評是否適用於改開中國等一系列問題上，對文革記憶的使用則全面捲入對市場化利弊的討論中。陶東風在寫於1999年的《現代性的反思的反思》一文中問道，「如果說在90年代，只以『文革』以及』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作為理論思考的大背景已經過時，那麼，只以全球化或資本主義化為思考中國問題的大背景是否就很合適呢？……我們同樣可以在中囯發現大量所謂『文革』……遺留的問題。」

換句話說，在後天安門時代，自由派希望通過在中國社會中尋找「文革遺留的問題」來說明中國社會還遠遠不能放下對文革重現的擔憂，也只有堅持市場化才能進一步掃除「文革遺留的問題」。自由派的論敵新左派的確嘗試挑戰以殘酷和恐懼為中心的敘述，於是他們試圖從文革中尋找值得尋回的、平等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火花。汪暉就試圖從文革中挖掘「群衆路線」和「大民主」的遺產，以此為思想工具反思市場化改革所加深的「去政治化」的弊端。

這樣的使用方式讓文革記憶在市場化辯論中逐漸碎片化。對文革的談論不再直接具備與社會運動聯動的關係，而逐漸褪色成一種「可用的過去」，給評論者用來判斷當下發生的事件。對於將「文革」當作批評對象的評論者而言，對一種當下的現象下「文革」的判斷，能使評論者繞過歷史與政治的分析，直接訴諸對動亂年代的恐懼。而對於那些認為文革中存在值得尋回的思想火花的評論者而言，文革則變成了一種與當前時代截然不同的、更為平等或更為社會主義的道路。

在這兩種使用方法裏，文革中的種種現象都可以被截取出來當作比喻的對象。文革不再體現為一個具有重要的歷史分析和學習價值的案例，而逐漸變成幾乎用之不竭的歷史比喻的寶庫。

習近平時代，「文革」的修辭法

隨着習近平時代的到來，文革比喻再度在中國的公共空間裏大量涌現。文革比喻一方面出現在公共知識界對官方的批評上。從習近平上任之初的反腐敗運動和個人崇拜作風，再到廢除任期制，再到後來的新冠防疫、打擊教培、收緊私有經濟等政策，都被廣泛看作中國回歸文革的跡象。法學家許章潤就曾批評道，習近平拋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經的野蠻『文革』歲月。」

實際上，學者彭麗君和瑞貝卡·卡爾（Rebecca Karl）都曾明確指出毛澤東與習近平的政治和歷史構想截然不同。前者以發動群衆為手段來攻擊官僚體制，視此為社會主義制度較之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強項。後者則視社會的動態為敵，力求以國家強權來保證制度的穩定。即便如此，大批政治觀察和評論者仍然不斷把文革當作當代政治的比喻對象。

另一方面，文革比喻則出現在知識分子對社會現象的批評中。#MeToo運動被比作大字報政治迫害，大學生特種兵旅遊也被比作紅衛兵串聯。這種討論模式甚至已經拓展到英文世界：GameStop軋空事件被比作文革式的「暴民政治」在交易市場的顯現，大學課堂上的批判性種族理論也被美國右翼比作美國版的文化大革命。在台灣，學生參與的社會運動也經常被批評者比作文革。

在如此種種的使用裏，發生在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迎來了光怪陸離的、萬花筒一般的餘生。但與此同時，文革比喻的歷史感也愈發稀薄。它不再能從社會辯論和政治行動中生長出新的意義，反而變成一片片承載着簡單價值判斷和情感判斷的標簽，不斷回收和循環使用社會里已有的價值立場。

標簽化的歷史，非但不能增進對歷史的理解，反而會阻礙對當下發生的事件的分析和對未來的判斷。在種種使用裏，文革已經變成純粹的「壞的社會」的代名詞。這反過頭來嚴重地禁錮了當代政治討論的想象力：中國彷彿要麼就停留在一個「不是文革」的社會里，要麼就在回到文革的路上。只有翔實的歷史比較才能真正讓我們獲取理解未來的線索，這種簡單線性的歷史觀，反而讓我們更難理解那些正在發生的、與過去極為不同的社會現象，也讓我們對未來更加無所適從。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記憶政治就在整個後社會主義世界佔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米蘭·昆德拉在《笑忘錄》裏借米雷克這一角色所說出的「人與政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句話，最精確地刻畫了後社會主義世界記憶政治的核心主張。但一切記憶都有隨着代際變遷而自然消退的過程，一切「與遺忘的鬥爭」也都是人為的。如果這一人為記憶的過程，最終僅僅停留在把記憶的碎片變成價值判斷的載體的話，那它對政治思考和判斷帶來的破壞，恐怕不比遺忘帶來的影響要小。而這正是文革記憶在當代政治裏面對的困境。

在新的歷史危機時刻即將到來或者已經到來的時刻，這個已被中國社會反覆使用了四十多年的歷史比喻，還能為眺望未來提供任何有益的指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