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敘利亞第一夫人在中國的「阿斯瑪熱」：誰能為敘利亞人民講話？

「女人沒有國家？」專欄，名字源於伍爾芙的一句話「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們保留了一個問號，希望能從問號出發，與你探討女性和國家的關係，聆聽離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經驗。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符雨欣。在中敘外交關係的火熱中，隨總統巴沙爾到訪中國的敘利亞第一夫人阿斯瑪，又成為「一名成功男性背後的成功女性」，關於她的「美麗傳說」充滿了勵志和大女主的色彩。這種形象在外交中的作用是什麼？中國媒體所津津樂道的第一夫人（們）在什麼樣的敘事框架中？她（們）和真實的人民有多少距離？本期文章，我們來關注女性與國家的共謀。

2023年9月21日，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與其夫人阿斯瑪·阿薩德搭乘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專機抵達北京，開始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阿薩德夫婦走出機艙、信步紅毯的照片在大陸社交媒體上走紅，而夫妻二人在杭州亞運會開幕式的幾秒鏡頭也迅速衝上了微博熱搜。阿斯瑪因其外形與氣質獲得了網民的廣泛稱讚。在參觀杭州靈隱寺途中，中國媒體競相報道了女遊客摸着阿斯瑪的臉稱讚她外貌的新聞。同時，阿斯瑪還接受了鳳凰衛視的專訪，並攜子女訪問北京外國語大學參與座談會，受到教師與學生們的歡迎與追捧。

在此期間，「第一夫人」、「沙漠玫瑰」、「東方戴安娜」等關鍵詞頻頻出現在中國主流社交媒體平台，將這位擁有英國與敘利亞雙重國籍的女性塑造為「反抗美國霸權主義」、「堅守國土」、「笑對癌症病魔」的「女英雄」。在關於阿斯瑪的在線話題討論與文章或視頻評論中，她被不了解敘利亞內戰真實情況的網民認為是「智慧、美貌、善良」於一身的天使，是「近期在中國（大陸）圈粉最多的人」。

反過來，在社交平台中對過分誇大阿薩德夫婦「積極影響」持反對意見、質問敘利亞人權狀況的聲音遭到持續打壓。平台的言論審查與控制、國際問題與中東研究領域專家的集體沉默與苟合、民族主義者的圍剿與污名化限制了普通民衆對敘利亞真相的探索，使他們沉浸於「沙漠玫瑰」形象的美麗泡沫之中。

作為外交工具的阿斯瑪：中敘關係的發展

為什麼中國要逆着世界的潮流，發展與敘利亞政權的關係？

阿斯瑪充分了解並善於運用自己在中敘外交關係中的位置。9月22日，在參觀靈隱寺被中國女遊客誇讚漂亮後，阿斯瑪極具情商地回覆：「你們的國家很漂亮。」24日，巴沙爾與阿斯瑪拜訪了杭州市餘杭區徑山鎮小古城村，以學習中國的鄉村發展經驗。現場圖片顯示，阿斯瑪身着一襲青花瓷圖案長裙，與村民親切交流，以展示其對中國文化的喜愛，服飾成為她重塑自己與外部世界（中國）的工具。

事實上，像阿斯瑪一樣，敘利亞對中國的「示好」可追溯到20世紀五十年代。1956年，敘利亞與中國建交，成為繼埃及後第二個與中國建交的阿拉伯國家。不過，1963 年復興黨政變後，敘利亞開始加深與蘇聯的關係，其與中國之間的雙邊關係逐漸降溫。1966年，復興黨內部政變，哈菲茲·阿薩德掌權，而蘇聯也開始拒絕向敘利亞出售大量武器，敘利亞當局受制於蘇聯對其內政的干涉。為對抗蘇聯，敘利亞派遣了一個由參謀長穆斯塔法·特拉斯率領的軍事代表團前往北京。在中蘇意識形態分歧空前嚴重的時候，特拉斯甚至與毛澤東的紅寶書合影留念。由於擔心敘利亞會脫離自己的軌道，蘇聯做出讓步，允許敘利亞購買必要的軍事硬件。此後，敘利亞偶爾在蘇聯允許的範圍內向中國購買軍備，並在國際政治舞台對中國進行象徵性支持，如在1971年與其他國家一同提案支持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

