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烏干達激進酷兒女性主義者倪斯黛：以「冒犯」為武器，「我的嘴裏開不出玫瑰」

「女人沒有國家？」專欄，名字源於伍爾芙的一句話「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們保留了一個問號，希望能從問號出發，與你探討女性和國家的關係，聆聽離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經驗。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符雨欣。本期專訪烏干達酷兒女性活動家倪斯黛，討論在烏干達，哪些因素妨礙性別權利的爭取、國家通過哪些話語將自己人變為敵人。

今年5月底，東非國家烏干達通過了被稱為「全球最嚴厲」的反同性戀法案，進行同性性行為者將可能被處死刑；宣揚同性戀觀念者，則可以被判最高20年有期徒刑。「非洲」似乎予人一種「反同」的印象，54個非洲主權國家中，目前有32個國家有反同性戀法律。

「不同的非洲國家對待性別問題的方式不同，當人們說非洲有同性戀恐懼症時，忘記了非洲並不是均質的，」自我認同為「激進的酷兒非洲女性主義者」的倪絲黛向端傳媒記者表示，「以南非為例，同性戀在種族隔離政權結束後即不再是犯罪。現在同性民事結合或同婚都是合法的。」

作為烏干達乃至非洲最著名的性別權益活動家之一，倪絲黛（Stella Nyanzi）原本是醫療人類學家，曾深入田野研究愛滋傳播、出租車司機的性態度、青少年性關係等主題。在2009年烏國首次提出反同法案後，這位同儕眼中安靜的學者轉變為大膽挑戰當局的公共知識分子，不斷為同性戀及女性權益發聲，遭受過多次逮捕與監禁，並在去年被迫流亡到德國。

非洲各國近年來不斷上演關於同性戀權益的立法鬥爭，尼日利亞和岡比亞通過反同法案，而莫桑比克、安哥拉、博茨瓦納和加彭則成功地除罪化。烏國的首個反同法案曾經由於民眾訴願而被憲法法院撤銷，但今年再次捲土重來。倪絲黛認為烏干達社會的恐同態度是英國殖民時期法律的產物，也受到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宣傳的影響，但烏國的保守論述經常指責同志運動是「境外勢力」。她在研究中分析地緣政治對烏國恐同心態的形塑，並爭取「非洲人也能是同性戀者」的空間。

她的抗爭方式被稱為「激進的無禮」（radical rudeness）。烏國傳統習俗允許育有雙胞胎的婦女擁有發表大膽言論的特權，她在電視直播中自稱為「擁有大陰道的雙胞胎母親」，在詩作中要求總統「用那沾滿血汙的國旗製成的內衣，從我噘起的唇上將吻拭去。」2016年她在烏干達知名的馬凱雷雷大學經歷了僱傭合同爭議，憤怒地進行了裸體抗議，被保守派攻擊為「瘋狂的潑婦」，「企圖在烏國宣揚同性戀理論」。

當政府拒絕她所發起的要求國家為女學生提供月經用品的倡議後，她在臉書上稱烏國總統為「一對屁股蛋」而遭到逮捕入獄；此後她再次因辱罵總統已故的母親入獄服刑16個月，她在獄中所寫的158首詩出版為《我的嘴裡開不出玫瑰》（No Roses from My Mouth），受到讀者的歡迎。

到達德國流亡的倪斯黛仍然十分活躍，不僅參與歐洲本地的性別、移民、氣候正義倡議，也曾經返回非洲大陸上的南非與迦納參加活動，但作為烏干達社交媒體上最重要的異議者之一，她最關注的仍是烏國的狀況，並持續透過臉書等平台保持影響力。過去烏國當局曾懲罰她的家人與男友以威脅她噤聲，在接受本次採訪前一天，她在烏國的男友亦因抗議一個石油開採計畫而險遭逮捕。

面對烏干達當局及反同勢力的脅迫，烏國的性少數群體及同志運動正在如何生存與抗爭？宗教、殖民歷史和本地種族、民族建構等力量，在烏干達如何結合起來，達到共同「反同」的效果？烏國女性運動又是怎樣的處境，和同志群體之間是怎樣的關係？在與端討論這些問題的同時，倪絲黛也分享了作為一名活動家、學者與藝術家，如何看待這些議題和自己身上的交叉性。

