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叙利亚第一夫人在中国的“阿斯玛热”：谁能为叙利亚人民讲话？

“女人没有国家？”专栏，名字源于伍尔芙的一句话“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们保留了一个问号，希望能从问号出发，与你探讨女性和国家的关系，聆听离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经验。我是这个栏目的编辑符雨欣。在中叙外交关系的火热中，随总统巴沙尔到访中国的叙利亚第一夫人阿斯玛，又成为“一名成功男性背后的成功女性”，关于她的“美丽传说”充满了励志和大女主的色彩。这种形象在外交中的作用是什么？中国媒体所津津乐道的第一夫人（们）在什么样的叙事框架中？她（们）和真实的人民有多少距离？本期文章，我们来关注女性与国家的共谋。

2023年9月21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与其夫人阿斯玛·阿萨德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阿萨德夫妇走出机舱、信步红毯的照片在大陆社交媒体上走红，而夫妻二人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几秒镜头也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阿斯玛因其外形与气质获得了网民的广泛称赞。在参观杭州灵隐寺途中，中国媒体竞相报道了女游客摸着阿斯玛的脸称赞她外貌的新闻。同时，阿斯玛还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并携子女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参与座谈会，受到教师与学生们的欢迎与追捧。

在此期间，“第一夫人”、“沙漠玫瑰”、“东方戴安娜”等关键词频频出现在中国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将这位拥有英国与叙利亚双重国籍的女性塑造为“反抗美国霸权主义”、“坚守国土”、“笑对癌症病魔”的“女英雄”。在关于阿斯玛的在线话题讨论与文章或视频评论中，她被不了解叙利亚内战真实情况的网民认为是“智慧、美貌、善良”于一身的天使，是“近期在中国（大陆）圈粉最多的人”。

反过来，在社交平台中对过分夸大阿萨德夫妇“积极影响”持反对意见、质问叙利亚人权状况的声音遭到持续打压。平台的言论审查与控制、国际问题与中东研究领域专家的集体沉默与苟合、民族主义者的围剿与污名化限制了普通民众对叙利亚真相的探索，使他们沉浸于“沙漠玫瑰”形象的美丽泡沫之中。

作为外交工具的阿斯玛：中叙关系的发展

为什么中国要逆着世界的潮流，发展与叙利亚政权的关系？

阿斯玛充分了解并善于运用自己在中叙外交关系中的位置。9月22日，在参观灵隐寺被中国女游客夸赞漂亮后，阿斯玛极具情商地回复：“你们的国家很漂亮。”24日，巴沙尔与阿斯玛拜访了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以学习中国的乡村发展经验。现场图片显示，阿斯玛身着一袭青花瓷图案长裙，与村民亲切交流，以展示其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服饰成为她重塑自己与外部世界（中国）的工具。

事实上，像阿斯玛一样，叙利亚对中国的“示好”可追溯到20世纪五十年代。1956年，叙利亚与中国建交，成为继埃及后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不过，1963 年复兴党政变后，叙利亚开始加深与苏联的关系，其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逐渐降温。1966年，复兴党内部政变，哈菲兹·阿萨德掌权，而苏联也开始拒绝向叙利亚出售大量武器，叙利亚当局受制于苏联对其内政的干涉。为对抗苏联，叙利亚派遣了一个由参谋长穆斯塔法·特拉斯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前往北京。在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空前严重的时候，特拉斯甚至与毛泽东的红宝书合影留念。由于担心叙利亚会脱离自己的轨道，苏联做出让步，允许叙利亚购买必要的军事硬件。此后，叙利亚偶尔在苏联允许的范围内向中国购买军备，并在国际政治舞台对中国进行象征性支持，如在1971年与其他国家一同提案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直到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后，叙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开始蓬勃发展。在不同的地区与国际事件中，阿萨德政权发现，中国是政权的有利盟友，尤其是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

为什么中国要逆着世界的潮流，发展与叙利亚政权的关系？首先，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一直努力营造一个和平代理人、冲突调停者的形象，试图与美国的“世界警察”、“霸权主义”形象构成鲜明对比。在联合国的公开会议中，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极少使用一票否决权，多投弃权票。然而，根据联合国的官方文件，中国一共投下过17张反对票，其中有10票是由于叙利亚问题与俄罗斯共同投出的。通过支持阿萨德政权，中国无需投入大量资源就成功巩固了与伊朗与俄罗斯的关系，对抗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利用其外交影响，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危机，而不是西方常用的强制军事行动与制裁。今年3月，中国推动沙特伊朗复交就是这一策略的最好例证。这种做法能够避免直接卷入冲突与地区权力斗争，又能在军火交易中获利，并通过经济策略在美国逐步退出后获得更广阔的中东市场。