直到2000年巴沙爾·阿薩德繼任後，敘利亞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才真正開始蓬勃發展。在不同的地區與國際事件中，阿薩德政權發現，中國是政權的有利盟友，尤其是在敘利亞內戰爆發之後。

為什麼中國要逆着世界的潮流，發展與敘利亞政權的關係？首先，隨着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其一直努力營造一個和平代理人、衝突調停者的形象，試圖與美國的「世界警察」、「霸權主義」形象構成鮮明對比。在聯合國的公開會議中，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極少使用一票否決權，多投棄權票。然而，根據聯合國的官方文件，中國一共投下過17張反對票，其中有10票是由於敘利亞問題與俄羅斯共同投出的。通過支持阿薩德政權，中國無需投入大量資源就成功鞏固了與伊朗與俄羅斯的關係，對抗西方尤其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中國利用其外交影響，推動通過對話解決危機，而不是西方常用的強制軍事行動與制裁。今年3月，中國推動沙特伊朗復交就是這一策略的最好例證。這種做法能夠避免直接捲入衝突與地區權力鬥爭，又能在軍火交易中獲利，並通過經濟策略在美國逐步退出後獲得更廣闊的中東市場。

其次，通過拉攏敘利亞政權，中國能夠促使其在反恐與關鍵國家安全問題上保持一致。將敘利亞只描述為大國競技的角力場、將阿薩德視為外國勢力介入國家內政的受害者而忽視政權本身的腐敗與鎮壓，符合中國主流民族主義敘事。通過在國內媒體不斷強調敘利亞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中國政府間接表達了對國家內部顏色革命與分裂主義的態度，側面加深中國網民的國族認同。同時，敘利亞內戰爆發尤其是「伊斯蘭國」（ISIS）成立後，越來越多受到壓迫的維吾爾人從中國前往敘利亞參加「聖戰」——「通過對抗中國政府支持的政府以對抗中國政府」。目前，這些人或被關押於敘利亞政府及北部由庫爾德人主導的自治政府監獄中，或生活在反對派控制領土上。北部自治政府因經濟危機與收納能力不足曾數次要求將武裝人員遣返原國，均遭到中國政府拒絕。中國政府能夠通過將這些「聖戰分子」滯留於敘利亞減少內部反恐壓力，也能通過阿薩德政府對他們的行動進行制衡。

不過，中國政府及高喊着民族主義口號追捧阿斯瑪的民衆，是真的關注敘利亞及其人民經歷的苦難嗎？9月22日，敘利亞與中國簽署了關於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稱中國「支持敘利亞政府採取的旨在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發展的政策與舉措，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敘利亞內政、破壞敘利亞安全穩定」，並呼籲「有關國家」解除對於敘利亞的制裁。然而，中國雖然多次表示能夠為敘利亞提供援助、有興趣為敘利亞重建進程作出貢獻，但這些努力似乎大多僅限於言辭或小規模項目。中國不僅從未接受過敘利亞難民，還對民間組織針對敘利亞或該國難民的海外援助項目限制重重。例如，2023年3月土耳其敘利亞大地震後，中國民間自發組織了幾支救援隊伍進入敘利亞援助，卻均因使館與應急部門的要求在尚未完成相關工作的情況下返程。

同時，在對阿薩德夫婦的吹捧中佔據主流話語的民族主義者們，也往往只是將敘利亞人民視為新聞報道中沒有溫度的數字。他們時常拿着敘利亞相關的段子開玩笑（如「敘利亞戰損風」、「我從敘利亞回來都沒有傷得這麼重」），對難民惡語相向，責問對方「為什麼不回家建設祖國」，甚至患有嚴重的「伊斯蘭恐懼症」。誠然，在中國民間社會，也有許多自發關心敘利亞人民的個人與團體。例如，在敘利亞地震後，敘利亞駐華使館堆滿了中國民衆捐獻的物資，但卻由於使館運力不足而無法將物資送抵災區。相比起這一次阿薩德夫婦訪華的行程安排，或許這些物資才更需要直達敘利亞的專機。