以下為對談節錄。
端=端傳媒

倪=倪絲黛

烏干達同志處境

端：世界目睹了烏干達政府通過了反同性戀法，根據該法案，同性戀者將會面臨死刑，已經有一些人被指控違反該法律。請問同性戀者在反同法案通過後是如何應對的？是否可以讓我們了解Ta們目前的處境？

倪：我必須說烏干達同性戀者的狀況無法一概而論，有些人非常貧窮，有些屬於中產階級；有些人是跨性別者，有些是同性戀，有些是順性別者。

跨性別者以及不符合性別常規者（gender non-conforming individuals）由於展演不同的性別，特別容易被鎖定。因為恐同者主要是從外貌來判斷哪些人是同性戀者。男性中的女性化者和女性中的男性化者，一直是首先受到恐同者以及國家官員（如警察、律師以及告密者）攻擊的主要人群。

恐同者可能會錯誤地解讀性別信號，因為並非每個不符合性別常規的人都一定是同性戀，但也不是每個生理性別符合性別認同的順性別人都一定是異性戀者。我認為受到最多攻擊、逮捕以及被家人拒絕的人是跨性別女性，我就知道一位差點被閹割的跨性別女性，儘管她有男性生殖器，但遭到住家附近年輕人的襲擊。他們脫去了她的衣服，幾乎割掉了她的生殖器，他們說妳想成為一個女人，那就讓我們割掉妳的男性性徵。她們受到殺害和威脅，因為非常容易被辨識出來。

端：還有哪些人群也受到影響？爭取同性戀者權益的組織還能夠運作嗎？

倪：受到影響最大的第二類人是與未成年人打交道的人，比如老師、牧師、足球教練等，這些人因為「同性戀者正在引誘兒童」的謠言而受到攻擊。為什麼呢？因為反同性戀法案的一個主要宣稱就是「保護兒童免受同性戀者的侵害」，這些立法者將同性戀者描述為變態的戀童癖者、四處性侵兒童，但這不是真的。

今年3月，烏干達津加市（Jinja）的PMM女子中學的副校長莉迪亞.穆科達（Lydia Mukodha）和她的戀人就被逮捕了，她們住在同一所房子裡，被流言宣揚，於是家長們跑到學校，媒體和民眾帶著相機鏡頭湧入學校，高呼「把我們的孩子從學校帶出來，我們不想讓這些同性戀教師吸收和腐化我們的孩子。」

再來受到攻擊的對象就是同性戀組織。LGBTIQ支持組織遭到警方搜查，他們的電腦和文件檔案被警察沒收，許多人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指控並被關進監獄。

實際上，在法律正式通過之前，國家層面就已經有行動。2022年年底，在反同法案還正在進行立法及討論的時候，非政府組織管理局就已經提出了一份封殺和調查的清單。烏干達的非政府組織管理局，援引仍在國會討論和辯論中的法律，關閉和取消了許多組織的運作許可，去年由55個團體組成的聯合組織「烏干達性少數」（Sexual Minorities Uganda，SMUG）就被命令關閉，他們的執照被收回。很多組織租賃的辦公場所被取消或收回，有些轉移到政府找不到的地方，很可能同性戀者也聯絡不到Ta們。

我們從殖民者那裡繼承的《1950年刑法典》稱「違背自然秩序的性行為屬於犯罪」，而在2005年，我們的憲法也經過修改並將同性婚姻定為「犯罪」。所以在烏干達，任何註冊的LGBTIQ支持組織都是在「同性戀有罪」的前提下建立的，也有許多其實没有註冊，因為如果明確註冊為支持LGBTIQ的非政府組織，很容易受到犯罪指控。

沒有註冊的組織隱身在其他已註冊的組織中，例如女權組織或衛生組織。另外有些組織註冊為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的診所，但不會明確說明為LGBTIQ人士提供服務，很多社區支持組織没有正式地址和註冊文件，因為註冊非政府組織很困難。