其次，通过拉拢叙利亚政权，中国能够促使其在反恐与关键国家安全问题上保持一致。将叙利亚只描述为大国竞技的角力场、将阿萨德视为外国势力介入国家内政的受害者而忽视政权本身的腐败与镇压，符合中国主流民族主义叙事。通过在国内媒体不断强调叙利亚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中国政府间接表达了对国家内部颜色革命与分裂主义的态度，侧面加深中国网民的国族认同。同时，叙利亚内战爆发尤其是“伊斯兰国”（ISIS）成立后，越来越多受到压迫的维吾尔人从中国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通过对抗中国政府支持的政府以对抗中国政府”。目前，这些人或被关押于叙利亚政府及北部由库尔德人主导的自治政府监狱中，或生活在反对派控制领土上。北部自治政府因经济危机与收纳能力不足曾数次要求将武装人员遣返原国，均遭到中国政府拒绝。中国政府能够通过将这些“圣战分子”滞留于叙利亚减少内部反恐压力，也能通过阿萨德政府对他们的行动进行制衡。

不过，中国政府及高喊着民族主义口号追捧阿斯玛的民众，是真的关注叙利亚及其人民经历的苦难吗？9月22日，叙利亚与中国签署了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称中国“支持叙利亚政府采取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发展的政策与举措，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叙利亚内政、破坏叙利亚安全稳定”，并呼吁“有关国家”解除对于叙利亚的制裁。然而，中国虽然多次表示能够为叙利亚提供援助、有兴趣为叙利亚重建进程作出贡献，但这些努力似乎大多仅限于言辞或小规模项目。中国不仅从未接受过叙利亚难民，还对民间组织针对叙利亚或该国难民的海外援助项目限制重重。例如，2023年3月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后，中国民间自发组织了几支救援队伍进入叙利亚援助，却均因使馆与应急部门的要求在尚未完成相关工作的情况下返程。

同时，在对阿萨德夫妇的吹捧中占据主流话语的民族主义者们，也往往只是将叙利亚人民视为新闻报道中没有温度的数字。他们时常拿着叙利亚相关的段子开玩笑（如“叙利亚战损风”、“我从叙利亚回来都没有伤得这么重”），对难民恶语相向，责问对方“为什么不回家建设祖国”，甚至患有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诚然，在中国民间社会，也有许多自发关心叙利亚人民的个人与团体。例如，在叙利亚地震后，叙利亚驻华使馆堆满了中国民众捐献的物资，但却由于使馆运力不足而无法将物资送抵灾区。相比起这一次阿萨德夫妇访华的行程安排，或许这些物资才更需要直达叙利亚的专机。

中国舆论中的阿斯玛：民族主义与传统性别框架下的“第一夫人”

一方面，阿斯玛必须是“爱国”的，同时，将阿斯玛塑造成为战争、制裁、病魔困扰之下的多重“受害者”。另一方面，阿斯玛也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

为何在西方被誉为“屠夫”的独裁者及其夫人，能够在中国舆论中获得如此“正面影响”？在普通中国民众的心中，“叙利亚”一直以来是带有滤镜的。叙利亚内战的动态是复杂的，因为其不仅涉及内部多方势力的拉扯，也受到外部各种角色的影响。各方，无论是政府军、反对派、极端组织，还是库尔德人，在获得相对权力后，都对治下的人民进行过控制、镇压、甚至屠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在中国主流话语里，对于叙利亚内战的真相似乎只有一种——把阿萨德政府视为叙利亚人民的唯一代表，将其描绘为外国介入内政的绝对受害者，否认该政权任何负面行为。缺乏好奇心与其他信息来源的人们理所应当把这种议程设置当做了现实。