中國輿論中的阿斯瑪：民族主義與傳統性別框架下的「第一夫人」

一方面，阿斯瑪必須是「愛國」的，同時，將阿斯瑪塑造成為戰爭、制裁、病魔困擾之下的多重「受害者」。另一方面，阿斯瑪也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好女人」。

為何在西方被譽為「屠夫」的獨裁者及其夫人，能夠在中國輿論中獲得如此「正面影響」？在普通中國民衆的心中，「敘利亞」一直以來是帶有濾鏡的。敘利亞內戰的動態是複雜的，因為其不僅涉及內部多方勢力的拉扯，也受到外部各種角色的影響。各方，無論是政府軍、反對派、極端組織，還是庫爾德人，在獲得相對權力後，都對治下的人民進行過控制、鎮壓、甚至屠殺，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然而，在中國主流話語裏，對於敘利亞內戰的真相似乎只有一種——把阿薩德政府視為敘利亞人民的唯一代表，將其描繪為外國介入內政的絕對受害者，否認該政權任何負面行為。缺乏好奇心與其他信息來源的人們理所應當把這種議程設置當做了現實。

目前，在中國主流輿論的敘述中，阿斯瑪的故事是這樣的。成長於移民英國的敘利亞高知家庭，阿斯瑪自小相貌出衆、成績優異。在倫敦國王學院獲得計算機科學與法國文學雙學位後，她先後進入德意志銀行與摩根大通投資銀行部門工作，能力不凡，時尚品味極佳。2000年，她正準備攻讀哈佛大學MBA學位，但在大馬士革的姨媽家度假時，她結識了巴沙爾，兩人一見鍾情。阿斯瑪放棄放棄學業與工作，與巴沙爾完婚。「拋棄」英國國籍回到敘利亞後，她不僅生育了三個孩子，還作為「第一夫人」積極投身公益，用行動表達對祖國的愛。內戰後，很多人質疑她已逃離敘利亞前往海外避難，她立即出席公開活動駁斥謠言、表達對丈夫的支持，反對西方制裁尤其是美國對敘利亞問題的干涉。甚至在確診乳腺癌後，仍保持優雅、笑對病魔、熱心公益。「阿斯瑪十年如一日地支持着丈夫，與民衆一同見證了戰爭，也終於看到了巴沙爾總統即將走向勝利的曙光。」

大陸媒體對阿斯瑪的「溢美之詞」體現了中國政府竭力推崇、並為許多民衆廣泛接受的民族主義與傳統性別主義價值觀。一方面，阿斯瑪必須是「愛國」的。在中國輿論中，美國被長期塑造為「敵人」，是世界一切苦難的來源，反抗美國具有「天然的正義性」。阿斯瑪「拋棄英國身份」、「回到祖國參與建設」、「在戰爭中堅守」、「反對西方制裁」等標簽，完美契合了中國官方話語中對於「愛國主義」的定義。自小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觀衆並無意追求真相，並容易為這種「犧牲自我、成全國家」的「愛國女性形象」所吸引。同時，將阿斯瑪塑造成為戰爭、制裁、病魔困擾之下的多重「受害者」，進一步激起中國民衆對於美國與西方的仇視，從而使他們放棄了解阿薩德夫婦對敘利亞人民犯下的暴行。除了阿薩德夫婦以外，基於毛時代以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價值觀，中國官方與民族主義者們熱情擁抱了普京、塔利班、哈梅內伊等盟友，為他們對抗美國的「堅持」與「勝利」搖旗吶喊。