端：同性戀者能夠逃離烏干達嗎？Ta們能否到其他國家尋求庇護？

倪：逃亡的故事經常受到媒體報導，但問題是出國對有錢可以旅行的人來說是一種解決方案，Ta們有護照及文件並且可以獲得簽證，但並非每個人都能負擔得起。媒體的注意力集中在獲得外國簽證以及公民身份的人，問題是很多人没有辦法旅行。

我知道一些跨性別者真的很想離開烏干達，但在旅行文件方面遭遇困難，Ta們已改變自己的外貌，有些人長期束胸，有些人做了性別重置手術或正在服用荷爾蒙，因此Ta們的長相與證件上有異。有些較貧困的人不容易獲得旅行文件，有些人有證件但没有錢，或没有可以去的地方。

鄰國肯尼亞曾經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但肯尼亞現在也有一項由保守派國會議員提出的新法案，如果這項法案通過，肯尼亞將不再是烏干達同性戀者前往的安全之地。

我知道有些人受到家庭的脅迫，如果你要繼續做這個家庭的孩子，繼續使用原本的名字，那麼你必須公開拒絕同性戀，我們將為你安排娶妻生子。家庭像這樣藉著強迫婚姻控制他們的孩子，試圖擺脫同性戀的恥辱。

端：烏干達的同性戀者現在只能獨自面對迫害嗎？

倪：工作還在低調繼續，許多醫護人員繼續在工作，這些工作有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世界銀行、美國總統艾滋病特使計劃（PEPFAR）等的支持，並且有預算和工作計劃，所以需要抗逆轉錄病毒治療（愛滋病的治療方法）的人不會因此停止獲得治療。這些工作也算是抵抗的一部分。

很多同性戀者仍然在生活，而Ta們仍然需要一切，仍然需要食物、教育、社區等，但這些服務現在也走向低調。服務提供者仍然提供服務，但不通過明顯的公開渠道。對我來說這是了不起的抵抗方式，因為我們不能面對政府的霸凌就屈服。

同運成為「境外勢力」？

端：在烏干達和其他國家，有什麼樣的因素使得反同性戀的力量如此強大，例如宗教或政治等等？

倪：我認為首先要意識到，擁有相同殖民歷史的國家，即被英國殖民過的英聯邦國家都擁有相同的遺產，那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法律。這些法條在我們的國家獨立時繼承到刑法典中，將同性性行為定為犯罪。因此幾乎所有前英國殖民地都有反同法律的存在，相較而言法國或葡萄牙前殖民地的狀況就不完全相同。因此我認為殖民歷史是一個重要因素。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宗教，絕大多數烏干達人都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此外還有同樣在殖民時期引入的伊斯蘭教和猶太教。近十幾年來又多了來自美國福音派的反同宣傳。

對聖經的解釋中引用了由於同性戀而受到上帝懲罰的所多瑪和蛾摩拉城，有些宗教信仰者希望將這些基督教的解釋適用到所有人身上，成為國家宗教。然而憲法非常明確地規定烏干達是一個世俗國家而非宗教國家。因此當人們說因為宗教原因，同性戀應該被禁止時，他們忘記了我們的憲法要求政教之間的分離。

非洲自己的宗教如何看待同性戀和不符合性別常規的身份？許多非洲傳統宗教對這些問題並不曾表示意見，而且那些不符合性別常規的人，經常會被視為由不同性別的祖先附身的靈媒。有許多非洲傳統的神職人員、靈媒和治療師，Ta們的性別認同不同於其生物性別。因此在非洲傳統宗教或精神信仰中，一般不會邊緣化和歧視同性戀者。

端：除了殖民歷史與基督教這樣的因素對前殖民地國家的影響，在很多歐美國家或東亞國家，反性別權利運動也在不斷攻擊性少數群體。你曾指應該把這些狀況與烏干達等非洲國家的反同政治聯繫在一起分析?