目前，在中国主流舆论的叙述中，阿斯玛的故事是这样的。成长于移民英国的叙利亚高知家庭，阿斯玛自小相貌出众、成绩优异。在伦敦国王学院获得计算机科学与法国文学双学位后，她先后进入德意志银行与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部门工作，能力不凡，时尚品味极佳。2000年，她正准备攻读哈佛大学MBA学位，但在大马士革的姨妈家度假时，她结识了巴沙尔，两人一见钟情。阿斯玛放弃放弃学业与工作，与巴沙尔完婚。“抛弃”英国国籍回到叙利亚后，她不仅生育了三个孩子，还作为“第一夫人”积极投身公益，用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爱。内战后，很多人质疑她已逃离叙利亚前往海外避难，她立即出席公开活动驳斥谣言、表达对丈夫的支持，反对西方制裁尤其是美国对叙利亚问题的干涉。甚至在确诊乳腺癌后，仍保持优雅、笑对病魔、热心公益。“阿斯玛十年如一日地支持着丈夫，与民众一同见证了战争，也终于看到了巴沙尔总统即将走向胜利的曙光。”

大陆媒体对阿斯玛的“溢美之词”体现了中国政府竭力推崇、并为许多民众广泛接受的民族主义与传统性别主义价值观。一方面，阿斯玛必须是“爱国”的。在中国舆论中，美国被长期塑造为“敌人”，是世界一切苦难的来源，反抗美国具有“天然的正义性”。阿斯玛“抛弃英国身份”、“回到祖国参与建设”、“在战争中坚守”、“反对西方制裁”等标签，完美契合了中国官方话语中对于“爱国主义”的定义。自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观众并无意追求真相，并容易为这种“牺牲自我、成全国家”的“爱国女性形象”所吸引。同时，将阿斯玛塑造成为战争、制裁、病魔困扰之下的多重“受害者”，进一步激起中国民众对于美国与西方的仇视，从而使他们放弃了解阿萨德夫妇对叙利亚人民犯下的暴行。除了阿萨德夫妇以外，基于毛时代以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价值观，中国官方与民族主义者们热情拥抱了普京、塔利班、哈梅内伊等盟友，为他们对抗美国的“坚持”与“胜利”摇旗呐喊。

另一方面，阿斯玛也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中国官媒热衷于书写传统性别框架下的“第一夫人”与政治女性。近年来，他们不断强化“习大大”背后的“彭姐姐”/“彭妈妈”形象，在出席外交场合时不断宣传彭丽媛的气质与仪态。同理，“漂亮”、“优雅”等词语是大陆媒体持续为阿斯玛贴上的标签，并试图将外在的美丽与内心的善良挂钩。西蒙娜·波伏娃对于上世纪女性处境的评价如今仍然适用：“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姣好容貌是一种武器，一面旗帜，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

也正是因为精致的外表，阿斯玛的“遭遇”才能因其更多民众的同情与敬佩。“打扮不仅仅是修饰，它还表明了女性的社会处境。”在陪同丈夫出席外交场合中的精致打扮，同样显示了阿斯玛依附于丈夫总统身份之上的“第二性”角色，使她成为代表巴沙尔权威、形象与身份的符号。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中所表达的，“这些符号的意义是在女性之外构成的，其功能是帮助延续与增加男人所把持的象征资本”。大陆媒体讲述的阿斯玛人生故事，体现了一种反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女权”退回“中东贤妻良母”的路径。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母亲，阿斯玛都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善解人意、不离不弃的“贤内助”，成为帮助巴沙尔维系盟友、美化国际形象的外交工具。

事实上，大陆媒体与学者们都了解事实，但国内的言论控制令他们无法发声。一位媒体工作者表示：“我已经被审查过度了，只要关于叙利亚或阿萨德政府的负面消息，都不可以被书写。”也有学者表示：“我非常反感那种为了自己专业的片刻高光时刻，而不顾事实与良心的谄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政府高层也知道阿萨德一家人的成色，但涉及到国际博弈，这就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座谈会上，校方采用叙利亚著名流亡诗人阿多尼斯的诗歌来迎接阿斯玛，而阿多尼斯在2011年6月后曾多次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过要求巴沙尔下台的诉求。同时，在献给阿斯玛的阿拉伯语书法中，本意为“中国叙利亚友谊长存”的作品却似乎因错把阿拉伯语单词“عاشت”写成“عانت”导致了寓意的天差地别——“中叙关系遭受重创”。目前，尚不知道这些行为是失误还是有意为之。