另一方面，阿斯瑪也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好女人」。「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中國官媒熱衷於書寫傳統性別框架下的「第一夫人」與政治女性。近年來，他們不斷強化「習大大」背後的「彭姐姐」/「彭媽媽」形象，在出席外交場合時不斷宣傳彭麗媛的氣質與儀態。同理，「漂亮」、「優雅」等詞語是大陸媒體持續為阿斯瑪貼上的標簽，並試圖將外在的美麗與內心的善良掛鉤。西蒙娜·波伏娃對於上世紀女性處境的評價如今仍然適用：「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姣好容貌是一種武器，一面旗幟，一種防禦，一封推薦信。」

也正是因為精緻的外表，阿斯瑪的「遭遇」才能因其更多民衆的同情與敬佩。「打扮不僅僅是修飾，它還表明了女性的社會處境。」在陪同丈夫出席外交場合中的精緻打扮，同樣顯示了阿斯瑪依附於丈夫總統身份之上的「第二性」角色，使她成為代表巴沙爾權威、形象與身份的符號。正如皮埃爾·布爾迪厄在《男性統治》中所表達的，「這些符號的意義是在女性之外構成的，其功能是幫助延續與增加男人所把持的象徵資本」。大陸媒體講述的阿斯瑪人生故事，體現了一種反傳統的「西方自由主義女權」退回「中東賢妻良母」的路徑。無論是作為妻子還是母親，阿斯瑪都不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善解人意、不離不棄的「賢內助」，成為幫助巴沙爾維繫盟友、美化國際形象的外交工具。

事實上，大陸媒體與學者們都了解事實，但國內的言論控制令他們無法發聲。一位媒體工作者表示：「我已經被審查過度了，只要關於敘利亞或阿薩德政府的負面消息，都不可以被書寫。」也有學者表示：「我非常反感那種為了自己專業的片刻高光時刻，而不顧事實與良心的諂媚。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講，政府高層也知道阿薩德一家人的成色，但涉及到國際博弈，這就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了。」

不過，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座談會上，校方採用敘利亞著名流亡詩人阿多尼斯的詩歌來迎接阿斯瑪，而阿多尼斯在2011年6月後曾多次在媒體上公開發表過要求巴沙爾下台的訴求。同時，在獻給阿斯瑪的阿拉伯語書法中，本意為「中國敘利亞友誼長存」的作品卻似乎因錯把阿拉伯語單詞「عاشت」寫成「عانت」導致了寓意的天差地別——「中敘關係遭受重創」。目前，尚不知道這些行為是失誤還是有意為之。

敘利亞人民的聲音：統治階級能否代替庶民發聲？

只有在敘利亞的街頭與當地人民的口中，人們才能認識真正的阿斯瑪。或許當地有人認為阿斯瑪與巴沙爾造成的屠殺無關，但她正是為政權的暴行積累財富的人。

在接受鳳凰衛視的採訪時，阿斯瑪表示，敘利亞戰爭已經造成50多萬人死亡，在戰爭中受傷、致殘者更不計其數，並認為士兵在戰爭中作出的犧牲是敘利亞政府永遠無法彌補的。然而，死亡人數完全是由西方勢力與反對派造成的嗎？這些士兵的傷亡又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嗎？答案是否定的。巴沙爾素被稱為「屠夫」，造就了無數屠殺與流血事件，至今針對平民發動了超過300次化學武器襲擊。例如2012年5月25日發生於霍姆斯省的胡拉大屠殺，聯合國監督員證實至少有108個平民遇難（其中有49個兒童）、超過300人受傷。

同時，敘利亞強制兵役，在敘利亞內戰前，所有18-42歲的男性都需要服兩年兵役才能夠獲得最高學位證書。內戰後，服兵役意味着真正走上前線，兩年服役期也因衝突的持續而變得遙遙無期。兵役只能以下幾種原因而豁免或推遲：家中的獨子或男性子嗣其中一個可得到豁免，以便照顧家中長輩；患有疾病或身體殘疾的人可得到豁免；需要繼續學業的男性可以申請延遲入伍，直至完成學業；男性也可以通過交付罰款而免除兵役。豁免罰金一開始是8000美金，後來漲到1-2萬美金，甚至連殘疾或身患疾病者都要繳納一定罰金才能得到豁免。