倪：是的，新的反性別和反酷兒運動正在興起，一方面來自美國，例如我所談到的教會，美國去年也修改了墮胎法案，另一方面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新保守主義在歐洲一些國家抬頭，如匈牙利、波蘭、俄羅斯，這些國家已通過非常保守的立法或反LGBTIQ法案，這些也會對非洲國家產生影響。

我還想談談中國，因為當世界銀行撤回對烏干達等恐同國家的資金支持時，烏干達等國的立法者和政府官員的回應是，「我們不需要你們的錢，美國！歐盟！因為我們正在從中國獲得發展援助。」我們的立法者和政府官員往往會反駁對於歐美停止援助的擔憂，他們會說但我們將與中國建立新的合作伙伴關係，中國不以同樣的方式要求我們，也不要求我們支持民主。

非洲國家常常感受到有一個來自西方的人權議程，很多時候他們會爭辯說，「來自西方的人權保護意味著損害非洲國家主權」。所以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我們看到一種新的陣營態勢形成：非洲領袖呼籲團結，強調我們作為非洲國家的主權。

這意味著他們會教育國內年輕人，告訴他們「必須保衛我們的國界和青年，免受以人權及LGBTIQ權利為名的帝國主義侵犯」。所以公民們被灌輸，為了保衛烏干達的主權和國界，「必須剔除那些實行外國議程的同性戀者」。

作為泛非洲主義者，我一直告訴人們，我們必須反對歧視非洲同性戀者。他們既是非洲人，而且自豪地是非洲人，但同時也是同性戀者，Ta們並非來自任何西方國家。所有這些圍繞著國家主權、帝國主義、西方通過人權論述的支配等等而形成的地緣政治問題，也是不同的非洲國家如何定位自己是否通過反同性戀法律的原因。

端：那麼在烏干達的國際組織是如何回應的呢？

倪：上個月也就是2023年8月，世界銀行決定停止向烏干達未來的計畫提供資金。這意味著外國援助、補助金以及貸款將減少流入烏國，原本這些資金可能流向行政機構、總統、政府官員、私人銀行帳戶，當這些資金被撤回時，就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壓力。

人們希望有更多國家也會採取類似的做法。 許多LGBTIQ活動家已經致函各種外國雙邊合作夥伴，有些人進行個別遊說，Ta們要求外國大使館停止向那些支持反同法案通過的國會議員和部長發放簽證，這些政治人物經常到美國、歐洲或印度接受私人醫療服務。

端：針對嚴重侵犯人權的情况，烏干達民眾是否仍然可以去法院尋求正義？他們會由於同性戀身分而無法尋求正義嗎？

倪：我認為烏干達的憲法不是僅僅為某些人而存在的憲法，我相信法律必須平等地適用於我們所有人，不管你的性別、性取向、婚姻狀況如何，法律都應該是法律。如果一個人的就業權益被雇主濫用或被解雇，可以將此事提交勞動法庭。這與同性戀無關，這是關於妳的就業權利。

但同時很多人已經不再信任法院，因為法院非常不公正，尤其是如果一個人很窮，沒有受過教育，尋求補救和正義是昂貴的。還有許多同性戀者、酷兒、非二元性別者害怕法院，是因為警察或法院很容易利用他們不符合性別常規的身份做文章，恐同氛圍使得這是非常容易的，有時候當人們因為某項罪行、指控或問題而去法院，Ta們的同性戀身分會突然被加到案子中。往往每當有人被指為同性戀時，就會出現許多鼓譟和仇恨言論，然後原本案件的焦點就被模糊，法院開始聚焦同性戀議題。

儘管我相信法律應該平等對待每個人，但我們可以看到性少數群體以及窮人更難信任法院系統。法院已經被政治化了，無論是批評的聲音、異見者、屬於反政府黨派的人，都很容易在法庭上遭受不公正待遇。很多時候我們這些反對派人士會在法院輸掉，不是因為法律認定我們是有罪的，而是因為法院系統的政治化。

端：2014年民眾請願曾經讓反同法案撤回，現在的民意或請願者還具備這樣的意願和能力嗎？

倪：關於2023年反同法案的一些訴願已經提交給憲法法院，這是烏干達可以修改或完全廢除整個法律的法院。2014年時，當訴願提交給憲法法院後，因為穆塞韋尼需要到美國參加美非領袖峰會，我們很快看到他指示法院撤銷法律。訴願者希望某些政治或外部壓力會起作用，使得憲法法院再一次撤除反同法案。