叙利亚人民的声音：统治阶级能否代替庶民发声？

只有在叙利亚的街头与当地人民的口中，人们才能认识真正的阿斯玛。或许当地有人认为阿斯玛与巴沙尔造成的屠杀无关，但她正是为政权的暴行积累财富的人。

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阿斯玛表示，叙利亚战争已经造成50多万人死亡，在战争中受伤、致残者更不计其数，并认为士兵在战争中作出的牺牲是叙利亚政府永远无法弥补的。然而，死亡人数完全是由西方势力与反对派造成的吗？这些士兵的伤亡又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吗？答案是否定的。巴沙尔素被称为“屠夫”，造就了无数屠杀与流血事件，至今针对平民发动了超过300次化学武器袭击。例如2012年5月25日发生于霍姆斯省的胡拉大屠杀，联合国监督员证实至少有108个平民遇难（其中有49个儿童）、超过300人受伤。

同时，叙利亚强制兵役，在叙利亚内战前，所有18-42岁的男性都需要服两年兵役才能够获得最高学位证书。内战后，服兵役意味着真正走上前线，两年服役期也因冲突的持续而变得遥遥无期。兵役只能以下几种原因而豁免或推迟：家中的独子或男性子嗣其中一个可得到豁免，以便照顾家中长辈；患有疾病或身体残疾的人可得到豁免；需要继续学业的男性可以申请延迟入伍，直至完成学业；男性也可以通过交付罚款而免除兵役。豁免罚金一开始是8000美金，后来涨到1-2万美金，甚至连残疾或身患疾病者都要缴纳一定罚金才能得到豁免。

自2019年底黎巴嫩经济危机以来，叙利亚的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货币持续贬值，国内通胀严重。今年5月初以来，叙利亚镑已贬值80%以上，并且没有任何回升或保持稳定的迹象。普通叙利亚人已经捉襟见肘，正在为维持餐桌上的食物而苦苦挣扎。截至8月16日，国家工资已增加至每月20万叙利亚镑/人，约合12.5美元，而联合国估计叙利亚政府军控制区每月最低食品成本为135万叙利亚镑（90 美元/人）。欧洲大学学院的一项报告指出，叙利亚人平均每月从国外亲戚那里收到100至200美元以勉强度日。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叙利亚人更无法负担高昂的入伍豁免费用。叙利亚青年男性或找机会逃离国家，冒着被海浪吞噬的风险成为难民；或不断延长自己的学业，推迟入伍时间；没有任何选择走上战场的穷人，甚至在对抗中故意打伤自己，以成为伤员而离开军队。

与此同时，叙利亚生存条件也十分艰难。战争破坏了许多建筑物，而今年初的地震造成更多的流离失所。整个叙利亚处在电力与能源短缺的状况之下，许多城市每天只有不到2个小时的政府供电，且分次供应，每次供应0.5-1小时。由于政府无法供应足够的油气，黑市价格迅速上涨，远远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燃料和柴油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农业生产、发电、供暖与交通等各个方面，增加生产成本，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

然而，叙利亚人民为了生存的苦苦挣扎，都并非阿萨德一家人的日常。阿斯玛并没有像大陆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放弃英国国籍”，而是仍然拥有叙利亚与英国的双重国籍，这也使她即使受到西方制裁还能自由穿行于英国。而她的两位儿子现已成年，却从来不用像两位同龄人一样考虑战死沙场的可能。2020年，当83%的叙利亚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巴沙尔的表弟拉米·马赫卢夫曾向媒体爆料，巴沙尔花费约3000万美元购买了一幅大卫·霍克尼的画作，作为送给妻子的礼物。去年 10 月，阿斯玛还被拍到穿着价值4500 美元的2021年华伦天奴连衣裙——至少是当时叙利亚平均工资的200倍。

只有在叙利亚的街头与当地人民的口中，人们才能认识真正的阿斯玛。或许当地有人认为阿斯玛与巴沙尔造成的屠杀无关，但她正是为政权的暴行积累财富的人。在大马士革老城的中心，一家装潢华丽、供电充足的商店藏在旅游纪念品店之间，销售国外进口的奢侈品。当地人表示，这家商店的主人是阿斯玛，并称她控制了大马士革所有金银制品的销售权。同时，外国游客也见证了在人均月收入不足20美元的叙利亚，阿斯玛办起了入场门票5美元的圣诞市场，卖起了5美元一杯的德国热红酒。阿斯玛似乎想要通过这些营造出她所怀念的西方格调，但这远远超出当地人民的消费能力。阿斯玛在凤凰卫视的专访中还表示，“制裁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我，我的兴趣和生活都在叙利亚。因此，唯一可以制裁我的人实际上是生活在叙利亚的叙利亚人民”。显然，她在一定程度上说了实话，制裁并没有真正影响到她的生活，但叙利亚人民的境遇，似乎也与她无关。