自2019年底黎巴嫩經濟危機以來，敘利亞的經濟也受到了嚴重影響，貨幣持續貶值，國內通脹嚴重。今年5月初以來，敘利亞鎊已貶值80%以上，並且沒有任何回升或保持穩定的跡象。普通敘利亞人已經捉襟見肘，正在為維持餐桌上的食物而苦苦掙扎。截至8月16日，國家工資已增加至每月20萬敘利亞鎊/人，約合12.5美元，而聯合國估計敘利亞政府軍控制區每月最低食品成本為135萬敘利亞鎊（90 美元/人）。歐洲大學學院的一項報告指出，敘利亞人平均每月從國外親戚那裏收到100至200美元以勉強度日。連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敘利亞人更無法負擔高昂的入伍豁免費用。敘利亞青年男性或找機會逃離國家，冒着被海浪吞噬的風險成為難民；或不斷延長自己的學業，推遲入伍時間；沒有任何選擇走上戰場的窮人，甚至在對抗中故意打傷自己，以成為傷員而離開軍隊。

與此同時，敘利亞生存條件也十分艱難。戰爭破壞了許多建築物，而今年初的地震造成更多的流離失所。整個敘利亞處在電力與能源短缺的狀況之下，許多城市每天只有不到2個小時的政府供電，且分次供應，每次供應0.5-1小時。由於政府無法供應足夠的油氣，黑市價格迅速上漲，遠遠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燃料和柴油價格的上漲影響了農業生產、發電、供暖與交通等各個方面，增加生產成本，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

然而，敘利亞人民為了生存的苦苦掙扎，都並非阿薩德一家人的日常。阿斯瑪並沒有像大陸媒體所渲染的那樣，「放棄英國國籍」，而是仍然擁有敘利亞與英國的雙重國籍，這也使她即使受到西方制裁還能自由穿行於英國。而她的兩位兒子現已成年，卻從來不用像兩位同齡人一樣考慮戰死沙場的可能。2020年，當83%的敘利亞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巴沙爾的表弟拉米·馬赫盧夫曾向媒體爆料，巴沙爾花費約3000萬美元購買了一幅大衛·霍克尼的畫作，作為送給妻子的禮物。去年 10 月，阿斯瑪還被拍到穿着價值4500 美元的2021年華倫天奴連衣裙——至少是當時敘利亞平均工資的200倍。

只有在敘利亞的街頭與當地人民的口中，人們才能認識真正的阿斯瑪。或許當地有人認為阿斯瑪與巴沙爾造成的屠殺無關，但她正是為政權的暴行積累財富的人。在大馬士革老城的中心，一家裝潢華麗、供電充足的商店藏在旅遊紀念品店之間，銷售國外進口的奢侈品。當地人表示，這家商店的主人是阿斯瑪，並稱她控制了大馬士革所有金銀製品的銷售權。同時，外國遊客也見證了在人均月收入不足20美元的敘利亞，阿斯瑪辦起了入場門票5美元的聖誕市場，賣起了5美元一杯的德國熱紅酒。阿斯瑪似乎想要通過這些營造出她所懷念的西方格調，但這遠遠超出當地人民的消費能力。阿斯瑪在鳳凰衛視的專訪中還表示，「制裁並沒有真正影響到我，我的興趣和生活都在敘利亞。因此，唯一可以制裁我的人實際上是生活在敘利亞的敘利亞人民」。顯然，她在一定程度上說了實話，制裁並沒有真正影響到她的生活，但敘利亞人民的境遇，似乎也與她無關。