不過如果要倡導改變法律，最根本的就是需要社會改變對待性少數人群的態度。在烏干達有很多負面宣傳和虛假訊息在公眾乃至於立法者中發生，例如說「同性戀者會引誘兒童」，或稱西方國家正在向烏干達年輕人灌輸外國文化，從而危害了烏干達的主權。我認為需要重新教育烏干達公眾、法官、立法者、警察。

跨國的合作很重要，無論是在非洲國家或其他地區，與國外的組織結盟，以便傳達烏干達人的聲音，因為有時在烏干達發聲是危險的。另外與不屬於LGBTIQ群體的夥伴合作很重要，女性主義者一直很重要，人權推動者也很重要。還有軍警、法律和秩序、以及例如健康領域，如果衛生部的技術官員願意確保所有烏干達人都能夠獲得服務，或許也意味著LGBTIQ人群也能夠獲得服務。因此與其他可能沒有酷兒議程的夥伴結盟是重要的，以確保即使是異性戀和順性別的盟友也認同抗爭。

新的反同法律使得「宣揚同性戀觀念」可能被判處20年監禁。女性主義者生產的不一定是同性戀知識，而是女性主義知識，但也可能被攻擊為宣傳同性戀。我認為這一切都很重要，教育、資訊、結盟、施加外部壓力、法院請願都是重要的抵抗形式。

異性戀國族下的性別壓迫

端：您已經說到國族主義與性別壓迫之間存在聯繫，而烏干達的國民被同質化地定義為黑人男性與黑人女性的結合。這顯示烏干達的國族建構圍繞著強大的異性戀框架而展開。您是否認為我們可以將烏干達或其他國家目前的性別壓迫，與國族主義和排外聯繫起來？

倪：我認為，國族主義愛國主義論述的一部分是關於創造邊界和界限，然後將內部人員保持在內部，將外部人員排除在外。對我來說烏干達的許多國族主義論述因此引入了異性戀至上主義、種族主義、排外以及非常父權的秩序，其中順性別男性高於順性別女性，「關係」總是陰道、陽具，沒有其他的東西。 最好的關係應該是「產生兒女」，以延續烏干達的異性戀至上父權國家。

任何不屬於黑人、不屬於強壯的男性保護者、不屬於順從的生兒育女的女性者，都被這樣一種國族建構排除。烏干達獨裁者伊迪·阿敏（Idi Amin）曾驅逐烏干達的印度裔，我們曾有過「一個人不能既是印度人、白人、混血兒而同時是烏干達人」的爭議，烏干達屬於黑色種族。這是個確保只有黑人可以聲稱擁有烏干達特性的種族主義話語。

我們曾經有過白人或亞裔想要競選國會議員的爭議，對於他們看起來不夠黑，以及與他們的身份相關的問題。所以種族是我們民族主義論述中的重要成分。

另一個成分就是異性戀至上主義，即不是異性戀的任何事物因此都是「不自然的」，因此「不是屬於非洲的」，是一種「疾病」，是來自西方、東方或非洲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強加」。這種排斥非異性戀者並建立異性戀至上秩序的方式是有問題的。

所以種族主義、異性戀至上主義、父權主義都很重要。這意味著「排外」在烏干達人定義誰屬於內部，誰不屬於內部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烏干達有著龐大的難民和庇護者人口，因此令人不禁懷疑這與排外心態如何能夠並存？

端：我很好奇，這只是針對不同膚色的人，還是也包括其他非洲國家的黑人？

倪：我們有著部落主義的問題，部落主義圍繞著哪些部落是劣等部落，哪些部落屬於執政黨，哪些部落地位應該較低，哪些部落有資源可以獲取，哪些不能。因此我們看到資源、工作機會、投資、貸款以及貿易機會都先分配給總統家族的部落成員，然後才分配給其他人。