事实上，阿斯玛早已成为叙利亚经济的中枢，其商业版图涉及房地产、银行、电信等重要领域。作为政策制定者与投机者，阿斯玛掌握着叙利亚遭受重创的经济的关键杠杆，帮助阿萨德家族巩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同时，她领导的非政府组织帮助巴沙尔建立了庞大的赞助与融资网络，并控制着国际援助资金与物资在该国的流向。202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自2011年以来国际援助已涌入叙利亚的金额已超过400亿美元，但仍有超过81%的当地人口仍然需要某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阿萨德政权要求外国捐助者与叙利亚红新月会及阿斯玛创立并控制的叙利亚发展信托基金两家组织合作，二者常被指控将援助用于政治目的，或地将数百亿美元的援助转移给有政治精英。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联合国表示，其与叙利亚发展信托基金的合作伙伴关系已变得“更加有限”，只是基于其“机构角色”的必要性。诚然，阿斯玛确实在国内援助项目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些行动具有表演性，相比起她从中获得的利益，这些援助只是杯水车薪。

显然，作为利用战争致富的阿斯玛并没有权利代表“她的”人民。质问“庶民可以说话吗？”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曾在接受采访中表示，“有基本平等时，人才成为人，但一旦置身于否定生命平等的地方，人们就会产生极端的暴力。不仅如此，在这种情况中，人们也会失去对死亡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底层人民只能以死亡来发声，就像布瓦吉吉（引发阿拉伯革命的突尼斯商贩）和（乔治·）弗洛伊德（因美国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的非裔美国人）那样。”然而，纵使叙利亚人不断在国内的战场、在地中海的波浪、在国外的难民营中用生命来昭告阿萨德政权的腐败与独裁，他们的声音却轻易地被阿斯玛简单的外交尝试所抹杀。

“女性是一种处境”

她或许再也无法真正感受到弱势群体的痛苦。

在传统战争与民族主义叙事中，战争与和平具有强烈的性别化意涵：男性代表冲突，女性象征和平。由于“母性本能”，女性在传统战争中往往承担照护者的角色，或在在后方等待家人的归期。然而，女性必然是和平主义者吗？对于这个问题，历史给出的问题是否定的。上野千鹤子认为，“女人不会因为身为女人而自动变为和平主义者”。

在传统战争中，女性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协助战争、摇旗呐喊，甚至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助推器与啦啦队。同时，历史上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运动与各国派驻海外的军队均招募了大量女性，她们中的许多人和男性一样参加战斗。除此之外，有关女性主义的历史研究早已指出，众多国家的女性参政权倡导人都会表现出种族歧视的一面。女性与和平之间的关联并非本质主义，女性也会在特定情况下与政权合谋，成为暴力的机器。

诚然，阿斯玛就是这种性别化叙事中的反面例子。一方面，她善于利用这种女性与和平的传统联结，积极塑造自己热衷公益、关心弱势群体的女性形象，以达到公共宣传的目的。阿斯玛通过这种女性形象获得更多国际援助人士与机构的信任，从而帮助国家政权获得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她的个人认同中，她作为国家权威的象征与家族利益维护者的角色远高于她自身的女性身份。为实现财富积累，她必须践踏底层民众的利益。

但当因为内战逃亡的难民像挤在严重超载的救生艇在地中海的波涛中祈祷成功达到彼岸的时候，被制裁的阿斯玛或许正乘着专机周游世界；当被战争与地震摧毁房子的人们在冬日凌冽的寒风中寻找容身之所时，阿斯玛或许正在犹豫应该收购哪处房产；当面黄肌瘦的孩子们被迫在垃圾堆中翻找食物时，阿斯玛或许正在享用豪华的晚宴……

“女性是一种处境”，当阿斯玛通过财富跳脱出这种处境、成为权力的共谋时，她或许再也无法真正感受到弱势群体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