事實上，阿斯瑪早已成為敘利亞經濟的中樞，其商業版圖涉及房地產、銀行、電信等重要領域。作為政策制定者與投機者，阿斯瑪掌握着敘利亞遭受重創的經濟的關鍵槓桿，幫助阿薩德家族鞏固對這個國家的控制。同時，她領導的非政府組織幫助巴沙爾建立了龐大的贊助與融資網絡，並控制着國際援助資金與物資在該國的流向。2022年的一份報告指出，自2011年以來國際援助已涌入敘利亞的金額已超過400億美元，但仍有超過81%的當地人口仍然需要某種形式的人道主義援助。阿薩德政權要求外國捐助者與敘利亞紅新月會及阿斯瑪創立並控制的敘利亞發展信託基金兩家組織合作，二者常被指控將援助用於政治目的，或地將數百億美元的援助轉移給有政治精英。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聯合國表示，其與敘利亞發展信託基金的合作伙伴關係已變得「更加有限」，只是基於其「機構角色」的必要性。誠然，阿斯瑪確實在國內援助項目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這些行動具有表演性，相比起她從中獲得的利益，這些援助只是杯水車薪。

顯然，作為利用戰爭致富的阿斯瑪並沒有權利代表「她的」人民。質問「庶民可以說話嗎？」的佳亞特里·斯皮瓦克曾在接受採訪中表示，「有基本平等時，人才成為人，但一旦置身於否定生命平等的地方，人們就會產生極端的暴力。不僅如此，在這種情況中，人們也會失去對死亡的恐懼。在這種情況下，底層人民只能以死亡來發聲，就像布瓦吉吉（引發阿拉伯革命的突尼斯商販）和（喬治·）弗洛伊德（因美國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致死的非裔美國人）那樣。」然而，縱使敘利亞人不斷在國內的戰場、在地中海的波浪、在國外的難民營中用生命來昭告阿薩德政權的腐敗與獨裁，他們的聲音卻輕易地被阿斯瑪簡單的外交嘗試所抹殺。

「女性是一種處境」

她或許再也無法真正感受到弱勢群體的痛苦。

在傳統戰爭與民族主義敘事中，戰爭與和平具有強烈的性別化意涵：男性代表衝突，女性象徵和平。由於「母性本能」，女性在傳統戰爭中往往承擔照護者的角色，或在在後方等待家人的歸期。然而，女性必然是和平主義者嗎？對於這個問題，歷史給出的問題是否定的。上野千鶴子認為，「女人不會因為身為女人而自動變為和平主義者」。

在傳統戰爭中，女性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協助戰爭、搖旗吶喊，甚至成為「法西斯主義」的助推器與啦啦隊。同時，歷史上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運運動與各國派駐海外的軍隊均招募了大量女性，她們中的許多人和男性一樣參加戰鬥。除此之外，有關女性主義的歷史研究早已指出，衆多國家的女性參政權倡導人都會表現出種族歧視的一面。女性與和平之間的關聯並非本質主義，女性也會在特定情況下與政權合謀，成為暴力的機器。

誠然，阿斯瑪就是這種性別化敘事中的反面例子。一方面，她善於利用這種女性與和平的傳統聯結，積極塑造自己熱衷公益、關心弱勢群體的女性形象，以達到公共宣傳的目的。阿斯瑪通過這種女性形象獲得更多國際援助人士與機構的信任，從而幫助國家政權獲得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她的個人認同中，她作為國家權威的象徵與家族利益維護者的角色遠高於她自身的女性身份。為實現財富積累，她必須踐踏底層民衆的利益。

但當因為內戰逃亡的難民像擠在嚴重超載的救生艇在地中海的波濤中祈禱成功達到彼岸的時候，被制裁的阿斯瑪或許正乘着專機周遊世界；當被戰爭與地震摧毀房子的人們在冬日凌冽的寒風中尋找容身之所時，阿斯瑪或許正在猶豫應該收購哪處房產；當面黃肌瘦的孩子們被迫在垃圾堆中翻找食物時，阿斯瑪或許正在享用豪華的晚宴……

「女性是一種處境」，當阿斯瑪通過財富跳脫出這種處境、成為權力的共謀時，她或許再也無法真正感受到弱勢群體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