但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在地緣政治關係方面，烏干達有著在政治上對外國人進行指責和羞辱的歷史，在總統選舉中經常聽到這樣的指責，「哦！那位總統候選人不是烏干達人，他來自盧旺達，他來自肯亞，他來自蘇丹，因此不符合參選資格」。

除此之外，我還想說我們有著深刻而痛苦的戰爭歷史。獨裁者伊迪·阿敏曾經想要從坦桑尼亞佔領一塊土地，那是卡蓋拉河（Kagera River）周圍的肥沃地區，於是我們經歷了與坦桑的漫長戰爭，事實上伊迪·阿敏正是被坦桑軍隊和烏干達叛軍推翻的。我們與坦桑尼亞、盧旺達等國的關係一直很困難，與南蘇丹和剛果金也曾經發生戰爭。我認為唯一友好的鄰國是肯尼亞，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族裔主義和排外。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白人的崇拜。類似「中國人和印度人非常富有」的刻板印象也非常多。而對某些人來說黑人是「不如白人」的，我們看到這種種族等級制度仍存在於烏干達，人們認為要文明就要像白人一樣。如果你想向前走，就要看向東方或西方，而不是回頭看自己的家鄉。

端：你之前提到了與女性主義團體建立聯繫和合作的需要，婦女權利和女性主義組織在烏干達目前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同時因為宗教和性別的交叉影響，是否也有反同的女性主義者？

倪：就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運動而言，烏干達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國家。我是一名激進的酷兒女性主義者。但許多保守的女性主義者不認為跨性別權利是女性權利，她們因為特定的道德神學觀念而不認為酷兒權利應該納入婦女運動。

在烏干達，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罪惡的基督教女性主義者，不會與像我這樣的酷兒女性主義者坐在一起。因此婦女賦權運動是分裂、分散的。我定位自己為激進的酷兒非洲女性主義者，而一些非洲女性主義者認為妳不能既是非洲人又是酷兒，因此我的身份已經面臨衝突。

現在烏干達是一個將穆塞韋尼的獨裁制度讚揚為女性賦權的國家，作為女性我們應該感激政府將婦女從廚房中帶出來，帶我們進入議會。我們應該感謝獨裁統治，將婦女從農田和後院帶到公共職位，是嗎？在穆塞韋尼的執政下，烏干達實施了長期的婦女和女孩的平權行動。我們目前的總理與副總統是女性，我們有女性的法官、議員、部長，幾乎每個公共職位都有女性。因此如果妳想看到許多女性出現在公共領域，並將其視為婦女運動的指標，那麼數字會說話。

然而數字可以具有欺騙性。許多掌握權力的婦女沒有為更貧困、更弱勢的婦女謀福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烏干達仍然看到貧窮的年輕女孩無法上學的情況，因為她們負擔不起衛生巾和月經用品，如果婦女運動能為女孩的賦權努力，我們早就照顧好她們了。我要求穆塞韋尼政府為女學生提供衛生巾，但是他無法實現，他派妻子出來道歉說缺少經費。

婦女仍然在不衛生的村莊設施中分娩，由傳統的助產士使用過時的草藥與助產知識，因此仍然會因缺乏醫療支持而死亡。婦女由於懷孕和缺乏避孕手段而中途輟學，婦女失業並無法獲得好的就業機會，婦女仍然需要丈夫點頭才能找工作或做生意，或仍然需要兄弟和父親的允許才能擁有財產。

因此一方面我們在公共職位上的婦女人數增加了，但是由於父權體制，由於我們有一個認為女性比男性低下的厭女政府，烏干達女性仍然缺少權益。在此同時酷兒及跨性別女性甚至不被承認。如果順性別女性都面臨所有這些問題，那麼在烏干達，對於非傳統性別者，她們在性別話語中根本毫無位置。

端：是否已經有一些努力，比如更多的合作或夥伴關係，或者加深理解，以減少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分裂？

倪：我認為像烏干達女性主義論壇（Uganda Feminist Forum）這樣的組織已經做了一些工作。有一些酷兒女性因為她們的政治立場和實踐，選擇進入非常保守的女性主義空間。有些社會組織以及捐助者或資助者會要求不同女性主義派別之間有所合作。然而，我認為許多稱之為女性主義的發展援助工作，仍然對烏干達婦女運動內的這些差別視而不見。因此雖然有些工作已經開始，但還有很多需要做的。

端：當你在烏干達著名的馬克雷雷大學社會研究所工作時，曾經與執掌該所的著名學者馬哈茂德.馬姆達尼（Mahmoud Mamdani）發生衝突，你進行裸體抗議引發了大眾關注，你自己是如何理解這場衝突的？

倪：馬姆達尼是位知名的學者，當2009年他就任社會研究所長一職後，我接受面試並開始擔任研究員，這一職位的工作內容是在社區進行研究、撰寫研究報告，這是我想要進行知識生產的方式。但他後來開始要求研究員必須額外承擔教學工作，當我要求重新談判我的僱傭合同時，他沒有聽我的意見，認為可以利用影響力，以欺凌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就像他對待其他的研究員一樣。我還對馬姆達尼說，如果我要教學，那麼我要教授關於非洲酷兒研究的課程，但也並未獲得許可。

我認為這場衝突實際上是關於年輕的激進女性主義者拒絕被大學的一個男孩俱樂部欺凌。有力的男性與馬姆達尼站在一邊，當他濫用人事管理政策以及侵犯合同中受到保護的勞工權利時，他們保護了他。許多烏干達人不理解我的爭議，但每當我談到這場衝突時，我都能自豪地仰頭。我非常感激自己，因為我挑戰了這個男人，挑戰了我的機構，挑戰了烏干達的勞工環境，質問的是誰在保護我們這些年輕黑人女性在烏干達大學的勞工權益。我認為我代表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弱勢學術人員。

馬姆達尼早先雖然支持我的學術研究，當研究倫理審批和許可遭拒時，他也曾支持我。但當我對他提出抗議後，他在接受新聞采訪時曲解我的非洲酷兒研究，說我想教烏干達學生同性戀，這引起了當時國內恐同症的強烈反彈。

詩與激進無禮

端：許多新聞文章都關注你的抗爭策略，稱之為「激進的無禮」。有時你進行學術書寫，有時你以詩意或戲謔的方式進行寫作。你是如何選擇不同的策略並在它們之間靈活切換的？

倪：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的問題在於它割斷了學術、藝術、行動主義和政治等等。我認為將藝術家和科學家、創意和邏輯區分開來是拖累的，因為我始終在所有時刻同時具有這些身份。我們應該被鼓勵發展不同的寫作風格。在非洲，人們同時說很多種語言，就像我會說盧干達語、斯瓦希里語，然後是英語和法語，現在我正在學德語，多語的人已經習慣了用不同的方式包裝知識，不是嗎？

我認為困難之處在了解觀眾，以知道最有效的溝通方式，但也決定為實現某種效果而打破該風格。誰會用詩與烏干達的總統交談呢？沒有人。總統扼殺了人文和藝術，他更喜歡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在烏干達的教育體系中，獨裁政權不看重人文學科。因此大多數人不太重視詩歌，這意味著沒有人應該用詩歌來與總統交談，這是一種反叛。

有時候我故意為了效果而寫得粗魯。還有其他時候，我寫只是因為我需要溝通，而最容易的媒介可能是詩歌，也可能是政論文章，我要定位的受眾將決定我選擇的文體和風格。但是在社群媒體上時，我不知道誰會閱讀我的內容，有可能是警察、網路暴民或國外的讀者，現在閱讀我的人跟10年後也並不一樣，作品有長期的生命。所以對我來說我只是單純寫作。我想寫一首詩，我想寫一篇帖子。

而我認為問題在於，那些讀過我的詩的人，當他們遇到我的學術作品時，他們會感到震驚，因為他們以為我只會寫詩。或者那些只讀好詩歌的人，當他們遇到或閱讀到我一些更簡單、瑣碎的詩歌時，也會感到震驚，也許我寫了關於我的女兒、食物或一朵凋謝的花。有些人只想把人歸類，但我想要發展多樣性，吸引盡可能多的人，我試著接觸不同的受眾。

端：在因為你的網路言論而被逮捕後，有沒有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 你是如何應對的？

倪：我編輯我的作品。我一直在進行自我審查。但對我來說，自我審查並不意味著我的觀點會變得不那麼激進。警察希望我禮貌，那麼為了向他們表明鎖定或攔截我並不奏效，所以我會刪掉一些好詞，加入更糟糕的詞彙。還有一種自我審查是為了保護我的孩子。當我開始寫作時，我的孩子還很小，很多時候他們對我寫的東西並沒有什麼想法。但現在他們有自己的意見和生活。很多時候他們會出來說，「哦，媽媽你能在寫之前讓我們看看嗎？」尤其是當我寫到他們的生活和故事時。

端：即使你現在已經身在德國，是否仍受到威脅？

倪：國家迫害的問題在於政府不會遺忘。有一段時間我在對抗旅行禁令，在三年的訴訟中，我控告了政府以及將我列入禁飛名單的機場和移民部門。當時我試圖離開烏干達，但被反恐警察攔下了，因為我被列入了禁飛名單。我非常有可能在一個名單上，上面寫著「如果她入境，就逮捕她」。

我的觀點仍然可以自由表達，我仍然批評政府，我仍然稱穆塞韋尼為「一對屁股蛋」。我用任何名字來稱呼他，所以流亡並沒有讓我的語言更乾淨。只要我仍然在文章中批評政府，那麼就仍然可能因此而被逮捕。如果他們因為「一對屁股蛋」和因為我寫了他已經去世的母親的陰道而逮捕我，那麼我仍然可能因為我寫的其他100個用詞而被逮捕。

如果穆塞韋尼的政府明天就要結束，如果通過選舉我們可以將他選下台，那麼我等到下次選舉回家就會安全。但現在穆塞韋尼正在培養他的兒子成為下一任總統，而兒子比他的父親更野蠻，他曾經刑求了在我之後流亡的小說家卡坤扎.盧基拉巴沙伊加 (Kakwenza Rukirabashaija)，他是個像他的父親一樣的軍頭。因此無論是穆塞韋尼或是他兒子的政府，都不能保證我不會受到迫害。

我如今生活在烏干達數千英里之外的地方。 我住在一個相對安全的城市，因為我並不指望間諜網絡會擴展到德國，但誰知道呢？獨裁者總是在流亡者、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前往的國家設置眼線。誰知道未來幾年會發生什麼事？例如我在2021年申請到肯尼亞避難，我們知道肯尼亞警察和士兵會抓捕難民並交付給烏干達政府，對異議者來說並不是一個安全的國家。

所以既然在肯尼亞可以組織情報網絡，聽說在南非也有一個烏干達情報網絡，誰知道在德國會發生什麼事？ 但到目前為止，我感覺相對而言我離的夠遠了。獨裁國家的問題在於，政府不僅會懲罰異見者個人，我的親戚、愛人、業務同事和合作夥伴仍在家鄉，所以有時為了讓我噤聲，穆塞韋尼政府會懲罰Ta們。雖然我相對比較安全，但誰知道獨裁政權如果想要懲罰和使我沉默會做什麼？

端：你如何看待一種把反殖民主義變得保守並用來壓制進步運動或同性戀運動的傾向？非西方國家一方面需要反對殖民，但同時也不能夠淪為封閉守舊。你認為非西方國家需要什麼樣的性別研究分析？

倪：首先我堅信世界上存在著各種不同的作為人類的方式。作為人類學家，我做的事情就是去到一個特定的環境，了解人們，了解不同的價值觀，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就是對於文化的研究。

但生活在今天，我也清楚文化、文化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已經被用來正當化您所稱之為保守主義的事物。我很相信流動、變革、靈活性和全球化，而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意味著沒有什麼傳統或文化會是純粹不受外部世界影響的。

我認為關鍵是去看人們真正是如何生活的。只要是人就有著差異和多樣性，我們不可能都一樣，不需要符合任何標準（不論是種族、性別或宗教的等等）才能合法地存在。我想如果我要回答您的問題，當我們面對歧視時，要記得世界上有著不同的人類存在方式，多樣性是重要的。